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掉百万年薪当全职妈妈，她把女儿送进哈佛，儿子送入MIT
高学历女性放弃职业，当全职妈妈是不是一种浪费？
近期，我们采访了几位母亲，她们当中有人毕业于清北这样的顶尖学府，为了孩子，在海外做了陪读妈妈；有人放弃工作后，在家带娃之余，写作，练习厨艺，练就了一身本领；有人为了家庭放弃了百万年薪，一儿一女分别被哈佛、麻省理工录取...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全职妈妈拥有众多可能性。
“全职妈妈”专栏第一期，我们采访了母亲虞文，她的故事让人动容。
两年前，我们就知道虞文的故事。在外界看来，虞文天生手握一手好牌，拥有着让人艳羡的人生。
虞文出生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国内顶尖学府，80年代出国后，就职于北美某癌症中心，拥有着一份优渥的薪水。丈夫是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女儿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儿子毕业于麻省理工。
当外界纷纷好奇于虞文是如何养育出学霸的子女时，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和切割面。
这些不同的“切割面”是，在人到中年时，虞文也遭遇过婚姻生活的近乎崩溃，养育孩子的鸡飞狗跳。为了挽救婚姻生活，也为了找寻自我，在事业发展的“高峰”期，虞文选择辞职，放弃了年薪近百万的工作，当了一名全职妈妈。
在与虞文对话的过程里，让我们感受到正是这些“切割面”和艰难时刻，才是虞文，作为一名女性，一名母亲，一名妻子，让人觉得最真实和最有力量的部分。
图为虞文
虞文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父母是大学教授，曾祖父在辛亥年间在北平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书，后又任教于四川省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在老家荣县是赫赫有名的乡绅。
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虞文自小接受着“精英式”教育。虞文不负众望，自小成绩优异。
20岁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虞文来到了北京中科院继续求学。在这里，虞文感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挫败和迷茫感。
彼时，中科院卧虎藏龙，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脑袋，一起学习的同窗大多来自于清北。之前被相信的那一套“只要努力，就会成为胜利者”的价值体系，在这里似乎失效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虞文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第一次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
“那是一段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日子。”
从中科院毕业后，虞文来到加拿大继续深造，研究方向从核物理转向医学物理。也是在这里，虞文工作、结婚、并生下女儿。
在女儿出生时，先生还在读博士，没有积蓄，生活一贫如洗。虞文至今仍旧清晰记得从医院第一天抱回女儿的场景，因为没有没有婴儿床，先生把一张书桌大抽屉腾空，拿出来，然后给抽屉内垫上软布，这是女儿的第一张床，女儿在这张抽屉床里度过了她生命里的头两个星期。
每当回想起这件事，虞文觉得荒唐，充满了对女儿的亏欠感。
在职场上，虞文走得很顺，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后来移居到美国，虞文在所供职的部门，都是独当一面的研究人员。而后来发生的故事——离开职场，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在虞文乃至虞文父母的价值体系里，是几乎不可接受的选项。
因此，当虞文第一次把辞职的想法告诉自己的父母时，他们呆住了，像是蒙羞了一样。她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失望地警告她，“对一个女人而言，放弃自己的事业，靠丈夫养活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你做全职妈妈也太浪费了，谁都能做，何必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呢？”
不仅仅是来自父母的反对，这个想法也被自己的好友定义为鲁莽、不成熟。那个好友的问题直截了当，“如果将来你的婚姻破裂了，你怎么办？将来你想回归职场，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有多难？你会不会后悔？”
回忆起这段时，虞文告诉我，她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是她知道，那时如果不做出改变，生活会往更失控的方向走。
那一年，他们一家四口刚从加拿大搬到美国田纳西州，这里风景宜人，生活的小镇被森林和湖泊环绕。她和先生拿着可观的收入，居住在漂亮的房子里，两个孩子聪明健康。但表面上看似幸福的家庭生活，却被焦灼、日复一日的争吵、哭闹所缠绕。虞文用“昏天黑地”来形容那段时光。
先生性情急，不擅长交流，女儿虽然安静乖巧，但七岁的儿子却像小恶魔一样，好动调皮。一大一小，像是家里两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先生的沟通方式比较粗暴，常常是和小孩吵完，两个大人又接着吵，导致家里几乎每天是鸡飞狗跳。
工作上再怎么力争上游又如何？挣再多钱又如何？人过得还是不幸福。
这段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生活，让虞文一度回想起自己在中科院的求学时光，巨大的迷茫感再次向她扑面而来。
“我好像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拼命往前走，那是一种走一段漫长的、黑暗的隧道，好像前方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感觉。来到了北美，特别是做了母亲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了。什么样的生活能让我真正愉快，我又该如何引导我的孩子们选择人生道路，我不想他们变成学霸后，重复我的生活，挺没意思的。”
至于母亲的耳提面命和忠告，“高知女性做全职妈妈是一种人才浪费”，虞文找到了另外一种解读，过自己不喜欢的人生，才是一种真正的浪费。
好在，在所有人都反对自己的选择时，只有先生是理解和支持的，虞文告诉我，当时倘若先生有丁点儿反对的意见，她可能很难走出这一步。
早晨6:30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为孩子们做早餐。等校车把孩子接走后，虞文开始环绕小区跑步。8:30返回到家中，接着回复邮件，听广播，计划今天的to do list。
听广播的时候，虞文总是很留心，她会把当中的重要新闻以及有启发的东西记录下来。无论是时事点评，科技新发展，道德价值观问题，还是有趣的小故事，它们都会被“装载”起来，在晚餐时，话匣子被打开，它们通常会成为虞文链接孩子的工具，也成为和孩子们交流的话题。
等琐事处理完毕后，虞文得以有空闲时间停下来阅读。书的类型庞杂，从心理学到性格分析，从儿童教育到美国教育体系，从世界历史到世界地理，虞文像海绵一样，疯狂地汲取着书本的养分。
下午3:30，阅读时间停止。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她又变回了母亲，送孩子们去兴趣班（通常孩子们会参加学校里的运动队）、陪伴孩子们聊天、准备晚餐...
