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临终前，对中央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为什么没人敢答应？

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是一位抗法英雄，他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不移在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宣光城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当法军侵扰我国边境，他受命率兵奔袭，与法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他身先士卒，用铁旗杆揭杀法军少校，却也因此身负重伤，但他从未退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坚强和不屈。

八国联军入侵时，邓廷忠奉命入京护卫，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而是更加尽心尽力地去保护我们的家园。他还在天津武备学堂教授武官，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以期他们能够更好地保卫国家。

1901年初，邓廷忠从西安返回广西南宁，就职镇台，掌理军务。这个时期，他的家庭生活也迎来了新的变化。1904年，他的妻子杨振德在南宁生下了邓颖超，邓家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和期待。

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但邓颖超的童年却并不幸福。因为父亲经常忙于公务，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而后来父亲遭人诬陷，发配新疆充军，这个家庭更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母亲为了照顾年幼的邓颖超，不得不带着她四处奔波，这样的生活环境也使得邓颖超从小就懂得了什么是艰辛和不易。

长大成人后，邓颖超性格开朗、思想独立，深受周围人的喜爱。在求学时期，邓颖超曾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时期，她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也积极参与了这场爱国运动。她与同学们一起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的旗帜，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斗。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邓颖超结识了周总理，两人在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颖超和周总理的感情逐渐升华，他们一起为革命事业奋斗，一起追求进步的思想。在相互扶持中，两人的感情逐渐深厚。经过三年的相互了解和磨合，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共同走上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5年10月，周恩来参加了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此时，邓颖超身在广东，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这个丈夫不在身边，母亲也不在身边的时刻，邓颖超深感自己刚刚在广东开始的工作即将受到怀孕的干扰。她担心这会给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带来损失，这让她无法原谅自己。于是，邓颖超做出了一个决定——打掉孩子。

这个决定周恩来毫不知情。然而，在汕头的一次见面中，邓颖超向周恩来透露了这件事。出乎她的预料，周恩来对此勃然大怒。在他看来，邓颖超将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了起来。他激动地说：“孩子不是你的个人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随随便便将他扼杀？”周恩来认为邓颖超的决定过于轻率，没有与他商量便擅自做出。

邓颖超也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草率，看着周恩来如此生气，她在旁边不停地道歉。周恩来的怒气渐渐消散后，他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过重，于是向邓颖超道了歉。

1926年年底，周总理接到了前往上海主持工作的命令。此时，邓颖超已经怀孕数月，然而，夫妻两人不得不忍受分别的痛苦，邓颖超在妈妈的照顾下留在了广州，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孩子降生。这个时期的邓颖超，既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又承受着与周总理分别的痛苦，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

1927年4月，邓颖超住进了医院待产，没想到胎儿太大生不下来，只能用产钳，然而孩子的头颅在生产过程中受到了损伤，上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这让邓颖超非常伤心，她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初为人母的喜悦，就先尝到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这个意外对于邓颖超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哀伤。

更加可恨的是，当时国民党派四处杀害我方人员。这让产后未愈的邓颖超，拖着病体四处周折，吃尽了苦头。她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安全的威胁，她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和危险。在这个时期，邓颖超经历了生命的低谷，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从此，邓颖超的身体方面更加孱弱，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才导致了她和周总理一直没有后代。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在后期，他们收养了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我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儿童成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抗日战争的激烈战火中，许多战士英勇牺牲，他们的孩子们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在这危难时刻，邓颖超等有识之士为了保护这些可怜的孩子，不让他们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四处奔走，积极动员各界人士，共同组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这个保育会旨在为战争中的儿童提供保护和教育，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为未来的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邓颖超等人在保育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不仅为孩子们提供生活条件，还为他们提供先进的教育，让他们在日后成长为中国的新生力量。

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儿童节特刊上发表了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她的这句话表达了对保育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孩子们未来的期许。

在之后的七年里，邓颖超继续带领保育会创办了53所保育院，收容的难童数量近3万人。

她不仅关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质量，还注重对他们的心理关爱和情感关怀。这些孩子们在邓颖超等人的呵护下，逐渐走出了战争的阴影，重新获得了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

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不仅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还让他们得到了教育和培养，为日后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以其坚定的决心和无私的奉献，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6年，对于邓颖超来说，无疑是最为悲痛的一年，因为她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

那时的邓颖超已经72岁高龄，身患多种疾病，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依然不顾劳累，继续为国家奋斗。在她73岁以后，她相继代表国家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以及欧洲议会等组织和国家。她像周总理一样，忘我地工作，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担负了党和国家的各项重要工作。

曾经有人统计过邓颖超从1977-1981年这五年间的工作情况：她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出国访问、接待外宾、看望同志，竟然高达1612次。而这其中，除去生病住院的192天以外，她几乎每天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无疑让人感到由衷的敬畏和钦佩。

到了1982年，党中央决定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确定了干部离休退休制度。邓颖超再次率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申请退休，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干部制度改革。她的这一举动无疑对于我国的干部制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1978年，邓颖超同志已经深思熟虑，预先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事宜，并立下了遗嘱。这份遗嘱，宛如一扇明镜，映射出她坚毅的革命党人形象，清清楚楚地反映出她不愿给组织增加任何负担的坚定决心。

在1982年，邓颖超同志立下了她的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如同她的内心一样，淡泊而高尚，充满了对身后事的深思熟虑和安排。这份遗嘱，无疑是她对生活、对革命、对人民的独特见解和崇高精神的体现。

她明确表示，她所居住的房屋将交公使用，这不仅仅是她反对任何形式的故居纪念的体现，更是她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坚决把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分开，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的人生态度的体现。她深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生活应该属于人民，他的财产应该属于人民，他的名字更应该属于人民。

对于自己的亲戚和周恩来的亲属，邓颖超同志要求党组织不要特殊对待，要严正党风党纪。这是一个真正的高尚品质，她不仅考虑到了自己的亲属，更考虑到了党的形象和纪律。她深知，一个党员的亲属，也应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得到特殊待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公正性和纯洁性。

她向自己的侄子侄女等亲属提出，在即将死亡之前不要再进行抢救，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增加国家的负担。这是一个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不仅考虑到了自己的生命，更考虑到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深知，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一个人的贡献是可以无限的。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甚至，邓颖超同志主动提出进行安乐死，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离去。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也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1991年，邓颖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86岁高龄的她深受高烧和肺炎的困扰。她的身体日渐衰弱，但她的精神却依然坚韧如钢。此时，邓颖超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再救治自己，不要因为自己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她的请求并没有人敢答应。

邓颖超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医生们倾尽全力，希望通过他们的治疗，能够挽回这位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英雄的生命。他们不忍心看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他们眼皮底下离世。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经过艰苦的努力，医生们最终在邓颖超的胃部开了一个口子，制造了一个“胃漏”。这个措施并非根治之法，但能暂时缓解她的病痛。然而，这并没有让邓颖超的生命得以延长太久。

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7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邓颖超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她表达了对人民的深深眷恋和对国家的无尽忠诚。

邓颖超的骨灰被放在周恩来逝世时所用的木制简陋骨灰盒中。她的骨灰被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与周恩来的骨灰一同安息。

邓颖超虽然未能留下骨灰，也没有立下墓碑，但在人民的心中，她已经矗立起了一座无形的丰碑。她的精神永存，她的贡献永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