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
“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
著名东北夫妻白云和黑土的经典爱情感言，已然成为时代眼泪。喜气洋洋的21世纪，和经济数据一同起飞的，是中国的离婚率。
1978年，中国粗离婚率仅为0.18‰，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达3.15‰，增长了十几倍[1]。
比中国离婚率跑得更快的，是东三省的离婚率。数据显示，东三省粗离婚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其中，黑龙江一马当先，吉林和辽宁的离婚率增速，也甩出全国一个身位[2]。
人们常常把离婚率的提高，当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到了民政局，发达东南沿海的时髦青年，也要输给东北老大哥。
事实上，东北人可能是中国最热衷于离婚的一群人。
是什么，让东北人这么想离婚？
东北人离起婚来，比东北虎还虎。
2014年以来，黑龙江的粗离婚率一直稳坐全国第一，直到2019年才被直辖市重庆超越；吉、辽二省也都长期处于各省前列[2]。
如果排除未婚人群，用离婚除以结婚人口的“离结比”来衡量离婚率，东北人在离婚方面“一马当先”就更加明显。
1990-2016年全国及东北三省“离结比”
2007到2015年间，黑龙江和吉林长期稳坐“离结比”头两名的位置，辽宁也长期排名靠前[2]。去年，黑龙江和吉林的离结比分别高达74%和69%，仅次于天津；辽宁的数据也接近60%，仅次于北上重庆等直辖市[3]。
在东北的民政局门口，每10对领结婚证的新人，就会和6到7对领离婚证的怨偶擦身而过，两方对视，彼此心里都要翻个白眼。
为什么要离婚？
2015年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省内引发婚姻危机的原因中，最常见的便是“婚外情”[4]。
南开大学团队在吉林长春市一个村庄的调研也发现，该村80%的家庭有离婚、婚外情现象，而大部分离婚，都因为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婚外情[5]。
当然不是锅包肉和地三鲜，让东北人变得爱出轨。婚外情的源头，首先在于人口流动。
东北地区是人口净流出地区，尤其吉林和黑龙江，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人口净流出共计约300万人，超过人口总数的4%[6]。
相关研究显示，外出打工人口比例越高的村子，离婚率也越高[7]。对于农村的夫妻来说，无论是一方单独还是双方一同外出打工，都会不同程度地促使婚姻走向终结[8]。
自家另一半的老脸逐渐让人厌倦，微信聊天如远水解不了近渴，当一同做事的大哥小妹们表现得温柔又体贴，许多人自然要动摇三分。
再不济，还有手机里的约会软件和“摇一摇”，源源不断地推荐村头精神小伙和隔壁洗头小妹。
21世纪的中年人想要开始一段新感情，可能比大学时候的你更加简单。
在中国，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女方[9]。
研究显示，当家庭被卷入流动人口的大潮，无论是丈夫或妻子单方流动，还是夫妻一同离乡，都会提高在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10]。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表明，有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中，女性的性别意识也会不同程度地往现代、平等的方向转变[11]。
但另一方面，流动家庭的夫妻，沟通更少、冲突更多，甚至产生了更多家庭暴力。妻子在家中的话语权提升了，但并没有感到更幸福[10]。
情侣们在松花江面燃放焰火。如果是流动家庭的夫妻，能这样相伴的时间并不多
当她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收入一同越积越多，离婚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但是，放眼全国，东北的人口外流并不算突出，还不能完全解释其一马当先的离婚率。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中，辽宁是人口流入省，而人口外流的黑龙江、吉林，流出人数和比例也远远落后于安徽、四川、湖南等外出务工大省[6]。
人来人往，分分合合，终究只是时代的大背景；爱情梦碎的人们要放下过去、提出离婚，则需要另外的底气。
人口流动带来的“婚外情”背后，是地大物博的东北农村。
东北的人均土地面积大，农业剩余较多，农村的商品经济比别处更早地生根发芽[5]。
辽宁沈阳，来自百公里外村庄的妇女劳动者。她们得每日回家，家里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应
东北村庄大多历史不长，虽然是熟人社会，大家相处时受到市场逻辑影响，并不愿意过度插手对方的家长里短；乡村舆论场中，婚外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容忍[5]。
人口流动大潮中，一方是宽松的乡村舆论，另一头是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一方或者双双出轨，便不足为奇。
正如长春一位外出务工的离异女性说，“动真感情是傻，以前，女的以家庭为重，现在女的也找（婚外情对象），你找我也找。[5]”
把视线从农村移往城市，便更容易发现，东北的高离婚率，固然关联着人口外流的暗淡现状，却也是辉煌岁月留下的现代化遗产。
东三省是共和国的长子，大多数的东北城镇居民，都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国企系统。直到多轮改革之后的2004年，东三省平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依然创造了工业增加值的近70%[12]。
国企工人超生，面临的后果往往比别人更加严重。国企职工们因此成为最服从国家生育政策的群体；和“铁饭碗”相比，“多子多福”都失去了意义[13]。
1987年，辽宁沈阳，工商银行铁西区办事处举办“人口问题、理论”研讨会
多子不一定多福，但会让离婚更难。在中国，夫妻孕育的孩子越多，离婚的可能性便随之下降[14]。而东北普遍的低生育率，让想离婚的东北夫妻少了许多来自孩子的阻力。
