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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类得奖作品〈消逝的渔民国特〉里的主角曾牵牛，生前自厦门回到金门家乡探亲，并赴台北向海军总部情报署长官陈情。（杨树清提供）

1999年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类得奖作品〈消失的卫星孩子〉里枫叶国的一群小留学生。（杨树清提供）

1999年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类得奖作品〈消失的卫星孩子〉版面。（杨树清提供）

本文作者杨树清为多次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类得主。（本报资料照片）

由北而南，在各种报导文学奖的评审或颁奖现场，总会发现一张张面孔，发出一些些惊喜，也让自己掉入那段穿梭时空进入田野的书写记忆。

那五位〈消逝的渔民国特〉

「土人啦！不识字啦！才会像一头土牛被人牵着走！」

1995年3月12日清晨6点半，雾雨天，桃园中正机场出境大厅，丝毫未觉自己已癌末的曾牵牛登机回到厦门前夕，异常疲惫，留下台湾之行最后一句叹息。

短短二个月后，1995年5月29日，曾牵牛病逝厦门，第二天迅即火化的告别式在料船头自宅举行；长期的煎熬，漫漫地等待，迟迟未小三通，无法通过不逾12海里的金厦水域直航回故乡，「这一趟从厦门到香港，再飞台北、回金门，真是要了他的命！」儿女们搀扶着牵牛的牵手傅美英，她无助地对着摄影镜头陈述，或者控诉。

1951年五位金门渔民，不识几个大字的陈炎、卢文、郑永、张水法以及曾牵牛，受雇于海军情报署，为国府传递情报、护送敌后人员登岸；海军口头承诺按月发放给每人一担「糙米」，一年三节再给半斤「赤肉」，作为酬劳，折抵粮饷。

5月19日第三度出使海上任务之际，他们的渔船给共军机帆船拦截，「身分」遭识破，先是被逮捕、审讯、入狱，再下乡牢改。四人受尽折磨，客死异乡，仅曾牵牛一人活了下来，晚年才得到「平反」。

挨到开放探亲的年代，曾牵牛三度跋涉两岸三地，并赴监察院及海军总部陈情讨公道，情报署却以查无受雇档案为由，拒绝任何形式补偿。经由《金门报导》社区报的长期调查追踪，再结合立委陈清宝、民间团体等力量多方奔走、协调下，海军总部终于承认了他们的身分，曾牵牛及其他四位「渔民国特」家属，每人可获70万台币慰问金；回居厦门的曾牵牛，在病榻上已来不及接收台北迟来的正义讯息，含愤而终。

追溯曾牵牛等五渔民国特悲剧的导火线，源自美军以五千万美元成立的「西方企业公司」进驻金门，大量组织反共救国军，也吸收渔民、征集渔船，借以搜集沿海共军情报，并进行游击作战来守住1949大撤退后的「最后岛屿」的背景因素。

1996台海危机那年，文字结合影像，我与伏流影像工作室的纪录片工作者张焕宇、曾吉贤，共同完成〈消逝的渔民国特〉，获得第19届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评审奖，并进行片名为《摆渡》的纪录片拍摄，拍了八千多呎胶卷后，因经费困难，无法进入后制，只好停摆。曾以〈几番踏出阡陌路〉获时报报导文学奖，后来当上监察委员的马以工在题为〈消失的渔民，失落的正义〉的评审意见中，收笔处写下：「这篇文章的优点是，除了真实活生生的悲剧和细腻反讽的文字外，作者的摄影作品及16mm影片，都可帮助我们更接近曾牵牛悲剧的一生」，「每当正义得以伸张，我们都会欢欣鼓舞，但不知在这个事件中，正义究竟是甚么？如何才能伸张？迷惘中大家都只有莫名的失落感吧！」

被命运捉弄的五个人，造成五个破碎的家庭；曾牵牛和他的同志们，来自同乡小说家吴钧尧也留下一声长叹，「但我知道，戏结束，悲剧还没有过去，曾牵牛也永远不会醒来」，「然而，曾牵牛总是为我醒来。每当翻阅〈消逝的渔民国特〉，曾牵牛总拉了拉他的黑色外套，手插口袋，沉默地望着看似广阔，实却狭隘难行的世界。这世界，完整如一出连续剧，曾牵牛、陈炎、卢文、郑永、张水法，以及我们，却总不是这出戏里的最佳男主角」。

