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关键人物──以民优先 反成政治「孤鸟」（十七）
黄氏节孝坊及陈星聚落款。（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提供）
任职方五个月时，列强英国及法国在闽江口川石岛筑砲台，陈星聚认为侵犯国家主权，亲往反对，却得不到上司的支持，因此愤而辞职，而为了平息英法的怒气，陈星聚被调往仙游县担任知县。
一再救火屡担重任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闽县是福建省第一县，陈星聚5个月就干得有声有色，民间称颂，但官员未必喜欢，因为他闷头做有利百姓的事，既不逢迎上宪，处理积案及平反冤狱更凸显前任的积弊，自然成为政治「孤鸟」，不受官场喜欢，而他突兀的抗议洋人建砲台，几引起涉外事件，刚好趁机将他调走，而从首县调至另一个贫瘠县，可看出上司对他的不满，但他不以为杵，欣然赴命。
在仙游1年9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古田县，这都是艰苦的偏远县，但他在仙游改善民间好兴讼械斗的风气，为农民解决多年未解的农地遭窃占问题，因此获得「卓异」的考绩，百姓还为他建生祠。这时候，陈星聚应该已被公认是「能吏」了，成为福建官场的「救火队」，哪里有困难就让他到哪里去。
因此，当淡水同知出缺时，这个没人要担任的职务，就又想到了陈星聚，因此给予破格跃升，又说出了他的一番好话。
陈星聚在淡水同知的4年7个月时间里，他的治理受惠于早期在家乡组团练抗捻匪及在福建5个县的经验，以儒家思想施政，他以组团练的经验，结合当时台湾因拓垦需要绅商自组的民团为基础，建立了丁口落户及地土登记的制度，开始逐步有系统地将户籍和地籍资料建档，多少年来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他兴文教和建寺庙，相辅相成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轻讼减赋，对遏止赌博和保障女性权益的重要事项，更是严查严办，因此民间得以安居。陈星聚对善良百姓一向亲民仁爱，但对强盗劫匪却不轻纵，以他在顺昌县缉匪的经验，对首犯发雷霆之怒，却不殃及从附，因此甚得名声。
当清廷准沈葆桢之奏，决定台北设一府三县时，这个台北府所辖只比淡水厅多了一个宜兰县，照理，这个台北知府理当由人地均宜，对北台湾最为熟悉且政绩卓着的陈星聚为第一人选，但事实不然，陈星聚一直没有被考虑。
沈葆桢建议台北设府时，他心目中的知府人选是他在江苏任官时的部属海州知州林达泉，林达泉很优秀，与沈葆桢在推动现代化方面十分相得，但要将江苏的官位越区调到福建并不符规定，因此很费了一番功夫，林达泉才在2年多之后获任命「试署」首任的台北知府，林达泉一履新，淡水厅即裁撤，陈星聚即转任「中路抚番同知」。
这一阶段又很有意思了，分两部分叙述，第一部分先谈林达泉，林达泉是沈葆桢的爱将，沈葆桢奏请设台北府时有他的一套计划，林达泉就是执行他计划的不二人选，他的海州知州和淡水同知品秩相同，年纪比陈星聚轻，但他涉洋务较早，从富的流油的海州调到尚在开发中，连个府城都没有的台北，又有一个有4年7个月经验且政绩不错的陈星聚，压力肯定不小。陈星聚调任中路抚番同知，衙门在鹿港，管辖的是从彰化（含今日台中、埔里）林杞埔到花莲的山区，两人相距离几百里，自然是不见的好。
但是林达泉又有一个难题，他奉老长官的命令，是要建府城于艋舺，但是他的直属长官福建巡抚丁日昌却认为基隆战略位置重要，应建府城于基隆，这就让他犯难了。
因此他就任后到基隆考察了两次，花了许多时间，尚未做最后决定时，他收到父丧消息，报请丁忧，却因哀痛病疾复发去世，任期仅六个月。林达泉逝后留下了许多积案和讼案，则由代理的陈星聚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毕，这也是他在闽县任县令时的经验之作。
第二部分要谈所谓的「中路抚番同知」这个职务，这个职务也是沈葆桢防台奏文当中建议的一项，就是要「开山抚番」，为了增加拓垦面积，必须「开山」，开山就影响到番人的居住地，就必须安抚番人，这有一点矛盾，主要以促进番人汉化为核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台湾设北、中、南三路抚番同知，陈星聚的中路抚番同知辖今日彰化、台中、南投到花莲，同时还必须管海防，因此衙门设在滨海的鹿港。
台北知府相继离世
有关山路抚番同知的资料极少，陈星聚自1878年3月裁淡水厅后转任中路抚番同知，到了同年9月林达泉去世，开始代理台北知府，但是陈星聚的中路抚番同知到底干到什么时候，却也无资料可考，据信应是到1881年7月实授台北知府时才解任。
林达泉去世后，陈星聚代理台北知府，清廷又派向焘来接任第二任的台北知府，也许是向焘身体不好，或个性温软，他将政务多委由陈星聚办理，据当时外国驻台人员指出，向焘时期陈星聚仍掌大政；未及一年，向焘也病逝。
1880年清廷又派赵均来接任，但赵均竟然接了台湾知府而未接兼任的台北知府，并于1881年丁母忧而去职，台北设府3年多，清廷折损了三名台北知府，两名病死，两名丁忧，但都没有考虑到最熟悉北台湾政务的陈星聚，可见陈星聚在官场中并没有坚强的人脉，而当台北知府这时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职务时，争逐者众，陈星聚永远无法排在优先的地位，直到代理日久，才不得不由吏部发文补授台北知府，终于实至而名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