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埃及到现代，历史悠久的平民艺术

导语：

艺术的历史与劳动的历史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中最早的画面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在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墓室壁画中，工匠们近距离工作，制作出用于装点法老及高级官员陵墓的装饰性陶器、雕塑、象形文字和珠宝。艺术创作的集体（公共）行为被保存在包含他们毕生作品的空间内，尽管他们的上层阶级赞助人视这些工匠与平民无异。

这些壁画中的女性和男性似乎在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仿佛是在暗示某种不言而喻的团结。古埃及工匠是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批罢工的工人，罢工地点就在他们所生活的村庄代尔麦地那1附近的一座皇家墓地。虽然罢工的画面显然不可能留下，但在一张纸莎草纸上的确清晰的记载下了这段历史，这很可能是由抄写员阿蒙纳赫特（Amennakht）记录的，工匠们在纸莎草纸上声称，“充满饥饿和干渴的前景迫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在拉美西斯三世2统治期间，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加上腐败的官员和歉收，导致雕刻家、建筑商、油漆工、金属工和织布工们的工钱被拖欠，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视为奴隶劳动外的有偿补充。当年轻的法老以他的名义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节日时，没有获得报酬的工匠们放下了工具，走进城市的神庙，他们声称没有口粮就拒绝离开。官员们试图用糕点和一次性付款来平息他们的骚乱，但工人们占领了粮仓，封锁了进入帝王谷的通道，并威胁要在三年内摧毁祭祀庙宇中的艺术品。

尽管神职人员最终妥协了，但这场斗争永久性地改变了埃及统治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劳工的罢工作为一种组织策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直接参与和塑造了社会布局。为了确保社会阶层的提升，艺术家们长期以来组建了行会、协会和工会来协商共同利益和打击行政腐败。

甚至在代尔麦地那之前，工人骚乱就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Mesopotamian mythology）的基础。《阿特拉哈西斯》3是《吉尔伽美什史诗》4的前身，它详细描述了在巴比伦的一次大洪水中，伊吉吉5（或称低级神）攻击更高级的阿努纳奇6而创造出人类的过程。在《出埃及记》7中，摩西8同样组织希伯来奴隶反抗拉美西斯二世强加给他们的虐待劳动条件。在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9犹太教堂的一幅壁画上，他们从埃及逃离的画面呈现出鲜艳的黄色、红色和靛蓝色。身形巨大的摩西站在仓皇逃难的群众之前，比芸芸生命更伟大的是其象征“圣经”的尺度。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奴隶需要供养上层和下层阶级，而从劳动中解脱出来被认为是一种地位和特权的象征。亚里士多德10在他的《政治学》11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报酬的工作……都消耗和贬低了心智，（合法公民）不应该过着机械式或商业化的生活……那些想要成为最好公民的人也不应该成为土地的耕耘者，”（这里指的是参与政治讨论所必需的闲暇时间）。而罗马的平民，其中许多是为上层贵族服务的工匠，他们则是通过“平民脱离”12（人民的分离）来挑战现状，这是一种由工匠、农民和士兵组织的总罢工形式。

平民罢工导致了上层阶级一系列的让步，这些让步消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分歧。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比安奇·班迪内利13认为，贵族艺术（Patrician art）是对希腊自然主义（Greek naturalism）的扩展，而全民艺术（或平民艺术）14是对非精英赞助人和工人的美化，他们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粹主义的雕塑风格成为了当时罗马官方纪念碑装饰中的标准，一些前奴隶获得了公民身份（自由人）以及拥有葬礼纪念碑的权利，一位转变身份成为面包师的名叫马库斯·维吉里乌斯·欧律萨斯（Marcus Vergilius Eurysaces）的前奴隶，他的坟墓15就明证。

对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女性来说，禁止性工作和母性劳动使得她们对国家和行政职能有了更加迫切的发言权，例如易洛魁族（Iroquois）16妇女在17世纪获得了否决部落战争的权力。在15世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妓院工人组织了行业协会和大罢工，以让政客们承认她们的工作是劳动，而不是罪恶。约阿希姆·博伊克雷尔17于156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便是描绘了一座拥挤的妓院，画中的女人们相互斜视，显得很不自在。法国鲁昂的纺织行业协会在黑死病爆发后也召集单身的妇女和遗孀组织罢工，以确保她们的公平待遇和经济补偿。对纺织和纺纱工人的描绘同样揭示了她们在工作中的自主性，这与20世纪那些对纺织女工的著名摄影作品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将赋予工人权力的时期描述为是促使古代和中世纪艺术“衰落”的催化剂。鉴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更直接地提升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反对垄断、腐败和工资奴役的统一战线仍然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直接威胁。在帝国核心工人的劳动关系依然紧张的今天，大众艺术正在觉醒于斗争之中，它再次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造成的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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