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深，谁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第一城？
文|云木
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寻求限制向中国传输所谓“敏感数据”，涵盖基因信息、人脸识别、位置信息等。
随后，拜登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汽车“可能会充斥美国市场”，声称智能网联汽车会收集相关敏感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
无独有偶，近日，美国、英国、法国等10国就6G达成共同原则，通过抱团发展开展“科技竞赛”，意在争夺对6G标准的“主导权”。
同时，已有45年历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被持续拖延，《自然》杂志发表社论直言“终止中美科学协定将是危险的愚蠢之举”。
无论是以数据安全还是产业安全为名，指向的都是我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生命科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6G、人工智能等，不一而足。
这些产业，几乎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可见，大国博弈正从传统的经贸领域，向着更深层次的产业、科技领域蔓延。
就此而言，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堪称影响未来的“国运”之战，谁能担起这一重任？
01
新质生产力，越来越重要了。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年度政府工作之首。
自去年“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从国家到地方纷纷展开布局，抢滩核心科技和未来赛道话语权。
作为中国工业第一大市和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深圳一直都是大国博弈的中心地带，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心，正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之一。
数据显示，深圳2023年GDP总量达3.46万亿，其中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达1.18万亿，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工业第一大市。
深圳赶超上海晋级工业第一城，主要得益于新兴产业的贡献，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等产业的迅猛发展。
在未来产业上，深圳与京沪齐头并进，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之一。
根据规划，深圳正在培育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其中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等四个未来产业处于扩张期。
这些产业，虽然部分已有规模优势和领跑优势，但无一不是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热门领域，面临重重卡脖子的限制，其成败关乎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大国博弈的未来。
在6G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以产业安全、信息安全为由，极尽遏制之能事，如何破解“卡脖子”限制，就成了摆在深圳等主要创新城市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生物科技领域，深圳不乏以华大、迈瑞医疗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且形成了深圳国家基因库、合成生物大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但在日益逼近的科技“脱钩”面前，如何突破也成了关键。
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开始布局建设属于自己的基因库，如今深圳国家基因库已成为全球一流的生物数据平台，无论生物样本库、基因测序数据还是生物信息数据库都达到国际第一梯队水平。回顾当初这个决定的做出，可谓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这在平时或许还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科技“脱钩”风险日益高企的当下，一旦国际数据库和数据跨境流通受到限制，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再到国家基因数据安全，都难免遭受冲击。
所以，在关键产业链条推进核心技术国产化，在核心领域打造自主可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这一切，既需要前瞻性布局，更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
02
工业第一大市，离科技第一大市有多远？
前不久，“北京VS深圳，谁是中国科技第一大市”的讨论引发关注。两者都集科创“双中心”定位为一体，在全球科技集群中都位于第一梯队。
与北京相比，深圳的优势在于制造业强大、企业创新力强劲、民营经济发达，但高等教育薄弱、重大科技平台匮乏、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足，却成了长远发展的束缚。
在打造千亿级乃至万亿级产业集群方面，深圳无疑有着突出优势，但在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究其原因，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多数都属于从0到1的源头创新，以原创性和颠覆性为特点。
这就离不开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助力，有赖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全方位整合，高校及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大科技平台的角色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北京聚集了全国1/4左右的双一流大学、1/4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29个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研发强度尤其是基础科学投入一直稳居全国第一。
与之对比，在科创“双中心”定位助力之下，深圳正在拼命补上大学和科技基础设施的短板，但仍不足以支撑科技强市的未来。
数据显示，目前深圳仅有1所本土双一流大学、1家国家实验室、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而整个广东省目前已打造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0个，地市拟建和在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9个，与北京仍有一定差距。
