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档案》揭秘澎湖713事件 亲历者曝真相喊：别再悲情洗脑

2016年，曾亲身经历「澎湖七一三事件」的山东流亡学生前警总司令王若愚、前陆军总司令李桢林和前国防副部长王文燮（右2）等人，回到澎湖事发地点致祭。不过，另一名亲历者，黄端礼先生对碑文一直很有意见。 （本报系资料照片）

1949年7月13日，一群从山东出发，年纪不满20年的学生逃难到澎湖，原本以为可以继续进入学校升学，却没想到，他们遭到老师们出卖，老师们早在出发前就与军方有交易「为强化澎湖的防卫，这些学生必须当兵」。学生得知真相后非常愤怒，与军方发生冲突，期间有数名学生遭军人刺伤，学生不敢再反抗，默默当了数年到数十年的兵。这就是「澎湖713事件」，或称「山东流亡学生案」。

不过，在现在主流的历史描述中，山东流亡学生反而成了这起事件的「配角」，而主角是当年也在澎湖的山东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主流历史描述称：「张敏之校长是烟台联中、山东八所中学的联合总校长，他在得知军方要强迫学生当兵以后，为了阻止此事，持续与军方激辩，反而被军方冠以共谍的罪名，总共有7名师生因此被判死刑。」

几十年来，该事件被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又一起暴行，甚至称其为「外省人版本的228」，而且在论述的比重上，更强调张敏之校长遭冤枉这一部分，被称为「第一个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这样的论述持续被强化，包括国史馆的官修历史，民间的口述历史，媒体的反复播报，各种的文艺作品也都是这一脉络。

现年94岁的黄端礼先生对于现行的论述方并不同意。黄先生是军人持刺刀刺伤学生的直接目击者，当天离事发地点只有5步，同学的血都喷到他身上，绝对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他表示，713事件主要的人物就是学生，并没有老师。而且在被迫当兵的6年后，又发生了的「台中425陈情事件」，那时张敏之早就被枪决了。结果现在对山东流亡学生案的历史陈述，很少提到425事件，这对当年参与抗争的山东学生来说，完全不公平。

「台中425事件」 是山东学生被迫当了6年兵之际，再次争取复学的抗争行动。1955年春，学生们已移防到高雄鳯山，在《民声报》上看到与自己有关的新闻，大意是：「立法委员质询军方，迁台初期因兵员不足、国防空虚，国立8所联合中学生在澎湖被迫中止学业编成部队，如今国家局势较为安定，本省役龄青年也依法陆续服役，因此政府应准许学生离营复学。」

结果军方的答复是：「学生们愿意以军为家，并无退役之意」，这样的内容完全惹怒了山东学生，他们在被迫当年的第3年(1952年)，就已经多次请求退役，如今竟被军方认定「每个人都是自愿留营」，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而且军方的态度明显是不愿放人，这令山东学生更感到绝望，复学似乎遥遥无期。

这些山东学生决定找机会北上到总统府陈情，4月18日左右，38名学生兵趁着部队从凤山移防至后里的机会，分散军方管理层，搭火车到台中火车站集结，准备一起上台北。结果军方管理层命令台中车站不许发车，学生兵与管理层就在台中车站对峙，学生兵之一的洪连吉批评军方政治部主任：「我就没听说行宪民主国家，用刺刀强迫不满17岁的学生当兵的。依法男子当兵3年，我们倒楣在刺刀的镇压下，已当了6年，为什么还对立法院说假话，阻止我们复学？」

这段有理有据的反驳，立即使军方管理层哑口无言，这也是军方最终同意山东学生退伍的开端。然而，这群策动北上陈情的学生兵却注定遭到惩罚，38人被关在军事监狱等待审判，由于他们都做了遭死刑的心理打算，所以当天4月25日成为山东流亡学生第2个纪念日。

不幸中的大幸是，军方最终以「抗命罪」而非「匪谍罪」论处，38名学生当中，刑度有10年、8年，唯独没有死刑。

黄端礼在713事件带头呼喊「我们要回学校」，到了425又带着学生北上抗议，如此多次的「不服管教」、「企图陈情」，成为军方高层最头痛的人物，也导致他的军中发展非常差，最终军衔仅止于基层士官，完全不如其他经历者的高成就，他不如王文燮、王若愚、曹慕廷官拜将军，不像孙震当到台大校长。

国史馆所纪录的张敏之共谍事件判决部分节录，全部涉案人有45人，7人死刑，2人死于狱中，其余人等2人遣返大陆，1人交保，多数配新生总队。黄端礼认为，白色恐怖时期确实法律严格，但是若非罪证确凿，共谍案件是不会轻易判死刑的。(图/黄端礼提供)

最近看到张敏之校长的家属又在媒体上发表「校长为保护学生，才被匪谍罪处决」的说法，黄端礼相当的不高兴，高声强调「请别再拿悲情洗脑，别再消费流亡学生。」

黄端礼回忆，很一段时间他也相信张敏之校长曾为他们争取求学，所以1999年，王培五女士所口述的《十字架上的校长─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出版后，他第一时间就找来拜读，却是愈读愈到怀疑，因为该书的许多内容与713事件有着极大的差距，甚至到了小说演义的程度。而且之后所有的713事件历史调查，几乎不脱此书的基调，强调的是张敏之共谍案，而不是学生被迫当兵与后续抗争。

