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离婚之后，我们重新恋爱
《大国小民》第13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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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秋天，我跟老韩坐在大排档里喝酒。老韩一本正经地问我：“老张，你告诉我，婚姻是什么？”
我伸手把他的脸推到一边：“自己查字典去。”
老韩讪笑着，又问：“那你告诉我，婚姻中的那个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对着天空吐出去：“意味着……意味着有一个女人可以随时打开你的家门，走进来。”
老韩大叫着骂道：“老张，你丫真不是个东西！”骂完，他又开始笑，拍着桌子大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老韩跟他前妻离了有3年了，两人有血海深仇似的，在路上碰到了都要对着地上啐一口。这3年，老韩交往了无数个女朋友，基本上我每一次见他，身边的女伴都要换一个新面孔，老的、小的、美的、丑的都有。
老韩笑得累了，一边抹着眼角一边告诉我：“你说这话虽然没有人情味，但是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谈了那么多女朋友，没敢把钥匙给她们任何一个。”
后来，老韩喝大了，就一边臭骂他的前妻，一边哭：“老张，你信不信？虽然刘娟在马路上啐我，但是她但凡……她但凡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狗日的老韩，把钥匙给我，我要回家！’狗日的才不给她！你信不信？”
我扶着他的肩膀一个劲地点头说“信信信”。老韩觉得我仍然不够相信，干脆掏出自己家的钥匙扔给我：“你见到刘娟，你就把钥匙给她！”我掰着老韩的胳膊把钥匙给他装回去，老韩挣扎了一会儿，泄了气：“我后悔了，老张。我后悔了……不该那样对她，不该离婚啊。”
那天，我请老韩在大排档里喝酒，本来是想说说自己的烦心事，没想到却被他的事给搅和了。其实，我想跟老韩说，我跟李雨桐的婚姻，也走到了边缘地带。
1
李雨桐的姐姐跟我姐姐是老闺蜜，在她俩的撮合下，9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李雨桐在肯德基里见了面。那年我24岁，要了一杯“买一送一”的果珍，坐在桌子前跟她聊了20分钟，然后跳上72路公交车，到达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南京的高铁。
一周后,我再次回到徐州，站在李雨桐单位门口的银杏树下给她打电话，但是她手机停机。我不假思索地给她充了50块钱话费，然后再打。
李雨桐接了电话：“哎？我不是欠费了么？”
“是我给充的钱。”我说。
李雨桐怔了一下，怯生生地问：“你是谁啊。”
“我是张大羊！”
2014年年底，我们结了婚。李雨桐经常叹气道：“一杯‘买一送一’的果珍，再加上50块钱话费，唉！”
我则回敬她：“当时商店里的老板说，没有30块的充值卡了，不然就是30块钱话费。”
恋爱的过程充满了甜蜜，我们结婚之后买了一辆小汽车，徐州方圆100公里的景区转了个遍。有一天，我在衣柜的角落里翻出一本我们聊天记录的打印彩页，不知道李雨桐什么时候弄的，看得人酸嘴倒牙。
李雨桐性格开朗，总是喜欢研究一些我觉得无关紧要的东西：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里玩，家里边需要挂些什么风格的画……对这些事情，我总是提不起兴趣，一直被她推着走，勉强参与到她的兴趣中去。慢慢地，我开始对她五花八门的提议感到厌倦——拒绝参加她的朋友聚会，拒绝去游乐场，拒绝一切无关紧要的活动。
我记得第一次跟李雨桐的发小们吃饭的时候，她兴奋地举杯宣布：“今天我们这个小团队又多了一个朋友哈，大家平时多聚聚……”然而事与愿违，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李雨桐与她的小团队越发疏离。李雨桐抱怨说：“我的好朋友都说你难相处，他们都不带我一起玩啦！你是不开心体质，跟你在一起我好累。”
我真想告诉她，其实我比她还累。
