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坐镇武汉 华中擎天一柱
蒋先生便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作替死鬼。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十二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须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辞，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推卸责任嫁祸于人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迳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响，三十八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