晚餐时间通常在6:30开始，维持在一个半小时。虞文会主动引导一家人对话，那些她在书本里、广播里所听到，所看到的内容，会以轻松的谈话被孩子们所了解。晚餐时间是全家最温馨的时刻，亦是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吸取知识和交流观点的时刻。
晚餐结束后，孩子们开始做作业，阅读或者练琴。虞文鲜少参与，除非孩子们有不懂的地方来问她，她才会主动帮助。
晚上11:00是全家人休息的时刻，一天结束的时候，虞文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那么多书要去读，有那么多的问题要琢磨，有那么多的新的想法想去试验。”
在离开职场的时刻，猎头公司的邮件和电话像赶不走的苍蝇，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虞文是拥有着执照的物理师，在当时是很稀缺的人才，但是在虞文全身心当全职妈妈的过程里，她感受到了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家庭收入少了一半，她和先生都觉得生活质量变高了，心态也变得更为幸福和平和了。
在早期的婚姻生活里，在接连不断的冲突和争吵中，虞文曾经问自己，如果婚姻让自己遭受这么多罪，那么为何还要结婚？
改变先生几乎不可能，但是当看到先生的性格在儿子身上形成烙印时，虞文感到忧心，企图阻止这种由基因带来的恶性循环。
“我不希望儿子长大以后也跟他爸爸一样，那么不善于沟通，不善于表达，总是习惯大吼大叫，虽然不一定有心，但却总是伤害最亲近的人。”
虞文广泛阅读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也有“功利性”的目的，她希望通过后天的家庭教育和自己的教养方式，改变儿子性格上的瑕疵。
但教养一个孩子何其容易，何况是这样一个性情顽劣的“熊孩子”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很多时候在儿子身上失效了。
一次凌晨三点，家里的警报器响了，虞文被惊醒。
她推开儿子的卧室，却不见儿子踪影，她寻遍整个房子，最终在床底下找到儿子，儿子在通宵玩游戏，虞文当时被气炸了，感觉自己的心血和付出白费了。
“如果是在国内，我当时都可能会揍他了，但在加拿大不允许。”
她从床底下拧出儿子，愤怒地摇着他的手臂，歇斯底里地说到，“你怎么这样，你让我太失望了”，她想到用所有的糟糕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虞文在跟我回忆这件事时，言语流露出内疚。儿子是因为害怕被责骂，才会躲到床底下。当她找到儿子时，她可以从眼神里感受到儿子的愧疚，但她冲着儿子发火时，儿子的反应让她吃惊，他的内疚感全部消失了，反而变得愤怒起来，他回怼了一句，“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作为母亲，她也在反思和“修炼”自我。
当然，孩子的进步也在悄然发生着。儿子虽然依旧活泼好动，调皮顽劣，但是他学习认真，有自己爱好，遇到愤怒的时刻，开始学会用更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神奇的是，先生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自己昔日的沟通方式，学会道歉，学会让步。
在自己回归家庭后，先生有更充裕的精力和时间面对职场，在入职大概三年后，先生被所供职的大学提升为正教授，后来还成了系主任。
周末的时候，全家四口会去附近的公园，去远足、去野餐，家里的冲突也明显少了。人到中年，他们才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人的幸福和金钱不一定是正相关。
“花开两朵,画不经意而成。”
一儿一女纷纷被世界顶尖学府录取，并非虞文的“刻意推娃”，或者说，这件事超出了她自己的预想。
她和先生坚持的教育理念是，在做重大决定时，不干涉，把决定权交给他们自己。
女儿当年几乎拿到了“大满贯”，收获了几乎所有藤校的Offer。最终，她选择了哈佛最难被录取的专业——医学预科。
从哈佛毕业那年，女儿很快拿到华尔街顶尖投行的Job Offer。对方一开始就开出了几十万美金的年薪，这份工作前途无限，几年内就可能达到上百万美金，但是女儿放弃了。
当时女儿还有着另外一个选择，接受盖茨奖学金，去剑桥读硕士。
女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说服他们的理由是，虽然量投公司的工资很高，能赚很多钱，但那是一份为了赚钱而赚钱的工作，这不是她想要的。
在哈佛时，女儿还修了另外一个专业——计算机。她对计算机、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充满了好奇。譬如，未来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机器人越来越聪明时，人类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在早期技术发展中，人类如何把道德植入于人工智能的大脑，如何把这些技术应运到医学界，这是让她觉得更有意义的方向和事情，即使将来赚的钱与那份量投公司的Job offer相比，会少一些，但足够了。
“当她把她的理由陈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就像我当初选择当全职妈妈一样，所以我和孩子爸爸完全支持。”
如今，女儿已经结束了剑桥的学习，目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计算机的博士。