有一次周末单位临时有事，我需要过去一趟。我清楚地记得我把车钥匙挂在鞋柜上的第三个挂钩上，但是它不见了。我打李雨桐的手机，手机却在卧室里响了起来。我打车到了单位，处理完工作之后又把办公室翻个了遍——这简直是多此一举，汽车都在家里的车库了，钥匙怎么可能会在办公室？我扶住额头仔细回想，突然想起李雨桐说她跟朋友去的那个火锅店。我打车过去，在一家半地下的火锅店里找到了正谈笑风生的李雨桐，她毫不为意地笑道：“我出门的时候没注意，胡乱就给抓走了。”
我一时没忍住，一巴掌拍到了桌子上。后来用李雨桐的话说就是：“好好的一顿饭，好好的一帮朋友，都被你给拍散了！”
没办法，我越来越受不了李雨桐的粗心大意和丢三落四，争吵慢慢就出现了。
2020年年末，我到镇江出差，回到徐州已经夜里11点多了。出了火车站，问了好几辆出租车，都嫌我家太近，不愿意出车。我打电话给李雨桐，李雨桐在电话里慵懒地说道：“4站路而已，你跑回来吧。”
第二天早上，我到车库开车上班，车打不着火，跑到地铁站，又因为疫情封控停运。终于搭上一辆出租车，又遇上了修路，到单位的时候迟到了1个小时……反正那一天都糟糕透了。晚上回到家里，我告诉李雨桐说车坏了，李雨桐说：“我知道啊，昨天我妈开咱车回了趟老家，好像跟我说车子坏了。”
我瞬间上头了，随后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愤怒的感觉了，只依稀记得一点细节。
我问她，车子坏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你妈回老家干什么去了，对，你们老家很快就要拆迁了，要把倒掉的房子盖起来。但是你妈之前找过我了，她说咱们家经济条件好，拆迁款就都给你姐姐吧，是不是这样？那我想问你，咱们家的车子房子是你妈给买的吗？我们家的钱跟她有什么关系？可以，我不要你们的钱，但是你为什么要用我的车子？还把它弄坏了！回老家坐公交车不行吗？
李雨桐则反击道，我看得透透的了，我们家人是一点儿都指望不上你！我妈用你的车子怎么了？你那是什么宝贵的车子？都开了6年了，早该坏了！还有，你就是嫌没给你拆迁款不是吗？扯那么远干什么，你就是跟我妈闹，她也不会给你！
后来我们又挖出了很多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多么伤人心的事，都被挖了出来。我第一次惊讶于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怨恨。
我妈向来不参与我们之间的争吵，她在自己屋里凝神听了一会儿，抱着哇哇乱叫的小女儿摔门出去了。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都理性地克制住了自己：不应该吵到人尽皆知的地步，而且明天还要上班。
之后我们开始冷战，我妈生气地带着孩子住到了隔壁小区自己的家，我也索性住在了单位，带上我的药和那几本心理书——2020年初，我就查出轻度抑郁，追根溯源，倒不是因为婚姻。
我18岁时，中学老师病危，我和几个同学约好去杭州看她。老师曾经那么光彩照人，那时却躺在病床上瘦成了皮包骨头。我们5个人集体翘课一周，陪老师走完了最后一程。在火车站广场上，我们抱头痛哭，这件事后，让我总产生一种“人间不值得”的感觉。哪怕上了还不错的大学，进了不错的单位，都一样。家里人一直都知道我不爱说话、不爱笑，并不知道我在心里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前几年，我在单位升到了不错的职位，因为厌倦退了下来，李雨桐对此颇有微词。争吵、埋怨和嘲讽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状态，一直处在焦虑与自我否定中。
确诊抑郁症后，我瞒着家人吃了半年的药。我把抗抑郁的药分装在维C和钙片的瓶子里，藏在单位宿舍的衣柜里边。有一天李雨桐从垃圾桶里捏出一个纸疙瘩，那是一张医生开药的单子。她展开之后看了一会儿问我：“你开这么多抗抑郁的药干什么？”我胡乱编了个瞎话：“一个朋友需要吃这个，我用医保卡帮他刷点儿。”她也信了。
吃药的同时，我开始阅读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求自救。一些心理学书籍写得简直是荒唐可笑，但是我强迫自己去相信上边的每一个文字。我慢慢了解自己的大脑并开始尝试掌控它，我发现它处在两个极端上——要么心平气和心情愉悦，要么歇斯底里疯狂发泄完情绪，我才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段话：“最难熬的就是吹响冲锋号的前10分钟，这段时间容易胡思乱想。”与李雨桐的冷战，让我处在这漫长的“10分钟”内脱不开身，我亟待“回归和平”抑或是“发动战争”，我厌恶这永远都过不完的“10分钟”。
2
