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大同经营权之争太荒谬 台湾能从「逃离香港」金融大餐分肉末？
虽然公司派在大同公司董事会改选上大获全胜，不过因为自行认定股东投票权的方式过于争议，证交所决定将大同公司变更为全额交割股，禁止进行信用交易，公司派与市场派胜负未分，大同公司已经先行着火。
大同公司经营权之争，因为牵涉到敌意并购与中资争议，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焦点。
敌意并购因为有公司派与市场派正反元素，双方彼此斗法，既有故事性又符合社会对于商界尔虞我诈的印象，很难不引发关注。
不过，我倒是认为社会不需要过分重视敌意并购。敌意并购虽然一直是媒体焦点，但事实上也正由于媒体焦点，所以通常令大众产生错觉，放大了敌意并购对于社会的重量。
美国即使在敌意并购于媒体上最沸沸扬扬的八〇年代，敌意并购也不过占所有并购的4%；而日本由于文化之故，更是迟至2007年，才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敌意并购上市公司。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非敌意并购才是主流。
当然敌意并购的法制化十分重要，但是媒体专家如果能够借此机会，更关注企业并购的环境与制度，或许会对台湾社会产生更大的助益。
例如，美国私募基金过去曾经流行并购数十家私有企业，然后捆绑上市，借此获得极为可观的利润。
问题在于这些捆绑上市的企业之间的规模经济、综效等等，很多都是言过其实的产物，上市之后，这些效果尚未实现，反而已经先遭遇多角化折扣，投资人血本无归，而私募基金已经获利了结，因此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还是企业经营的绩效。
建立适当并购环境 关注企业绩效
当然并购，或甚至是敌意并购，本身就是促进经营绩效的方式之一，当一个企业所有内部的公司治理都失败时，外界投资人可以借由并购，开除无能的经营团队，改善经营效能，对社会生产力的增进能力十分惊人。
但如果是原本经营团队无能，而企图并购方又只是为了公司资产而来，那么无论谁输谁赢，都只是一场灾难。
我们也许该花更多心力于建立适当的并购制度与环境，将利润诱因导引至企业经营，而不是资产价值的寻租。
今（30）天中国正式通过香港国安法，美国同步宣布制裁香港，台湾却发生荒谬的大同公司经营权之争，面对台湾这样的并购环境，我们真的能够从逃离香港的金融大餐中，分得多少肉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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