女儿喜欢科研，儿子截然相反。当年儿子拿到了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的offer。他在斯坦福和MIT之间犹豫不决，在需要做出决定的最后5分钟里，他一拍脑袋，选择了MIT。理由很纯粹，因为他在高中参加数学夏令营时，认识了很多朋友，那些朋友大多都去了麻省理工。在MIT，拿到硕士学位，只需要一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儿子不喜欢研究工作，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目前就职于Facebook。
姐弟俩就读的专业都是计算机，而且是出自真心的喜欢，我好奇其中缘由。
“我想这个跟数学很有关系，这一点当时确实也是我的影响。我儿子有些时候跟他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妈妈以前 make me做了很多数学的练习，最后我也喜欢上了数学。”虞文乐呵呵地说道。
至于姐姐哈佛，弟弟MIT，除了SAT成绩外，更重要的是，姐弟俩兴趣广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俩个人都爱吹黑管，姐姐还是辩论队队长，而当中最为让名校看中的是，姐弟俩扎实的数学基础。
姐弟俩从小就参加了众多数学竞赛，其中比较知名的如Mathcounts，姐弟俩后来都成了田纳西州的州冠军， 女儿还获得过在MIT举行的全美高中女生数学竞赛的第五名。儿子在每年一次的全州数学大赛中，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一直保持第一名。
在女儿读6年级时，虞文主动向女儿就读的学校申请，自愿做免费DI教练。
在做教练的日子，虞文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启发式教育，这让她大开眼界。教练不允许把答案或者解决办法告诉队员，而只能以引导的方式让队员们找出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一次，虞文带着自己的队去参加比赛。那次比赛项目要求，让孩子们用不能超过34张扑克牌来搭建一个结构，或者形状，来承重。过程里除了胶水，不能用其他工具。
当时，虞文判断扑克牌太轻，对小孩们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教练们的启发下，她们队完成的非常出色，最后队员们搭建了一个结构，能够承受300多磅。
她们队伍胜利了，随即代表州参加世界性大赛。比赛地点在另一个州，孩子们激动不已。比赛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在此聚集。虞文注意到，很多中国队也参加了。
比赛结果让人意外，当看到中国队的小孩们搭建了一个结构，竟然能够承受将近2000磅时，虞文惊呆了。人群里有人发出议论，“这是小孩们的成果，还是大人们的成果。”
最终，中国队伍胜利了。后来虞文得知，中国队之所以那么能承重，是因为他们提前把扑克牌浸泡在一种加固剂里，而这符合比赛规则。
虞文也把启发式教育理念与方式，运用到与自己孩子的沟通上，比起灌输式教育，这种思维模式锻炼的是孩子的创新力与想象力，而这也是传统国内教育所缺失的。
“女性当全职太太，就是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男性的责任心和和良心之上，而男人的责任心和和良心是间歇性的。”
这句话出自于大学网红教授储殷，这段话一度在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有反对者，也有赞同者，但大部分人的共识是，“全职太太是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
但虞文不存在这样的困扰和担忧。
“做全职太太是我自己的决定，我根本就没想到让我先生为我的决定负责，一段靠责任心和良心维系的婚姻挺悲惨的，它并不能吸引我。”
虞文一开始就明白自己一旦长久离开职场，自己的执照会失效，自己将来会很难再回到癌症中心。因此，在做全职妈妈的过程里，她也有过最坏的打算，她数学好，孩子们喜欢她，她可以去教书或者当家教。
全职妈妈不应该有自我牺牲感，否则她永远当不好这个角色。“只有当女性认为当全职太太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牺牲的时候，她才可能把这个角色当好，不然经历波折的话，都会让她感觉很后悔，感觉不值。还有些人觉得做全职妈妈，好像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变低了，但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自信，你自己都认为你的地位变低了，它才会真的低。”
当然，虞文是幸运的。虞文的先生从不会因为妻子没有经济收入，而觉得自己是在养她，相反，他觉得妻子为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一个妈妈正在纠结要不要当全职妈妈时，虞文给出的建议是，先不要完全放弃工作，可以给自己几个月到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当一段时间的“实习妈妈”，在此期间，观察家人的变化和态度。等实习期结束，再做决定不迟。
在结束采访的第二天，隔着近12小时的时差，虞文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大雪纷飞的场景，田纳西州遇到了几年不下的大雪。
2020年，虞文收养了三只小猫，当儿女们不在身边时，三只小家伙围绕着他们转。出生于60年代的她，已经年过五十了，但她还在坚持读书与写字，园艺和厨艺是她新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