在单位住了一周，我决定回家里看看。我站在门口默念道：“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可是推开门却发现李雨桐也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餐桌旁边的地上洒了一地豆芽菜，早被地暖烤得又干又硬，桌子上没有洗的碗也落了一层绿色的霉斑。我恼羞成怒，感觉脑子里有一根弦一瞬间绷紧了。我将碗一个个丢进洗碗池子里，然后找来拖布开始拖地，拖了几下，拖不干净，就把拖布狠狠地甩了出去。愤恨与伤心的情绪一直撕扯着我，我开始在客厅里乱转。
我看到了厨房里的垃圾桶——对，把她用过的碗全扔到楼下去！我抓起垃圾袋踉踉跄跄地冲向电梯，电梯停得太远，要等一会儿。我走到围栏边上向下望去，突然感觉有一只手攥住了我，我怔怔地望着楼下的草皮，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形下坠的画面。
这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我听到一个软绵绵的声音问道：“小伙子，上电梯吗？”
我扭过头看过去，一个银白色头发的老奶奶正把头探出来。
“上电梯吗？”她又问。
我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停留，昏头昏脑地又回到了单位。之后，我与李雨桐冷战了近2个月，期间，我一直处在煎熬之中，不知道将来的路要怎么走。
后来，我们的关系有所缓和——终究要走向缓和这一步，为孩子也好，为各自不愿居无定所也罢。
但是我们彼此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任何微小的“进攻”都会得到对方狠狠的回击。我们把留给对方的容忍值降到最低，就像一只盛满了失望的木桶，任何一滴不愉快掉进去都将溢出来。我们克制且谨慎，仅保持着简单的交流，从不聊天，家里沉闷的气氛简直要了人命。
李雨桐开始变得行为古怪，她经常一声不吭地收拾东西出门，莫名其妙地玩消失。我在书房里听到关门的声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过去把门反锁上。有一次李雨桐下楼拿快递，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反锁了，她又是踢又是打，我却感觉特别解气。
家里从入户门到鞋柜尽头是“污染区”，从外边穿进来的衣服要挂在这个区域里。如果我没有遵守这个规则，李雨桐就会将我的衣服扔进垃圾桶里。如果我的钥匙不小心落到了沙发上，那肯定会被她踢到沙发底下去。
有一天，李雨桐辅导女儿小语写作业，不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小语的卧室里尖叫着拍打桌子。我冲进去把小语从写字桌前拎出来抱走。
到了楼下花园里，小语哭丧着脸说道：“妈妈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我安慰小语：“你妈心情不好。”
小语又说：“爸爸，你为什么跟妈妈吵架啊？”
我说：“没吵架啊，我没跟她吵架啊。”
“我知道。”小语随即把脸歪向一边，轻轻吐了一口气，“我什么都知道。”
在吃晚饭之前，小语吃了一包零食。李雨桐从小语“不应该在餐前吃零食”说到她“不好好学习”，并且给她的前途做了一个不公正的评判——“这孩子将来废了！”
我妈黑着脸劝了一句：“别说了，吃饭吧。”
李雨桐腾地站起来：“吃什么吃！张X（我姐的孩子）现在成啥样了，都是你的事！你会教孩子吗？”
外甥今年没有考上高中，花了几万块钱在老家复读，李雨桐把他成绩不好的责任归结到我姐教育无方上，继而推断出“我们家的人都这样”的结论。
我妈被气得不轻，她咽了几口吐沫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养大了好几个孩子，从来还没有人说我把孩子养废了……”
我把筷子狠狠地摔到盘子上，指着李雨桐骂道：“你要是不想吃饭，你就给我滚！”
我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连女儿都发现了。我觉得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女儿。
我开始失眠，并且大量抽烟，我在书房里要熬到很晚才能睡着，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脑子里有一根紧绷绷的弦，我“盯”着它，屏住呼吸，等着它断开。
