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豪兴似旧时

中研院院士曾永义于十月十日辞世。（传艺中心提供／本报资料照片）

今早，听到曾永义老师过世，我忍不住想起1983年，他在长兴街的家，简单的公寓，满墙的书。

我去找他，是为了请他担任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因为我找不到指导教授。当时我的论文题目是「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那时台湾史的研究者还很少，台湾文学艺术的研究更少，只有一本吕诉上的《台湾电影戏剧史》，以及李南衡与张恒豪主编的两套书，和周宪文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台湾经济史丛书。而我想写的新剧运动属于话剧，与文化运动结合，日剧时期是以黑色青年，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主所发动起来的，意图以话剧作为召唤革命的媒介，对不识字的群众，戏剧的语言是最直接的煽动。这在俄国革命时期即是如此。而我曾着迷于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主义，对此特别感兴趣。

然而，这个题目无人做过，连专书材料都很难找。吕诉上的书是由许多人的回忆与文章拼凑而成，内容芜杂，有些事后在旧报章中查证，方知有误，不能算是专着，却已是仅有的论述。因此我打算把图书馆中，那翻印的旧《台湾民报》及其它旧杂志，全部翻找一遍。

在大学图书馆书堆中，把充满灰尘的旧报纸搬出来，一页一页查找，一边被陈年灰尘搞得一直咳嗽、打喷嚏，那有多难，多累，大约找过资料的人都可以了解。

查过资料，看到一些当年演出现场的报导，我心中有底，知道这题目可以写，也值得好好写，于是开始构思。但问题来了：找谁当指导教授呢？台湾史学者大多是历史系老师，政治经济史或许在行，但他们不了解文学戏剧，而找戏剧史老师，却非台湾史专业。这个无人做过的题目，找不到专家来指导。这下麻烦大了。

后来，我找汪其楣老师。她与趣广泛，中西学兼通，或许可以指导。但她认为自己一点都不懂，不愿意接受。于是我请教她可以找谁。她沉吟了一阵，想到了一个人──曾永义。曾老师是戏剧专家，旧学根底深厚，却也很愿意了解新学，做学问敢于冒险，学术江湖上有老大之称，所以找他指导，比较妥当。

于是我找上了曾老师。在台大教师宿舍里，我报告了自己目前的进度和题目，他二话不说，直接摆明说：这题目我也不懂，但它是首创的研究，全台湾你也找不到这种专家，没有人可以指导你，所以，我就指导你写作论文的方法，但材料要靠你自己去查找了。举凡图书馆的旧报纸、旧杂志都要去找一找。累是很累，但你会是开创者。以后，你每个月，或有需要两三个礼拜，来找我一次，跟我谈一下进度，有什么困难，我们再来想办法解决。

就这样，我安下心，开始了论文的写作。写到一个章节，略有眉目，便去找他报告。他在客厅中略听几句，便吩咐道：你去冰箱把啤酒拿来。我于是执弟子礼，为老师斟酒，看老师厚厚的唇边沾着啤酒泡沫，用舌头回旋一圈，把啤酒白泡泡给收回嘴里，说：你报告吧！

于是我自己也喝了一大口，拿出笔记本。

论文大约是这样开始进行。其实论文的报告很简单，曾老师不太听细节，大体听我说完大要，大约进行了两三瓶啤酒进度，一如好友所知，他的啤酒进度是很快的，不出三十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开始进入有关戏剧文学的聊天。然后，大约进行到五瓶啤酒，我觉得该告辞了，于是起身告别。他最后总是说：继续写，没问题。你酒量还不错哦，慢慢骑。

就这样，在曾老师的啤酒酝酿下，论文完成了。

论文口试前，我们讨论了口试委员要请谁，曾老师指名了他的几位酒友和文友，由学校邀请。然后，他在口试前吩咐说：那一天，请大家上阳明山口试，也很辛苦，他们都是我朋友，你就安排一下，口试后我们去纱帽山喝酒。

口试时，几位老师指导了我论文的问题，文义、错漏字、注解等，以及我影印时忘了把参考书目附上。真不愧是曾老师的好朋友，如此认真细心。曾老师听完，很快指导说：「你有听清楚了哦，这几位老师很细心，对你帮助很大，回去要好好把它订正，书目要记得补上。这样就可以了。」

论文口试就结束了。曾老师欣然说：好了，我们去砂帽山吧！

口试顺利，那时大约是五点不到。黄昏初临的阳明山天空，特别晴亮透蓝，我们直接抵达当时最流行的土鸡城，点上一大锅的三杯土鸡、烧酒鸡、炒蛤仔，开始庆祝论文通过了。

曾老师后来常找我和林明德、王孝廉等老友一起去吃炒蛤仔喝啤酒，变成了酒友。再后来，我因常赴大陆采访，便渐渐淡出江湖。但我仍是他酒党的党员。我总戏称，吾党党证是一支开瓶器。多年后在文化总会工作时，与曾老师有多次往来，参加家聚，这时总要带着好酒去孝敬一番。

曾老师一生快意，研究与创作，成就斐然；酒品与酒量，豪兴长在；朋友与学生，交游满天下。这人生，真是难得的圆满成就。

谨以此文，记一段三十九年前的情谊，深深感念我的指导教授曾永义老师。

曾永义院士告别追思礼拜将于10/22（六）上午10:00，在台北卫理堂（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3号）举行，恳辞奠仪、花篮、挽联。线上观看，请由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平安堂youtube帐号进入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