另一方面，哈佛和北大的学者发现，中国独生子女比例的上升，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15]，而后者正与离婚率息息相关。
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接受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男女性别比每提高一个单位，粗离婚率就会随之上升0.43[16]。
东北的离婚率，也有一代独生女大学生的贡献。
异军突起的离婚率，也不过是大时代投下的影子。
2003年，中国出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协议离婚的手续。想要离婚的夫妻，不再需要单位或居委会出具介绍信，也不再经历苦等一个月以内的审查期限，当天、当场就能解除婚姻[2]。
与此相呼应的是，2000到2005年之间，全国“离结比”突然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加速上升——吉林和辽宁的“离结比”，正在那时同步陡增[2]。
社会的发展会让婚姻变动更加自由，但是特定时期内，离婚率上升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显示，21世纪美国的离婚率不断下降，部分出于青年普遍晚婚，夫妻的感情和经济基础都更加坚实[17]。
经过谨慎选择的婚姻，自然更稳定。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普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无论立过怎样坚定的单身flag，最后还是会结婚的[18]。
人口流动大潮中仓促结婚的夫妻，婚前相处时间短，婚后又面临目不暇接的环境变迁，难免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嫁/娶错了人[19]。
正如王尔德所言：“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结婚。”
在电影《钢的琴》中，王千源饰演的东北下岗工人陈桂林离婚后聊起前妻，说她再嫁了个卖假药的，生活很幸福，“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
在一些性别比悬殊的婚恋市场上，许多女性试图通过再婚寻求更好的经济条件[19]，但更多情况下，对夫妻双方而言，离婚不是一门稳赚的生意。
由于彩礼高涨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多农村男性在离婚后因“打光棍”而被边缘化，或者为了再婚付出高额彩礼，从而跌落贫困[20]。
而对于女性和孩子来说，离婚更是最常见的坠入贫困的原因[21]。
在中国，夫妻离异后，孩子往往被判给母亲抚养[22]。
《钢的琴》中，下岗工人陈桂林独自抚养孩子。现实中，母亲更多扮演这样的角色
由于性别不平等的就业市场，要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却往往面临着更严苛的就业环境、更低的薪水，承担更大经济压力[23]。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抚养金也是杯水车薪。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抚养金不会超过支付方收入的50%[24]，即便抚养金得到全额支付，抚养孩子的一方仍然面临生活质量的下滑。
吉林某基层法院的抽样调查发现，抚养费用过低的问题，已经对离异女性的经济状况造成了威胁[22]。
同时，单身母亲还要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照顾孩子起居、上下学接送、辅导作业、学校活动……样样都需要时间。无法996的单身母亲，在就业市场上更加被动。
越繁忙收入越低，收入越低越繁忙——这几乎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离婚的日子就更好；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和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是相互影响的。
研究显示，当丈夫失去了全职工作，离婚的风险便增大了[25]。
2018年1月28日，黑龙江双鸭山某矿区。该矿分流大批工人后，仍步履维艰
经济下行、就业萎缩时，收入减少只是最直接的负面后果。
当未来的前景充满不确定，下一笔工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账，多少夫妻不得不一边怀念从前逛商场不看吊牌说买就买的时光，一边为了炖肉多放两根葱而吵架半小时。
一次次的争吵之后，爱情显得更加脆弱。
当然，面对高昂的离婚成本和经济代价，在经济危机中，人们也可能会更加谨慎地选择离婚[26]。
但即便如此，低迷的就业，往往给家庭带来长久的裂痕。心灰意冷的夫妻，即便出于经济顾虑，没有马上离婚，在随后的年月里，也难免走向分离的结局[26]。
如果说“马上离婚”和“等等再看”不过是短痛和长痛的二项选择，那东北人的历史中，两项都没有缺席。
以辽宁为例，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规模缩减，下岗潮伴随着离婚率一同涨起；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和人生同时进入了转型的阵痛[27]。
《钢的琴》中，下岗的工友们站在破废的厂房边
而直到21世纪，下岗潮退去，东北人民一边勤勤恳恳地南下拼搏、从头再来，一边继续干脆利落地离婚再婚[27]，告别旧时代，开启新生活。
再艰难的时世，也无法阻止东北人离婚的脚步。
这或许也是另一种东北式的精神：金钱诚可贵，婚姻价亦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参考文献：
[1]刘汶蓉. (2019). 青年离婚变动趋势及社会原因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 (6), 58-65.
[2]李雨潼. (2018). 东北地区离婚率全国居首的原因分析. 人口学刊(5), 38-46.
[3]第一财经. (2021). 31省份婚姻大数据.
[4]哈尔滨日报. (2015). 省妇女研究会针对我省离婚问题的调查显示——婚外情经济暴力成离婚主因.
