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吐槽麦琳，但多少“完美妈妈”的真实生活让人泪目
看点每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又健康、又能有成就。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孩子的成绩和表现却成了妈妈们的KPI。为了对接不断拔高的育儿标准，众人眼中所谓的完美妈妈背后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完美妈妈的困境，困住的或许不止“妈妈”一人。
文丨Coie 编丨Charlotte
最近，《再见爱人4》一直在热搜上。
继爹味的杨子、毒舌的手哥之后，“麦学”又火了。音乐人李行亮的妻子、素人麦琳，除了贡献令人迷惑的“熏鸡事变”，退掉女儿很喜欢且仅仅几十块的汉服，更加描绘出一个拧巴的妻子、妈妈形象。
虽然“麦学”抓马的一面很难让人共情，但拧巴的那面，倒也折射出不少妈妈的困境。
今年，其实已经有不少关于妈妈的热搜：
脱口秀的女选手，举重若轻地将女性困境和当代妈妈的教育焦虑，摆上台面。
《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史妍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李红有三十年都被困在郑州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全身心奉献给家庭，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
几经变迁，如今的“完美妈妈”已经更加多元：不局限于为家庭全身心付出，而偏向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的新形象。
只不过，围绕“母职”这个词的矛盾始终存在：
经济需求和平权观念，在鼓动着妈妈成为职业人士；
内卷浪潮的压力，又要求妈妈在孩子的教育上尽心尽责，甚至改变家庭分工。
而直面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养一个娃，
要抗住多少压力？
如今养育孩子，真的比上一代累吗？这或许不是一种错觉。尽管母亲大多被认为“可以选择”，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一、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几个大人的付出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女儿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仰仗的是她的妈妈帮忙带小孩。杂志、小说、广告、影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人，多半都依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
电影《出走的决心》截图
但这个模式也有明显弊端：且不说长辈是否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生活，为子女照看孙辈。看护孩子本身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
最后，部分家长只能选择用手机、平板分散孩子注意力。
二、社会的竞争，落在孩子的教育上
对中产阶层而言，加剧的社会竞争，直接映射到家庭和学校。为了保持下一代的竞争力。在一些家庭，爸爸主力工作，妈妈回归家庭，以求全方位地培养孩子的认知、学术、艺术、体育，乃至社交、领导力等软实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曾采访过35位在伦敦的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说：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她的三个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养育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电影《出走的决心》截图
这种“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如今已成为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常见的一种养育模式。
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提升”丈夫的事业，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倒也成了一种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模式。
但无形间，也在将育儿标准不断拔高。
虽然当下多数中产阶层的妈妈们，都有意识邀请丈夫共同分担，或者将部分家务外包出去。
但在不断拔高的育儿标准下，妈妈身上的担子并没有减轻：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安排和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寻求合适的托儿服务，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仿佛打在妈妈身上的KPI，育儿的重担减不了一点。
《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小鹿
三、做不到兼顾事业和家庭，就不是好妈妈吗？
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
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独自在家呆2个半小时，就被发现举报，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虽是虚构，却也描绘出明晃晃的趋势。如今社交媒体上对“妈妈”的严苛程度丝毫不减：
经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留言经常都是：“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可是，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做妈妈的“完美”标尺在哪？谁又能来定义？
现实是：工作与育儿平衡的完美神话，从来难以实现。
找工作难。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找到了工作也难。英美国家，托育已经成为一个长期问题。经济下行，妈妈和爸爸一样需要出门工作，维持开支，可另一边，社区和社会提供的托育服务却在减少。照护缺失，育儿时间的矛盾，被抛给家庭个体自己解决。
最近的美国大选，也在重点关注“照护缺失”这一议题。美国民主党公布的政策里，就包括儿童保育服务、儿童税收抵免。
《上班族妈妈》剧照
而且，妈妈们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压力来源——家务。智联招聘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但即便如此，美国社会学家伊芙·罗德斯基还是发现 “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她在《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当爸爸被工作困住，
妈妈们在面对什么？
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压力之下，每位母亲都在努力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对抗社会的眼光。
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中产全职妈妈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都放弃了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的工作上。她们深刻感受到，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小孩会成为“牺牲品”。
《上班族妈妈》剧照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性别差距排名
（前五也是中国妈妈心目中的教育胜地）
在精英职业里，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那么， “留守后方”的妈妈们怎么办？
有一些妈妈响应社会期待，选择在家工作：零工兼职，或者走妈妈企业家路线，力求自己决定工作和育儿的时间，但现实并不理想。
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难上加难。
你能想象一边写着策划案，一边孩子在拉扯着你衣角，迫不及待要你给他读绘本的场景吗？或者手头有个重要的工作会议，但是还没结束就要按静音，因为掐着点得去接孩子放学，顺带换个脑袋跟老师寒暄的场景？
《上班族妈妈》剧照
而且，自由职业还有着众所周知的挑战：
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结算周期过长，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贷款等金融方面遭遇不公，无法从银行获得融资等。
缺乏足够的支持，最后考验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托举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
看见照护的价值
还记得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电影《出走的决心》截图
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只有母亲的困境被真正看见，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她们才不用困在社会眼光中无止境地内耗，才可能真正意义上地找到支点和平衡。
越来越多有条件的职场妈妈，正在寻找可靠的育儿搭档，尽可能把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和亲子时间。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秘密武器”是自己的保姆雷兹，一留就是20年。
有了保姆帮忙带女儿，明迪得以在执掌耐克的6年里，让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也才会在后来，当上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
可以“外包”的活动也越来越多：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但与此同时，妈妈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亲子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
除了向外找帮手，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找到了自己的路子：
通过给母亲和父亲分配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政府还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孩子在1-2岁，就可以进入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机构，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仅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父母也可以把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瑞典新政：付长辈工资
尽管这些做法难以简单复制，但究其根源，他们从内心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看到和认可照护的价值，社会也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而且，瑞典妈妈们几乎都有工作，这让人想到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的一篇报道：
相比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退出职场的比例更高。但她们即使做全职妈妈，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有的积极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贡献创意，有的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累积了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重回职场。
这些不仅是妈妈自身的成长，也让孩子们看到了更多的人生可能。
《上班族妈妈》剧照
还有越来越多的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在努力为职场父母们争取和创造更好的育儿条件。有调查显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企业中女高管的比例约25%。尽管仍需努力，但也不失为一种激励。
像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生活就是这样，有幸福，有苦恼，也会有一地鸡毛的时刻。家，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边构建着过去，一边编织着未来。
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的一个概念值得再拿出来说说——“足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学做“足够好的父母”，不追求做到“最好”，只要达到 60 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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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
[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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