我去找心理医生，她看到我之后有些惊讶，我则羞耻地低下了头——我们俩是微信好友，偶尔会聊几句。她说了一句：“没想到你在网络和现实中那么不一样。”言外之意是我报喜没报忧，让她认为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心理医生劝我把心理学书籍全部扔掉：“你不愿意相信书里的东西，就不要强迫自己相信。适得其反。比看书更好的办法，就是去改善你们的夫妻关系。”
到了8月份，我终于下定决心。我找到李雨桐，首先声明：“为了咱们的孩子，我不想跟你吵。咱们应该冷静一下，重新审视一下现在的关系。”
李雨桐看也不看我：“怎么审视？”
“起码你得表现出一点诚意来。”
李雨桐放下手里的工作，端正坐好。
“我发现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原谅对方身上的小毛病，也总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表达不满。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总是带着恶意的揣度。这是不对的。”我一本正经地说完。
李雨桐噗嗤一声笑了：“躲在屋里多么多天，就想出来这4句话？”
“要不咱们离婚吧。”
李雨桐脸上一冷。我等着她发火，或者骂出难听的话。我想，如果我们的关系不能彻底决裂，就不能重新开始。
李雨桐带着报复的快意，嗓音都变尖了：“行啊，什么时候离？”
“离婚之后，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忘掉对方的过去，彼此是陌生人。”我想一次性把话讲清楚，省得她有什么误会把这次谈话推到死路上去，“就好像一只装满了水的木桶，先把水倒空……”
“行啊。都行。”李雨桐打断我的话，站起来回到房间里收拾东西。
“你没有必要走。”我跟到门口，“不能让你爸妈知道。”
李雨桐把衣服扔到床上：“我不去我爸妈家。商务城的房子我能住吗？”
“能，能住。”我看得出来李雨桐心里憋着气，她并不认同我提出来的解决方法，我甚至认为她并不想好好地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
我压了压心里缓缓升起的火，带着些冷酷的口吻说道：“那房子归你。”
3
李雨桐搬出去之后，我就向家里人宣布，李雨桐出差去了。一周之后，李雨桐回到家里，女儿被我妈带下楼玩去了，李雨桐直截了当地问我：“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我想我之前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我的本意并不是离婚，而是为了换一个身份相处，为了获得某种仪式感，以获得重构这段伤痕累累的爱情的信心。我的办法没有多么高明的地方，觉得“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也许这个方法非常愚蠢，但是我想不出别的法子了。
我在心里想着，如果不愿意为此努力，那就摆烂吧，随便。于是我们到民政局领表、写申请，再经过1个月的冷静期，拿到了离婚证。
我记得那天是2021年9月份的一个周五，阴天。我们从民政局里出来，李雨桐一声不吭，她径直穿过马路，沿着绿化带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则直接走进停车场里，开车回了家。下午我姐来了，说周末我女儿不上课，把我妈接回老家住两天。从我妈跟我姐愉快的聊天声中，我知道我和李雨桐的秘密她们并不知晓。
下午5点半，我妈牵着女儿跟着我姐下了楼，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我瞬间掉进一片虚空之中。
“李雨桐离我而去了。”我在心里想着，“她没有信守‘承诺’（离婚不离家）。”
我把离婚证塞到衣柜底下的小抽屉里，意外翻到了那本让我酸嘴倒牙的彩色印刷的小册子。一瞬间，很多遥远的记忆涌进了脑子里，我马上把它们赶走，我什么都不想回忆。我躺在床上睡了一会儿，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半了。
我把脸转向另一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卧室的门整个横了过来。我被吓了一跳，慌张地坐了起来。我得出去走走，随便到哪里走走，不然脑子要出问题。我忽然想起单位发的电影卡还没看完，便从电脑桌的抽屉里翻出来，拿着去了电影院。放了什么电影，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了，好像是一个灾难片。电影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天空中黑风阵阵，我想如果地球被摧毁的话，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孤单害怕？
