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闯进一位女作家
重复的工作中，偶尔会有惊奇发生。
比如两天前在节目中看到并被深深吸引的人，转眼就要跟她做一个小时的采访。
那档对谈节目中，她和周轶君一起漫步在丰美的月季园，畅聊植物的全球迁徙和自然律。
有那么一幕尤其动人——
在青草味和暮色中，她会躺下来，想象一个更加符合心灵的活法。
而后，她就携着电影处女作闯进了院线。
她叫陈丹燕，知名上海作家，软糯的语调中自带沉静的力量，总是不疾不徐地轻吐出击中人心的句子。
女导演难得，65岁的女导演更是稀缺。
作者电影本就不多，作家电影更是一次勇敢跨界。
因此，《萨瓦流淌的方向》在今年院线中散发出全方位的艺（异）术（数）气息。
南斯拉夫崛起又消亡，首都贝尔格莱德被摧毁又重建过四十次。
要如何呈现这样沉重且复杂的遥远他乡？
没有令人昏昏欲睡的历史资料，没有高清到不容置疑的上帝视角。
陈丹燕用泛着毛边和温度的影像氛围，引我们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集体命运。
论题材和视角，它是新鲜的、不被定义的。
而从内核来说，遥远的他者与此刻的我们都在承受同一个命题：
面对创伤和不确定性，人要如何安放自己？
作家VS导演
作为中国作家里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背包客，陈丹燕至今在路上。
其中的吸引力被她形容为——让生命拥有很多条分叉的支线，去理解在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
出自对《哈扎尔辞典》的热爱，陈丹燕去往作家帕维奇的家乡塞尔维亚，写出了地理阅读笔记《捕梦之乡》。
书卖得很好，还因此砸到一个意外的机会——
执导中国和塞尔维亚首部合拍片。
“起初没有想做电影，仅想拍一些小的影像为《捕梦之乡》做宣传短片，后来觉得拍了就一直拍下去，不过也很漫长，前后有8年的时间。”
这些年来，陈丹燕边走边写边拍，对于影像并不陌生。
但真正到了片场，还是少不了艰辛的磨合过程。
作家的工作方式，深受冲击。
她每天写email把所有注意事项发给团队，但是没人看，因为拍电影的人习惯开会。
作家反对阐释自己，而导演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来应对团队、观众、媒体提问，正如此刻。
不过作家的工作方式，也蹚出了一条新路。
不同于《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塞尔维亚经典译制片给中国人留下的时代烙印，《萨瓦流淌的方向》充满了陈丹燕的私人视角、经验和趣味。
我们所习惯的纪录电影，通常力求客观、冷静，把导演和镜头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但陈丹燕几乎反其道而行之。
她走到了镜头前，与人物产生交集；
当她用非虚构写作打比方，入画的动作瞬间就好理解了——“每个作者都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极具特色的嗓音，随着26段独白贯穿全片。
陈丹燕喜欢杜拉斯在电影里用烟嗓子说话，她没有烟嗓，但依旧跃跃欲试。
而且独白的确是她用得趁手的工具，可以弥补影像上的不足，也释放出作家独具的直觉与敏锐。
比如有一次，看到阳光直直地射在咖啡座里的时候，陈丹燕耳旁边听到的却是爆炸的声音，这声音提醒着她：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曾经有40次被轰炸的历史。
所见和所感有时候完全不相干，这种音画分离的手法，可以大大扩充人的感受空间。
就像作家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内心世界却在辽阔地翻涌。
“我希望电影有更多的文化、文学含量，不是旅游片，它是看到一个民族的地理和历史在心里面引起的震动。”
陈丹燕当过电台主持人，录制独白对她来说本不算难，但是谁料开头的纪念碑部分就录了四五个小时。
朋友是译制片导演，或许是因为了解她够深，因此对她相当挑剔。
“她始终觉得我做得不够，说要我在声音里面找到自己，我是在跟一个观众说话，而不是跟一群人。如果我的声音没有找到自己，就没有办法跟观众对话。一个人要有足够的真诚，还有对自己足够的认识，才能做好这些独白。”
90分钟，根本没办法穷尽巴尔干复杂、撕裂的历史与现实。
为此，陈丹燕在电影中用了大量遮蔽性镜头。
这种镜头语言，一如我们看待巴尔干相关问题——无法窥其原貌。
“你的眼睛从哪个方向看是没办法掩饰的……你决定怎么看，就决定你所能看到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不能说自己看到的就是绝对的真相。”
她并不隐匿自己的在场，或者说她有意用这种方式提醒观众：
这只是“我”的眼睛看到的，只是“我”的心感受到的。
在他人的民族苦难面前，在难以还原的真相面前，她极力保持谦卑。
同时，私人的、日常的、轻灵的表达方式，避免了镜头代替观众思考。
而是营造出一种可以打动观众的气氛，让他们自己接着往下走。
“如果这部电影有足够的生命力，我相信观众可以在整个影像系统里看到他想看的东西。导演带动观众发现自己的视角，这或许也是导演和观众最良好的关系。”
他们VS我们
在创作上，拒绝全知全能的视角，陈丹燕甚至和观众一样在感受时间创造的神奇。
如果早几年看到这部电影，也许你会疑惑：
塞尔维亚的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电影起始于2014年，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发生，全球化还是主旋律。
