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化」是反民主者「包办」政治的最高型态

殷海光直指国民党党国体制，批判「党化」是反民主者「包办」政治的最高型态。（本报资料照片）

如何启蒙 怎样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48年，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与今日〉一文，是殷海光最早关于「五四运动」的文字，殷海光在这篇文章中绍介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里程碑意义，并将胡适和陈独秀列为文学革命的两大钜子，「科学与民主」则是五四时代的总口号与标帜。时隔一年，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两篇纪念五四三十周年的文字，则是再覆斯旨，强调胡适和陈独秀揭竿而起的「文学革命」内除中国旧社会制度、外引欧美新思潮学说的重要性，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五四运动以后，就是科学和民主与其反对者的对抗：

科学是理性底发展。民主底要素是自由与平等。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年来中国底历史就是理性与反理性，自由与反自由，相互纠织的历史。

殷海光纪念五四之余的另一个重点，则是叙说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如何以「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遂行言论一言堂之举措，五四精神不见容于共产党的铁蹄之下，共产专制集权的洪流如何违背五四运动所建立起的民主、自由、科学与理性的趋向。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后，出现「五四亡国论」的说法，认为五四运动引介了共产主义，因此需要对中国故土的沦陷负起直接责任。殷海光对此论调不以为然，认为将故土的沦陷和共产党的兴起，归咎于「五四运动」和「胡适思想」，是经不起检验的「倒果为因」之论断。中国之颓势远在中英鸦片战争就已肇端，五四运动只是谱下失败的挽歌罢了。面对「五四运动」在台湾的不白之冤，殷海光认为是因为「复古主义和现实权力两者互相导演之结果」，尤其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对权威的挑战。倘若国民党要继续实践反共复国的路线，除了继续延续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实行民主的路向，并无其他选择可言。殷海光此时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泛滥成赤潮的厌恶之故，已经不再重提「文学革命」的论调，对于陈独秀亦无只字片语的描述，胡适的形象转变成为「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导师」，主导了改造中国的启蒙运动，殷海光并明言一部中国国运的兴衰史，几乎就是「胡适思想」消长史的最佳纪录。

1956年起，殷海光因为在《自由中国》上针对蒋介石连任的「祝寿专号」以及鼓吹建立反对党的言论触怒国民党当局。为此，殷海光的策略是以「五四」为名，批判时政。在〈五四是我们的灯塔〉一文中，殷海光直指国民党党国体制，批判「党化」是反民主者「包办」政治的最高型态，并且暗讽蒋介石的神化角色：

现在还闹「革命」的人，在训练党羽时，口口声声「党国」、「党国」的……当着「国家的利益」与「党的利益」一致时，他们似乎很是「爱国」；然而一旦顾到「国家的利益」就顾不到「党的利益」时，他们就在种种借口和掩饰之下，牺牲「国家的利益」以成就「党的利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居然还有人用笔墨、用口舌，把跟大家一样的人神化起来，说成怎样圣明伟大。

事实上，殷海光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早已暗喻党国巨灵的干预，殷海光提出现实权力无法容忍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因为五四反威权的理念所带来的社会新生与进步，将会挑战现实权力的统治。因此，现实权力会想方设法阻抑社会的进步，借以维护统治的状态。1965年，殷海光在五四运动四十六周年时，不胜唏嘘地表示五四运动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心中的昨日黄花，逐渐忘却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了。（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