[5]李永萍. (2019).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35-44.
[6]魏义方, & 张本波. (2018). 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形势, 影响与对策. 中国经贸导刊, 15, 65-67.
[7]刘彬彬, 崔菲菲, & 史清华. (2018). 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 中国农村经济, 10.
[8]莫玮俏, & 史晋川. (2015).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5, 104-112.
[9]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2018).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离婚纠纷.
[10]刘鑫财, & 李艳. (2013). 流动因素对农村已婚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的分析. 妇女研究论丛, (5), 34-42.
[11]杨凡, & 曾巧玲. (2016).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南方人口(5), 39-49.
[12]陈宣庆, & 张可云. (2007). 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与政策研究. 中国市场出版社.
[13]Cheng, H., Ma, Y., & Xu, L. C. (2016). Enforcing government policy: Privatization and the weakening effe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n 2016 AEA meeting paper, San Francisco.
[14]杜凤莲. (2010).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105-112.
[15]Huang, W., Lei, X., & Sun, A. (2016). When fewer means more: impact of one-child policy on education of gir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6]何林浩. (2018). 中国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与离婚率. 世界经济文汇, (6), 70-85.
[17]Cohen, P. N. (2019). The coming divorce decline. Socius, 5, 2378023119873497.
[18]陈卫民, & 李晓晴. (2020). 晚婚还是不婚: 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 人口研究, 44(5), 19-32.
[19]李永萍, & 杜鹏. (2016). 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5), 86-92.
[20]张雪霖. (2016). 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以鲁西北C村离婚经验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12).
[21]Bianchi, S. (1999). The gender gap in the economic well being of nonresident fathers and custodial mothers. Demography, 36, 195–203; Smock, P. J., Manning, W. D., & Gupta, S. (1999). The effect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on wome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794–812.
[22]李洪祥. (2014). 离婚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司法保障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中等发达地区某基层法院2010-2012年抽样调查的离婚案件为对象.
[23]Sayer, L. C. (2006). Economic aspects of divorce and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In M. A. Fine & J. Harvey (Eds.), Handbook of divorce and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pp. 385–40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4]赵莉, & 丁钰. (2018). 离婚案中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v.30;No.148(02), 18-26.
[25]Killewald, A. (2016). Money, work, and marital stability: Assessing change in the gendered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4), 696-719.
[26]Mo, L. (2016). A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29-47.
[27]周颖. (2016). 辽宁省出生率和国有企业失业率对离婚率的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