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学术良知

（图／本报系资料照）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除了良知，还要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同样地，不管教学、研究或服务，学者的知识必须能获得专业上的尊重。当学者30多年，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分不开，特别是乏人问津的冷门课题，不敢言开疆辟土，至少依循着念博士班的初衷，主攻副修的专长针对国家面对的挑战，甘之如饴。

学术界本来就有门户之见，对同样的议题，社会科学里头的不同学门难免有不同的切入点、考察方式及药方。即使在同一个学门，能有相互竞争的途径或典范，应该是健康的。大学教授的研究主要看计划，学门召集人定夺生死，落单户不易生存，富者恒富、贫者恒贫。我半路出家，没有歪嘴鸡挑食的奢侈。

最常见的审查意见是这个计划不值得做，弦外之音是不知要找谁来吸纳；既无法未雨绸缪，真正出了大事，政治人物不免兴师问罪，「你们学者都在做什么，怎么没有人研究？」最令人生气的是审查人根本是外行人，对于你的回应一律来个叶名琛不理。我埋头写论文出书苦中作乐，靠每年得国科会甲等奖苟活。

好多年前，出版社打算出一位老前辈的全集，却被晓以大义暂时抽掉比较敏感的文章。我相当纳闷，一个人的终身志业并非只看最后成功、或「正确」而「可使用」的部分，难道心路历程的转折不弥足珍贵？我干脆转一个弯，你愈不让大家知道的愈想探讨，可惜被国科会打回票，原来，威权思想是不分立场。

一回受邀撰写论文探讨「台湾独立运动」，我作了一些反思。长辈风闻表示希望能先看初稿，建议拿掉比较有争议而尴尬的陈述。我百思不解，海纳大川，何必做选择性的失忆？几年后我带小孩去国泰医院看病，一位高壮的大哥跟我热络地打招呼，仿佛回到大学时代，原来是被消音、写《夜行货车》的陈映真。

多年来我从事学术掮客，主要的任务是根据课题找学者写论文探讨，然后出版书籍，前后应该有百场左右。重点在于如何拜托人家愿意共襄盛举，也借机会操兵、让圈外人认识。社会本来就是比较势利眼，所以我花了不少功夫在从事说服工作。可惜政治颜色泾渭分明，能力所及，还是很难跨越鸿沟，不是国家之福。

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认识各国自由贸易协定」研讨会、也出书，先前莱猪进口议论纷纷，政府说有助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知识报国，我们也筹备研讨会。主事者临阵食言而肥，理由是既有座谈会，不必多事；问题是，口头报告不能跟学术论文相提并论。箭在弦上，当然不能半途而废。

多年来，我花了不少时间陪酒转台，无非寻觅孟尝君，不免被讪笑「你们的研讨会没有人要来、三民自不报导、出书没人买」。酒后吐真言，大哥终于承认，是被某前部长训诫不能办，才恍然大悟，从座谈会、巡回演讲，到公投辩论，一条龙服务。学术如何不知，从此出人头地、平步青云，斲丧的是学术的诚实。

人生是很奇妙的，我依然如故，虽然失去一些东西，却无意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