那一群〈消失的卫星孩子〉

「我的家/在云的下面/从一块国土迁移到另一块/挣扎在两种文化之间/不知自己是属于那一种。」〈山〉，旅居加拿大画家顾雄的一幅画一首诗。

1996年，我写下了〈消逝的渔民国特〉获时报报导文学奖，从五个人的悲剧再延伸到一群人的悲歌：1949年，四千多位来不及从厦门搭上返乡最后一班船的金门人故事。1997年，〈被遗忘的两岸边缘人〉获联合报文学奖报导文学奖首奖。

之后，换了一片海域，一座国度，一个全新的写作场域，从金厦水域飞来北太平洋。从投射两岸政治的边缘人再抛向出走异域的新移民、小留学生国界边缘人；1998，1999，〈天堂之路：扫描台湾新移民在温哥华的浮生现象〉，〈消失的卫星孩子：世纪末台湾小留学生的东西碰撞〉，再获联合报及时报文学报导文学奖。同样是处理「边缘族群」的议题，却面对了不同的时空环境，试图拓展报导文学写作视野的自我挑战。

〈消失的卫星孩子〉，我是这样拉开序幕的：他们，号称十万大军，潜伏在地球上可能的暗角。年龄层13至18岁之间。有人说他们是失根的兰花；也有人说他们比较像韧性顽强的蒲公英。美国人视他们是「空降儿童」、「被遗弃的孩子」；纽西兰人指他们是「被倾倒的孩子」；加拿大人最早说他们是「太空孩子」，世纪之末，又抛出了一个「Satellite Kids」：「卫星孩子」或「卫星儿童」。

我笔下的「卫星孩子」，漂浮在太空中，失去监控，似乎不曾向这个世界表达他们的理解和意见。

他们来自台湾。政治、社会、兵役、教育等不确定因素，造成一批批「卫星孩子」涌向北美，而他们多不在身边的父母，则被喻为「太空人」。

许多失落监护人的「卫星孩子」留下许多问题：文化适应、学习障碍、乃至加入帮派犯罪。加拿大政府开始对他们展开「监控」行动，一度引发了「监督费」风波。亲情、学业、生活、出路，以及异文化纠结的茫然，还有因学生签证过期陷入「非法居留」，又面临台湾《役男出境处理办法》修正后的兵役问题，让他们成了国界的边缘人。

你可能无法想像得到，在台湾的「太空人」父母如何使用「卫星遥控器」来掌握已失控，随时可能坠落的「卫星孩子」？

评审委员南方朔在〈拓展了关怀面向〉文中评论，「卫星孩子」是种新的流离群落，而「流离是一种废墟的存在样态」；他认为这群孩子的严重性与时俱增，孩子的问题也折射着台湾本岛的问题，「他们的父母期望因此而使子女有更好的生活，绝大多数却反而是让卫星孩子进入另类炼狱」，南方朔又分析〈消失的卫星孩子〉写作方式，「类似西方的专题报导纪录片，也具有电影式的剪辑效果，它剪裁精炼，这点增强了文章的解读性」。

文字的镜头，文学的纪录片

南方朔曾提到的「专题报导纪录片」，「电影式的剪辑效果」，正是我对待报导文学书写的形式之一；在我看来，报导文学是文字的镜头，也是文学的纪录片。

报导文学论点，众声喧哗。报导与文学间，知性与感性，如何揉合、融和，报导文学就是文字的纪录片，必备纪录观点及画面感。第一手的材料，第一手的观察，清楚的问题意识，是写作者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文字之于报导，犹如配乐之于电影，《新天堂乐园》这部片子，如缺少动人的配乐，无法成就经典。

1978年，时报文学奖从「现实的边缘」出发，迄今已举办了42届；报导文学与小说作为文学盛宴奖项开场端出的两道主菜，长期积累，为台湾也为华人世界拍出、留下其他文类无可取代，一部部精采的文字纪录片。种子落地，报导文学未死，盼再开出繁花盛景。

（第42届时报文学奖热烈征件中，报名请上文学奖官网https://prize.turnnewsapp.com/signup，7/31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