到了家里将近11点，我看到小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些光出来。我走过去看见李雨桐正在里边侧身躺着，脸朝里，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我才知道，她认同了我的计划。
4
第二天一早，李雨桐做好了饭等着我。
我走进客厅，李雨桐摊了下手，问我：“我该怎么做？”
“记得我在南京上班的时候，周末往回赶，顾不上吃饭。但是每次到家里都没有吃的。”我说。
“记得我怀孕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接送过我。”
“又来。我上班比你早，下班比你晚。我怎么接送你？”
“是你先说的。”李雨桐拉开餐桌的椅子坐下来，“一大早就揭老底吗？”
我也拉开椅子坐下来：“你不是问我该怎么做吗？现在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俗称揭老底儿。你开始吧。”
“没意思。”李雨桐垂下眼，“吃饭吧。”
“那就想一想对方有哪些优点，夸一夸吧。”我又说。
“你酸不酸？你让我搁这儿夸你，做梦呢吧？”
“得了。先吃饭吧。”
吃完饭，我把碗筷收拾进洗碗池子里，叮叮当当地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李雨桐在门口换鞋准备去上班，她清脆地说道：“我今天上班没功夫，你今天不上班，你在家里想吧。”
我看到摆在桌子上的女儿的照片，便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小语长得像我，身上的臭毛病也像我。
记得2015年李雨桐刚怀孕的时候，我妈找她要产检的单子——李雨桐在医院的产科上班，找同事做检查不用花钱，但是出不了单子——我妈找了一堆借口：“要花钱做，要出单子，万一以后有什么问题也是个证据。花钱做人家做得认真，不花钱人家嫌烦……”
我妈想要单子，是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套看男孩女孩的玄学理论——如果宝宝的形状是长条形的，就是男宝宝，如果是椭圆或者圆形的，就是女宝宝；面对着你的，是女宝宝，背对着你的，是男宝宝……孕妇肚子上的纹路也能进行辨别……
转眼间到了2016年2月，李雨桐到老家过年。我二姐又张罗着带着我俩到一个“老中医”家里把脉。所谓的老中医，实际上是一个算命先生，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我二姐把20块钱朝桌子上一按，“老中医”开始装模作样地摸起了脉。我心烦得要命，跑到大门口的树下靠着抽烟。不一会儿，我二姐扶着李雨桐出来了，喜笑颜开，似乎结果很令她们满意。
2016年6月15日我在单位值夜班，9点多钟的时候已经躺到了床上，心里却莫名地不安起来。我找领导请了假，开车回家。
我摸黑爬到床上，李雨桐问道：“你怎么跑回来了？”
我笑道：“我感觉你今天要生。”
李雨桐扑哧一笑：“你会算呀。”
到了11点多钟，李雨桐把我推醒。“快点、快点儿。我肚子疼。”李雨桐把手攥在我的胳膊上，大约过了十几秒，她长出一口气，疼痛过去了。
如此有规律的疼痛来了5次，李雨桐终于说：“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里，李雨桐的同事一边跟她闲聊一边做各种检查，几个人有说有笑的样子倒让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她被推进产房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凌晨1点了。我在产房门口焦躁不安， 来回踱步。这时候一个护士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老婆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她好着呢。”说完咯咯笑着走开了。
我向来不会搞人情交际这一套手段，不过这个时候却突然开窍了一样，用手机点了10份奶茶托人送了进去。熬到4点多钟，顺利生产，母女平安。
过了1年多，李雨桐才跟我说：“你以为咱爸妈做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啥意思？不就是想知道怀的是男孩女孩吗？切！”
“他们想知道就想知道呗，你管他们干嘛？”
