澳大利亚对华研究会由冷转热吗？
本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 达 乔 本报记者 唐 亚
编者的话：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但近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智库声音逐渐减弱的现象依旧存在，这引发了澳国内有识之士的担忧。今年4月，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澳大利亚重要智库“中国事务”因无法获得足够的政府资助以及受长期舆论打压而关闭。有澳媒表示，其他一些中国研究机构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就连反华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目前也面临可能失去政府长期资助的困境。有澳媒发出感慨，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澳大利亚去哪里寻找真正了解中国的专家呢？与此同时，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相关智库及机构有近40家，遍布中国各地。为何中澳两国研究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随着中澳关系的回暖，澳对华研究能否有明显改观？就这些话题，《环球时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澳失去一个可提供政策建议的宝贵智库”
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还重要吗？”曾在“中国事务”智库担任助理的乔瑟琳·切日前在澳大利亚新闻评论网站“珍珠与刺激”发表评论文章，直言“中国事务”成为澳政府压制中国话题的“牺牲品”。乔瑟琳·切写道：“‘中国事务’没有了，这是个悲剧。在澳中关系的关键时刻，澳大利亚失去一个可以提供政策建议的宝贵智库。”
乔瑟琳·切在文章中介绍说，“中国事务”负责人琳达·雅各布森是一名芬兰裔澳大利亚人，曾在中国工作20余年，包括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任职，曾担任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她于2014年成立“中国事务”，该智库的资金支持来自澳政府和力拓、普华永道等企业。文章说，雅各布森曾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释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与中国的关系需要接触、理解、品味其中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
当ASPI负责人巴希妄加评论“中国事务”的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很少达到向高级决策者提供的标准”时，乔瑟琳·切回应说，“中国事务”关闭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一批类似艾伦·金格尔在内的澳杰出外交政策分析家对莫里森政府反华言论的严厉批评。同时，“中国事务”曾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多次组织前往中国的考察团，并与中国官员交流互动，这些举动被当时的莫里森政府认为增加了“培育长期不当影响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事务”的现状，墨尔本大学副校长兼“中国事务”董事会成员迈克尔·韦斯利表示，“中国事务”成为此前澳对华政策的受害者，“该政策完全阻断有关澳中关系的所有对话”。
澳学者兼自由记者玛格丽特·西蒙7月初在《月刊》撰文称，“中国事务”先是被取消政府资助，而后其来自私营部门的募捐免税资格也被撤销，该机构还遭到来自新闻媒体的“特别调查”。西蒙表示，为调查“中国事务”消亡的原因，她进行了大量调查，有十几个采访对象“要么无法透露姓名，要么不愿透露姓名”，有几个消息源提到“间谍、外国干涉和安全威胁”，但这些“威胁”就像是“烟雾柱，不断变形、消失，再重新形成”。
《悉尼先驱晨报》前记者哈米什·麦克唐纳称，因雅各布森致力于中国研究，遭到澳媒长达4年的“围捕”，“中国事务”宣布关闭后，雅各布森离开已经居住10年的澳大利亚，回到芬兰。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建立起“反华”学术堡垒名声的ASPI也因“中国研究”而面临政府资助大幅缩水的窘境。《澳金融评论报》日前报道称，澳政府在7月底收到“战略政策资金外部审查”的最终报告，可能会导致ASPI失去从澳国防部获得的400万澳元（1澳元约合4.7元人民币）年度资助。
据报道，该审查由澳大利亚前外交和贸易部门负责人、现昆士兰大学校长彼得·瓦尔盖斯领导，目前澳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公开报告中的建议。有内部人士表示，400万澳元对澳政府预算来说“连一个四舍五入的误差值”都算不上，但对智库来说，这种连续而稳定的年度资助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目前以中国为重点的智库屈指可数”
与澳大利亚各类智库交流密切的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澳涉华智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校自设智库，其中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校智库，如悉尼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墨尔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也有智库以亚洲研究院一类的冠名，但其研究重点为中国，如乐卓博大学的亚洲研究院，此类智库得到高校经费支持，研究成员来自全校各院系，拥有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条件；第二类是挂靠在高校下的智库机构，大多由政府机构、企业或个人出资建立，往往针对性强，投入充分，成果转化渠道明确，但具有稳定性不够的特点，一旦投资方发生变化，就会面临生存危机，“中国事务”便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类是以独立名义设立的综合性智库，中国问题研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资金来源有个人，也有企业或政府机构，以号称“独立智库”的ASPI为例，其金主包括澳、美国防部以及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国际军火商等。
“坦率地说，澳大利亚目前以中国为重点的智库屈指可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劳伦森（中文名罗震）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国内目前可用于支持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源非常有限，这一现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显然不利于澳大利亚更好地了解中国。