时间触发的回旋镖，突然让我们能够深感其痛了。
经历了社会活力收缩、不安全感剧增的阶段，我们也体验了某种巴尔干式不确定。
一次又一次战争，打断正常的人生，阻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程。
但就像斑驳墙体上画满了瑰丽涂鸦，废弃厂房的屋顶有少年在奔跑，艺术品修复工作迎来热情洋溢的年轻女孩……
这些平凡瞬间让我们看到：萧条大地上，依旧有新生的力量在抽枝发芽。
片中，一位塞尔维亚导演所说的话，同样可以撼动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们：
最重要的，是人们怎么生活下去。
真正的人和他们坚持的生活方式，总是无法摧毁。
而这，也是陈丹燕决定拍摄乌先生的24h展览的原因。
“经济、政治是重要的，它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了好的生活，但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坚强的，在政治、经济不好了的情况下，普通人能做什么？普通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认识就是把握目前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乌先生是个业余策展人，平时工作繁忙，一旦在时间和金钱上有了余裕就谋求“为灵魂工作”。
展览内容，是各种刻满岁月痕迹的生活用品。
我们从这些物件里目睹一个普通人在50年中的平凡生活记录，也魂穿南斯拉夫时代的生活和艺术气息。
在这份工作里，乌先生挣不到一分钱，纯属为爱发电。
另一边，米先生苦苦坚守一座国营书店。
每天为钱苦恼，还要应对名目繁多的官司。
很难想象，这座巴尔干最古老书店在昔日有多辉煌——
百年来最知名的塞尔维亚作家都在这里出版过著作，“最好的时候每天出版一本书”。
他们睿智的黑眼睛，悬在书店上方，默默见证着塞尔维亚精神遗产的生存变迁。
拒绝私有化就没钱，没钱就无法修缮书店，后来一场大雨淹了库存，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身为知识分子的尊严，让米先生不愿意在镜头前表达创伤。
明知自己支撑不住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放弃努力。
他说：“我宁愿当堂吉诃德也不愿当西西弗斯，因为西西弗斯没有希望。”
陈丹燕透露，米先生的书店最终还是没了。
她不忍心说米先生其实更像西西弗斯，而选择用行动表达微末的支持。
“在公映前，我给他发邮件说可以把拍的影像捐给塞尔维亚档案馆，日后帮助他们复刻原貌。”
在南斯拉夫这个承载着分裂、消亡、衰败的巨大记忆体面前，陈丹燕拒绝展示苦情。
她拍一个个坚强的面孔，用普通人的身份做不普通的事，在历史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生活和内心的秩序。
这份精神的力量感，在她谦卑又共情的讲述中，缓慢流淌出来。
哪怕电影结束，还在持续激荡我们内心的涟漪。
拍摄《萨瓦流淌的方向》期间，陈丹燕年近60岁。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首次触电就有这般成熟的审美系统和观念系统。
“二三十岁当导演我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我不会对我片子里的人有这么多的同情和理解。这个同情和理解是建立在你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在于你知道生活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同情和理解的增长，也就可以去接受更多样的选择和人，也敢于去爱这些人。”
不仅是从电影的拍摄对象，从陈丹燕个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汲取类似的精神力量。
不管写作、游历，还是花8年与电影处女作死磕，她始终践行着“更符合心灵的活法”，让我们撞见一个女性身上辽阔的精神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是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关心想关心的东西的，不局限于从家庭或在两性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权利。有时候女性会更本能地愿意付出，付出代表关心、爱护、享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美好。女性在精神世界上可能是更强大的性别，不争斗，但也可以活在自己想活的世界里。”
电影能拍出来，还能上院线，对于陈丹燕来说是意外之喜。
在她眼里，商业片是面向大众的，纪录片是面向知音的。
“走进电影院，检验一部作品和导演有多少知音，这是件难得的事情。”
当问到“还有没有继续当导演的打算”时，陈丹燕诚实到可爱的地步：
“没有耶！做导演是件非常累的事情。”
做导演于她是一次意外闯入，在这个过程中她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满足。
但我私心期待，越来越多的异数可以闯进电影院。
用诚恳的生命表达，制造哪怕有且仅有一次的精神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