“就是心里不舒服！我又不是个机器，被你们研究来研究去。要搁你，你怎么想？”
“哦，原来带着气儿呢。”我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以前没提，现在提它干嘛？”
“我看他们也没有不疼小语，本来不打算提这事的。但是我看你成天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我就来气！你不知道替我说句话，或者安慰安慰我？”
“我本以为你无所谓的。”我说。
“狗屁吧你。”
我承认，我在很多事情上忽视了李雨桐。我跟李雨桐都是家里的老小，两个被原生家庭宠惯的人走到一起，容易产生情感缺失的错觉。
5
有一天，我们坐下来闲谈。
李雨桐问我：“上次楠楠（她闺蜜）来我们家，她把你的乐高碰到地上摔碎了，你怎么不生气呢？为什么我犯一点小错你就发火？”
我反问她：“为什么你对小语的老师客客气气，百般顺从，但是对我妈却这也不满那也不满呢？到底是谁在照顾小语，谁更疼小语？”
李雨桐梗着脖子说道：“可以，我承认我有偏见，我可以改正。那你呢？”
“我当然也可以改正。”
2022年的春节前夕，下了一场大雪。李雨桐带着小语在楼下的公园里玩，不一会儿，小语怏怏不快地跑上楼来，我还没问怎么一回事，李雨桐也跟了进来。
“小语把咱家的钥匙弄丢了。”李雨桐说，“她非要自己拿着！”
小语说：“我喜欢钥匙扣上的毛绒娃娃。”
李雨桐向来大大咧咧惯了，我不知道因为她丢三落四吵过多少次架。我压着自己的火，问李雨桐：“你就不能把娃娃摘下来给她，非得都交给她？”
“摘来摘去多麻烦了！”
“那你不能跟在她后边看着，掉的时候你马上捡起来？”
“你能不能别叨叨了！”
我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前功尽弃，便闷声闷气地下楼去找，找了两圈仍然一无所获。我记得李雨桐的钥匙串上有门禁卡、防盗门钥匙和电动车钥匙，还有她在单位里各种柜子的钥匙。交房的时候门禁卡上贴了房间号，我曾经让李雨桐把它撕下来，她不听。现在好了，门禁卡再加上钥匙，一摸一个准。
我到物业和附近的岗亭去问，都说没有人捡到钥匙。岗亭的保安扁着嘴说：“大过年的，抓紧把锁换了。那么大一串钥匙，要是不被人捡走，不会找不到。”
我更加气恼了。可是过年的商店全部关门了，我连建材市场都跑了一遍，还是买不到锁。最后我在路灯杆子上抄到了一个开锁、换锁的小广告，电话打过去没多久，来了一个挎着包的小伙子。他从包里拿出几块杂牌锁具摆在地上，张口就要1000。我告诉他这些劣质锁具也就100块钱。他倒是干脆，把包一收，爱换不换。
为了能放心回老家过年，我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春节过后商店开门，我又把杂牌锁具拆掉扔了。
事后，李雨桐跟我说：“想发火就发火，别憋着。”
我说：“我真想发火。”
“你干嘛发火？要是楠楠把钥匙丢了，你会发火吗？”
“她把她家房子丢了，我也不发火，她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李雨桐话锋一转：“要是她把咱家的钥匙给弄丢了呢？”
“我要是把咱家的钥匙给她，那不该你发火吗？”我有些不耐烦，“你不要老是以为我对你有什么偏见，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不对！”
李雨桐发觉自己有点可笑，她说：“两把锁一共多少钱？3000块够了吧？我这就转给你。”
我伸手阻止她：“钱不用转，知道自己错了就行。”
以前遇到事情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呛上两句，现在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了。我们约定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发火，不抱怨，不推卸责任，不相互指责，先解决问题，再分析谁对谁错。这时候我们发现，当问题说清楚并成功解决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坦然地承认错误。
有一天，李雨桐拿出来一个小本子，一边用手拍着一边咂嘴：“咱们4个月没吵架了，你敢相信？”说完，煞有介事地坐在沙发上一张一张地翻：“嗯，我承认了13次错误，你承认了3次。”然后把小本子朝我身上一丢：“你自己数一数看，数目对不对。”
我拿起小本子看了看，问了她一句：“咱们的聊天记录是不是也打印出来了？”
李雨桐哈哈大笑起来。