对于自己当年身不由己的从军，固然有所气愤，但也能理解国家防卫的重要性。然而，绝不应该有人利用此事来拔高名声。王培五与她的子女们，把学生的命运当成平反张敏之名誉的工具，这是完全的错误。

此事真相是：张敏之从一开始就知道学生被编入部队，没有所谓「一半军训，一半读书」，他参与了会议，却没有阻止。其次，张敏之等人的匪谍案件，并非冤案，与流亡学生当兵也无关连。

为何如此认定?这是依据几份国史馆的档案，第一份：穗中字第五四一一号训令：教育部因应陈、秦广州协议发八校员生安置办法：「小男生女生两千人编为澎防部子弟学校，给教职员140人。」日期：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陈是指东南行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秦是指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这2位将军先前向教育部请求将山东流亡学生，运送到澎湖当兵以担任防卫工作的计划。其间虽提到拨给教职员140人，但这些真老师是任职澎防部子弟学校，而不是山东流亡学生的老师。至于学生们，就是被迫入伍当兵。

这则公文注定了山东学生被送到澎湖当兵的命运，但是事前并没有告知山东八校学生，这也为往后发生冲突、见血的713事件，埋下了伏笔。

这则公文并不能解释713事件，还需要理清前因后果。在流亡学生还未出发前，陈、秦两位将军曾经与教育部官员、山东八所学校校长，一起在广州召开了一起关于学生命运的会议，被称为「广州会议」。曾经参与会议的济南第三联中校长王志信，在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在《山东文献》杂志提及广州会议后的结论，文章提到：「小男生、女生两千人，编为澎防部子弟学校，给教职员140人。17岁以上男生保留学籍当兵，不得随意进退。…..对各年级应修之主要课程，仍得继续补习…」

既然济南第三联中的王校长参与了会议，那么烟台联中的张敏之，必然也在会议桌旁，所以他也一定知道这份协议的内容，同时发给八校员生安置办法的训令，张敏之手里当然也有一份。那么，如果他真有心要争取学生的受教权，应该在这场会议上就要争取了，结果直到人员都送到澎湖，他才向澎湖司令官讨要学生受教权？这显然不合常理。

另一个事实是，发生713事件的人物是济南联中学生，地点是在马公岛；至于烟台联中学生，则是登陆在渔翁岛(也称西屿)，张敏之校长根本就没有踏上澎防部，校长夫人王培五所陈述的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自然也就只是家属的口述演义，而非事实。

学生与军方从一开始就出现认知上的巨大落差，学生们曾在船上听到带队的老师，边走边聊天说：「到澎湖半受军训半读书」。这可能是老师的主观以为，或者是道听涂说的内容。但是学生都把这句「到澎湖半受军训半读书」的话记在心里。到达澎湖编兵时，却才发现没有所谓「半受军训半读书」。学生因此特别生气，「理直气壮」的大喊军方不守信用食言，这才发起激烈抗争。

但是，澎湖军方手里的命令，却只有「将流亡学生编入兵籍，加强澎湖防务」，而没有「半受军训半读书」的内容(这也令他们感到为难，因为军营一个合格的老师都没有)，所以听到学生大喊「半受军训半读书」，一定认为学生假话胡闹。

试想，一位国共内战杀红眼的中将，面对学生的抗争，他自然会想到在大陆的各种学潮与哗变，一定会想到匪谍的渗透。另外，基于他的立场，上级命令是必须完成的，于是他理直气壮的下令，刺伤闹事的学生镇压完成编兵任务。对军人而言，如果真让学生冲出营房一哄而散，这绝对比打了败仗还不能向长官交代。

至于张敏之校长的案子，国史馆有相关资料，根据行政院研考会国家档案管理局，《张敏之等叛乱案》，档号：0041∕3132249∕249。其中明确提到烟台联中的学生王光耀，在当兵四天后以「王治忠」化名，写给署名永祥、永禧、本岳，及安祥经理的私函，寄向香港的共谍接头人，信函被戒严时期军方的邮电检查查获，咬出张敏之也涉案，之后是7名主要涉案人被判极刑。

虽然那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代，司法(尤其是军事司法)确实会有不人道的问案行为，包括刑求、逼供，长期审讯等等，也确实有出现过冤案。但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绝不会把共谍案件草率判定，以他自己的案件为例，他多次顶撞军方上层，号召学生维权，是上级眼中的最麻烦人物，也一直想要调查他是否有共谍背景。然而他最终也没有被共谍案定罪，最多就遭受「不服管教」、「违反军令」的罪名。也就是说，共谍案是最马虎不得的，张敏之案若非没有确实证据，是不会被确定共谍而被判死刑。说的更直接点，国家没有错判，那并非冤案。

当然，家人遭受如此不堪的罪名处决，任谁都无法接受，于是张校长家人往后的日子里，各种喊冤与故事编造，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历史研究岂可被当事人家属误导? 现在的历史学者不看真档案，一直拿着张校长家人的假话写演义，甚至推翻有明确证据、明正典刑的案子，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把假话留给后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