劳伦森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是澳大学研究人员的主要资金来源，该机构历来支持中国研究。然而，在ARC最新发布的“发现计划”研究项目中，获批的421个研究项目没有一个是关于中国问题的。
劳伦森表示，这一情况反映的现实并非ARC或澳政府阻止中国问题研究，而是澳学者、研究机构和同行评审小组（一段时间以来 ）均没有优先考虑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工商业等行业资金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在明显下降。澳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很难向董事会推销支持此类研究的好处，因为这不太可能给公司带来直接的和短期的回报。
劳伦森说，有几个研究中心和智库广泛地关注亚洲，但不专门关注中国，而大多数澳高校内的中国中心主要是学校和院系学者建立的“虚拟中心”，不是进行研究的独立实体。劳伦森负责的澳中关系研究院是情况较好的一个。他说，悉尼科技大学对澳中关系研究院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去年还为后者提供了130万澳元的资助。
不过，劳伦森坦言，随着过去10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围绕中国的公开辩论变得更加激烈，他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比如，一些澳同行指责劳伦森是“叛徒”，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同情”北京。劳伦森认为，中国问题研究在澳大利亚已经变得严重两极化，他本人在工作中收到过法律威胁，甚至是死亡威胁。对此，劳伦森无奈地说：“这不是任何人在开始研究人员职业生涯时所期望的。”
当谈到澳大利亚高校是否会加强中国问题研究力度时，劳伦森称自己持悲观态度。他认为，除非澳大利亚政府为此设立专门资金，否则很难有更多大学加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队伍中来，至少目前没有证据看到这一趋势的出现，“尽管澳中两国的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长期发展轨迹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现状不利于鼓励年轻一代学者将中国研究作为他们事业发展的重点”。
“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具有原生动力”
陈弘说，澳大利亚的涉华研究一度呈现积极景象。本世纪初，澳大利亚开始加大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开展所谓“知亚”“知华”行动，包括增加高校亚洲研究课程、增加亚洲语言教学投入、推出向亚洲国家派送留学生的“新科伦坡计划”等，各类智库也纷纷成立或加强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到了2017年底，澳政府通过“反外国干涉法”，强行要求高校和研究院智库上报同外国（主要是中国）的合作项目情况，由澳情报机构进行审查，一旦认定有“外国干涉”嫌疑，就被要求终止。陈弘表示：“这导致大多数涉华学者噤若寒蝉，他们不愿意迎合反华势力说假话、污蔑中国，同时也经受着反华势力的高压。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充当起反华行动的帮凶，为虎作伥。”
与澳大利亚的对华研究遭到干预的情况相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始终稳步发展。即便在中澳关系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几乎没有减少，唯一的负面影响是来自澳方的反华政策和行为。陈弘说，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是一个国别研究的学术领域，自身就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动力。
据陈弘介绍，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围绕澳大利亚文学开展教学、研究和翻译。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领域开始拓展到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换言之，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有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原生土壤，而非出于政治或政策意图。“在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出于政府和政治势力对华战略的政治现实动机，中国研究直接服务于对华政策的形成、发展、落实和调整。”陈宏说：“随着中澳关系回暖，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环境和氛围会有所改善，但从整体大环境来看，对华负面思维仍把持着澳学术舆论场。”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那么，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还重要吗？劳伦森表示，像他一样有幸建立了专注于中国问题和澳中关系职业生涯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直言不讳地呼吁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无论人们对北京和澳中关系持积极或消极的看法，现实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及该地区的重要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并降低风险，对中国深刻的理解至关重要”。
陈弘则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澳民间也十分看重中澳关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援引澳中关系研究院6月发布的民调称，61%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系和纽带，并保持牢固的关系；还有62%的人表示他们看到了澳中保持良好关系的益处。有64%的澳大利亚人对澳中关系表示担忧，不过与2021年74%以及2022年73%的历史高位相比已有明显下降。
在与中国学者以及智库的合作方面，劳伦森表示，中国广泛存在的澳大利亚研究网络为支持澳中对话和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直认为澳大利亚“非常幸运”，能够看到一批对澳大利亚充满激情的中国学者，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群对澳大利亚感兴趣并且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劳伦森强调：“在澳大利亚和中国，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庆祝过去取得的成就，但这项宝贵工作继续下去的可行路径尚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