今年夏天，我在老家的菜园子里收拾杂草，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了一口，很快整条胳膊都红肿起来，刺扎扎地疼，手指头也开始痉挛。我把胳膊展示给李雨桐看，她二话不说，直接开车送我去了镇上的医院。
不一会儿，我的舌头开始发麻，太阳穴突突突地疼。李雨桐把车子开得飞快，我大着舌头提醒她小心开车。到了医院里，当班大夫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值班大夫还没到岗。大夫着急走，简单检查了一下说没啥大问题，吊两瓶消炎药就行。李雨桐与他争执了几句，最后“商定”好了用什么药。大夫夹着衣服从诊室走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李雨桐对着大夫的后背骂了一句：“去你妈的！”
我在输液室里打吊针，李雨桐去药房里拿药去了。我隔着窗户看到有个老太太拉着一辆平板车慢吞吞地进到了院子里，就站在那儿张皇地望着，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站了一会儿，保安终于发现了她——保安俯身查看平板车的时候，我伸直了脖子，看到平板车里躺着一个大爷。
我忽然意识到：人生不过如此吧，生老病死，相扶相依，争吵又有什么意义呢？
6
10月1日，老韩给我打电话：“老张，我跟刘娟复婚了。”
我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不过我很快醒悟过来——他俩复婚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老韩是结婚的当天给我打的电话，去参加婚礼是来不及了。我埋怨了他两句，给他发了一个红包，可是老韩超期没收，又给退了回来。
第二天，老韩给我打了个视频过来，他把镜头对着刘娟，刘娟正把结婚用的大红色的被子往地柜里塞，又是压又是踩，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你瞧，笨得跟头猪一样。”老韩偷笑道。
“身材也像头猪。”我揶揄道。
老韩啧了下嘴：“哎，老张，这话可不兴你说，记住了啊！她可是我老婆。”
我对付着笑了一声，问他：“份子钱怎么不收？”
“哎呀，份子钱算了。老夫老妻的，还不够丢人的。实话告诉你，我们结婚，谁都没请，就家里的几个人。”
这时，刘娟突然扑过来，把手机抢了去，她从手机里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老张，你老了。”
“比上学那会儿是老了。”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
“很久了。我倒想见你来着，就怕老韩不愿意。”
刘娟喷出一口气：“瞎贫！你跟老韩聊吧，我收拾收拾去了。”
老韩接过手机，我看到他的眼睛越过手机屏幕，应该是看着刘娟离开的方向。等他把目光回到屏幕上来，苦笑一声：“老张，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俩，白白耽误了4年多时间，离婚的这4年我们可以做多少事情啊，你说是不是？”
“如果不闹离婚，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老韩抹了一下眼睛：“谁说不是呢。不过现在也不晚。你说是不是？”
当年“逃课5人组”里有老韩，从杭州回来之后，我们便没再说过这个事情。我跟老韩不常联系，他总是换私人号码，但是一旦见面就无话不谈。老韩有时候在别人面前大喊大叫，快活地仰起脖子笑，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他。每次有我在场的聚会，他都会感到不自在，他说自己有被人看穿的窘迫感。
沉默了一小会儿，老韩突然小声说道：“还记得你的名言呢，你说婚姻中的那个她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你家房门的女人。我越想越觉得这话真他妈浪漫！”
我当时说这话其实是对自己糟糕的婚姻生活的嘲讽，却被他品评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我告诉李雨桐，老韩复婚了。李雨桐眨了眨眼，问我：“他教你什么招数没有？”
我哭笑不得：“没教。”
“那我给你支个招。”李雨桐说，“你带我出去玩。”
国庆假期瑜伽班搞促销，李雨桐报了一个班，送了她两张芒砀山的旅游门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自驾去过一次芒砀山，这次算是故地重游。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两个凌晨5点打出租车到达市中心牌楼下边，等了一会儿，就坐上了旅游公司的大巴车。