其中，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深圳打造科技强市最不容或缺的一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创新资源，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等。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往往都是“国之重器”，被誉为“超级平台”和“科技利器”，有着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人才“磁吸”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
深圳国家基因库，就是深圳最早建成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早在2011年获得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批复，并在2016年建成运营，成为我国第一个、全球第四个国家级基因库。
作为支撑生命健康等前沿产业的重要科技基础设施，深圳国家基因库自建立以来，面向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生物企业开放，不仅解决了生命科学数据孤岛问题，还发挥了支撑核心科技攻关的关键作用。
根据公开报道，深圳国家基因库自主研发了全球最大时空组学数据库、全球领先的细胞组学平台、发布自主可控的种质资源库等，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基因库生命大数据平台的官网了解到，该平台还支撑科研项目5228项，累计支撑SCI及核心期刊文章发表1459篇，其中包含顶级学术期刊及子刊(CNNS)百余篇，为我国精准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极端环境科学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强大助力。
一流的科技平台，还是引领国际科技竞争合作的推动者。
目前，深圳国家基因库已成为国际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代表中国推进生物技术国际标准，并发起成立 “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对于深圳来说，无论对于抢滩全球生命科学话语权，还是提升医药健康等核心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地位，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遗憾的是，在深圳，这样的重大科技战略平台还不多，且面临财政投入不足的尴尬，要形成体系化的战略科技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3
新质生产力的突破，需要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支持，也离不开充沛的研发投入。
2022年，我国共有5个城市研发支出超过900亿元，其中深圳以1880亿元位列第三，仅次于京沪。
而从研发强度（研发投入/GDP）来看，深圳达到5.81%，超过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达到国际发达城市水平。
不过，深圳的研发支出，90%以上都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占比仅为5%左右，而北京来自后者的高达50%以上，上海、广州、西安等地也达30%以上。
这种模式，给深圳带来前所未有的企业创新活力，但也埋下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一，深圳产业创新活力一流，但与新质生产力更为密切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众所周知，企业以产业创新和商业创新为主，集中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基础创新更依赖于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体系化战略科技力量作为支撑。
这从研发支出也可见一斑。2022年，北京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高达470.7亿元，而广东全省为239.6亿元，深圳占广东比重不到一半。
由于基础科研的相对不足，深圳虽然在全球顶级科技集群中名列前茅，但在《自然》杂志发布的2023年全球科研城市中，仅位列第19名，未能跻身前十，不及武汉、合肥、杭州等地。
其二，与京沪相比，深圳研发支出主要来自企业，财政支出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最新预算报告，2024年深圳全市安排科学技术支出364.1亿元，不及去年的412亿元，而北京、上海分别高达533亿元、633亿元。
虽然深圳与京沪财力有一定差距，但作为工业大市和科技大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打破卡脖子限制当属首要任务，科技投入无疑是重中之重。
可资对比的是，同为工业大市，苏州总财力不到深圳6成，但科学技术支出却达到280亿元，达到深圳的3/4。
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是，如果科技经费未能随着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科技进步而大幅增长，导致一些重大科技设施投入减少，影响的不只是一两家平台，更会波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
日前，深圳发改委公布2023年部门预算，其中用于创新能力建设和高新技术发展业务预算2.7亿元，较2022年减少4515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减深圳国家基因库运营经费预算规模。
背后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但国家基因库是深圳乃至广东为数不多的生命科学领域的超级科技平台，既关乎我国基因数据的安全，也关乎深圳及更多广东相关产业的未来，应当给予更多重视。
目前，未来生命健康已成为广东重点布局的五大未来产业之一，而深圳的“20+8”产业体系，与生命健康相关的占了1/5左右，无不需要以国家基因库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撑。
当然，作为新兴城市，深圳有大量的教育、医疗等民生短板需要弥补，用钱的地方很多。
但作为享受二级财政优势的计划单列市，可支配财力远高于广州等地，科技投入并非没有空间。
04
中国头部城市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大项目大产业之争，变成了新质生产力之争。
当大国经济从高增长模式步入高质量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外贸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就愈发凸显。
新能源汽车是先行者。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不仅搅动了全球的汽车产业格局，还为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抢得先机。
然而，仅有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还不够，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6G、量子信息、空天科技、低空经济等更多前沿领域，仍有相当大的追赶空间。
面对核心技术“卡脖子”、科技脱钩等风险的存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不得不打的硬仗，也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工业大市、创新强市必须用于挑起的大梁。
40多年前，深圳借助“三来一补”发展工业和外贸，迅速从“小渔村”蜕变成为世界工厂。
20多年前，深圳率先开启“二次创业”，全面布局高科技产业，让“深圳，你被谁抛弃”的质疑烟消云散。
如今，大国博弈、科技竞争和城市竞争又到了新的关头，深圳能否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