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赴难西安 情治事业青云直上

传记文学第739期《戴笠与西安事变》

戴笠因其赴难西安之表现，日后更获蒋中正之信任。诚如军统元老唐良雄所言，戴笠之赴难西安，「是他一生生死荣辱之所系」，「由于他的决心与勇气，使他在蒋公心中立下牢不可拔好印象，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在此以后自必又更不同」。再如军统元老毛钟新所称，戴笠之情报事业，因其赴难西安而「打下了不拔的基础」。又如学者徐有威所评价者：「甘冒生命危险前往西安探视蒋介石的戴笠，从此青云直上，成为在西安事变中得益最大的力行社成员。」

惟尚有值得注意者，蒋中正对戴笠赴难西安之肯定，不仅因其甘冒风险，更因其对事变之解决所发挥之作用。事变结束后，日本情报人员敏锐地观察到，陕方「及戴（笠）出马，始释放蒋」，并分析其原因是共产党「注意于戴在全国之实力」，想拉拢戴、「示好于戴」。军统元老毛钟新认为：「西安事变，他（戴笠）和张少帅的一番谈话，起了旋转乾坤作用。」台湾学者张霈芝认为，由于戴笠保障了张学良的安全，「加速了张学良送蒋委员长返回南京的决心」。美国学者魏斐德亦认为，戴笠对说服张学良释蒋「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有些大陆学者不以上述诸说为然，比如江绍贞认为戴笠对蒋中正之脱险「没有任何作为」。

在笔者看来，戴笠之作用虽不似日方及毛钟新等人渲染之重要，但其对事变之和平解决确有若干贡献：

第一，戴笠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的谈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心力。据宋子文日记，他于二十三日与蒋鼎文、戴笠讨论后，向西安方面提出如下意见：一、不必在西安召开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会议；二、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三、释放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等七人；四、一旦抗战爆发，塘沽、何梅、察北等中日军事协定应自动废止。再据时任山西清乡督办徐永昌日记，张学良于二十四日来电告知，他与宋子文、蒋鼎文、戴笠集议，达成改组政府、西安方面八项主张拟请委员长由事实方面处理之、南京方面对西北各部拟为安全之保障三项协议。此皆戴笠参加谈判并提出意见之明证，且这些意见多为谈判双方所接受。

第二，在戴笠赴陕之前，特务处前方办事处的黎铁汉、赵世瑞曾于十二月十六日在洛阳向南京方面报告他们探听到的西安情形，略谓：「校座被劫持后，禁闭于地洞有三日，不说话，不饮食，现得端纳见面劝慰始说话，已移住冯钦哉宅，颇受优待」，「张学良推辞责任，谓委座之劫禁非其所为，是他部下耳」，「张所提条件，须委座立即签字，并以孔祥熙或宋子文抵押为履行保障，及由洛起划归张部驻守。委座不愿以孔、宋为抵押，须释放回京后签字」等等。这些消息源自澳籍顾问端纳之口，或因情势急迫及辗转翻译之故，其内容颇不准确，不仅未能反映真实情形，反有耸人听闻之处，这无疑会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带来不利影响。而当戴笠亲赴西安后，他作为力行社骨干，可以代表社方直接了解张、杨的态度及主张，并及时通报南京，以他在社内的地位，足以安抚主战者的情绪，使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有所缓和。

第三，亦即最重要的一点，是戴笠为张学良提供了安全保障，加速推动了事变的最终解决。宋美龄曾说，西安诸将之所以对事变之结束有所犹豫，其「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此语固然失之片面，但若谓西安诸将之人身安全是张学良的重要考量之一，则绝不为过，更何况张之眷属不在西安，他们的安全尤令张无法释怀。当时有可能对彼等生命造成威胁者，首先是蒋中正的态度，关于此点，宋美龄向彼等申明：「尔等如真能悔祸，个人安全决无问题」，「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而戴笠亦曾在谈判期间重申此点，且曾单独向张学良作出保证。

史家公认，当宋美龄一行来到西安后，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按此种变化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双方的谈判、宋氏兄妹施加的影响均其荦荦大者，而戴笠提供的安全保证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可注意者，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亦即蒋中正离陕前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因释蒋问题大吵一架，张打算「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杨则坚决反对，对张说：「你发动政变，什么也没得到就放走委员长，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由此可见，在戴笠作出安全保证后，张因与戴笠交厚，得充分沟通，故对此种保证甚为信任，杨则关系疏远，接谈机会亦少，故态度迥异。如果换个角度观察此事，则是戴笠充分利用自己与张的交谊，对张责以大义、晓以利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分化张、杨的作用，由此更可凸显戴笠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三之三，全文请见《传记文学》2023年十二月7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