我迷迷糊糊睡了2个多小时，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9年前。周围那么多人，但是我只认得李雨桐一个，再没有别的人可以佐证我们已经度过了耗费心力的9年时间，一切似乎都回到了起点。
我们钻进王后陵里，李雨桐在前面嗖嗖嗖乱窜，不一会儿就跑得没了踪影。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又逆着人流朝我奔过来，大喊着：“快点，快点，跟我走！”李雨桐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洞边上，指着挂在洞边的牌子说：“你看，‘相思洞’。上次咱们来的时候，你没陪我进去。”
李雨桐拉着我的手，汗津津的。9年时间我们拉过无数次的手，早就像左手拉右手那样没了感觉。李雨桐说过，我们两人的手都小，握不住东西。真如她所说的那样，我们差点就没有握住彼此。
从王后陵里出来，我们意外发现一个小庙，李雨桐说她想拜一拜。李雨桐虔诚地跪在佛像前边，双手合十，我站在离她相隔五六米远的地方，望着她瘦削的后背，心想，这几年她确实变了很多，以前我们到过一些庙宇，我怂恿她去拜一拜，都是被她推着走开了。
拜完神仙，李雨桐跟我说：“以前总是相信自己，现在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感到无能为力。”
我问她：“那你刚才求了什么？”
“求我们长命百岁吧。”
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她没有说实话。
那天我跟李雨桐都获得了相同的情感体验。我们从旅游大巴上下来，她的眼睛在路灯下闪着光。
“我们走着回家吧。”她说。
“好啊。”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一直沉默着，我们就这样在人行道上慢悠悠地朝家里晃。走到火车站前边的路口，李雨桐站住了，她说：“记得咱们谈恋爱那会儿，走到这儿就要分开了。我向北，你向南。”
“对，但是好在现在不用了。”
7
11月5日星期六，李雨桐心血来潮想去安徽皇藏峪。我们早上出发，从北京路开上符离大道，李雨桐把胳膊伸出窗外，手指头惬意地在风中打着圈儿。到了皇藏峪附近，李雨桐突然疑惑地问道：“我记得上次来是走一条烂路来着，就像被炸弹炸过一样的烂路。它跑哪去了？”
曾经确实有一条烂路，不过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它身在何处。李雨桐提议道：“要不咱们去找那条烂路吧。”
我说可以，然后调转车头，毫无目标地闯进好几条烂路，但都不对。到了中午，我们放弃寻找，开车返回皇藏峪。在山顶上我们找到一块突出山体的大石头，李雨桐大叫一声“就是它”，然后跳了上去。
她张开双臂使出全身的力气喊了一嗓子，转过头来：“你也来一嗓子？”
我摇头拒绝：“恐高。”
李雨桐说：“切，跟上次一样。”
又喊了两嗓子，李雨桐大脑缺氧俯下身子，胳膊向后边伸过来。我跳上了石头拉住她，脚下的风景让我两腿一软，忙不迭地抱住了她。突然的身体接触让我俩都有些不好意思。
从山上下来，李雨桐又有了新想法：“我记得当时有一条小路……”
不过现在那条下山的小路也找不到了，在回家的路上，李雨桐嘀咕了一声：“以前的路都找不到了，是不是意味着回不去了？”
我别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忽然咧开嘴大笑：“别紧张，开玩笑的。”
回到家里，李雨桐提议道：“我有个打算，要不咱们列一个旅游计划吧，把那些年我们去过的地方重走一遍，你看怎么样？”
我一边擦着脸一边回应她：“行啊，走完之后呢？”
李雨桐一笑：“到时候再说吧。”
正如我们容易被一件小事激怒一样，也容易被一件小事感动。我跟李雨桐彼此的心里都非常清楚，今天的快乐在冗长乏味的生活长河之中，是虚幻而短暂的。我们都不敢再轻易相信，月亮在我们这个年纪好像已经不能再惹祸了。虽然对彼此固有的成见很难打破，不过呢，我跟李雨桐都在努力地重构爱情，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重拾信心的。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老男孩
编辑：唐糖
题图：《柳烈的音乐专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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