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财政学的研究目的应当学以致用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到党的二十大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财政正在深入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职责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激发更多青年学者的创新活力，也成为新一代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财政学的收支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福祉，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不能有丝毫马虎，这是财政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实践中要立足于用，不断凸显其致用性质，这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首届中国财政学青年学者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对此解释。

相比其他学科，财政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高培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家，那你不一定是财政学家。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名财政学家，那么你肯定是一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大家庭中，财政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门致用之学。”

在他看来，学者做研究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能够付诸实践。对于青年学者，高培勇有四方面的建议。

第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对于财政学领域的学者而言，所有的研究都要因问题而生，那么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需求。这意味着，财政的研究要以满足需求而展开，但这不是简单地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需求为导向进行的探索。

第二是以调研为基础。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地调研基础之上，这里的调研不是指通过查阅统计年鉴找资料，也不是去查阅多少文献，而是强调实地去参与，只有充分的调研，青年学者才能从实践中获得对学术研究的感知能力，这是财政学研究的基础。

第三是以专注为核心。一个学者要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那必须在这个领域能够长期蹲守，持续跟踪。对学者来说，当一件事情发生，他不仅需要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要具备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有一定预测的能力。从时间维度看，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区间，但这是财政学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

第四是做职业化产品。作为学者，无论是写论文还是编教材，这些成果都是职业化产品，而并非个人爱好，因此学者需要对从事的研究，以及发表的学科见解有高度的敬畏之心。

高培勇以消费券话题来举例说明，根据调研，自疫情以来市场上一直有人提议发放消费券，然而抛开发放消费券究竟有没有用的问题，单就中国基本国情看，中国现在面临的消费不足问题，依靠发放消费券是否就能解决呢？

高培勇认为，答案似乎并不肯定。“首先中国有14亿人口，假设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券，连续发放一个月，是不是能刺激消费？我觉得不一定。有人说可以延长发放时间，假设可以发放一年，粗略计算，中国14亿人口，那发放的消费券就超过了14万亿元，在当前的财政收入背景下，中国是否有这个财力空间去支持这一想法，也值得考虑。”

众所周知，我们的预算共有“四本账”。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那这四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0.36万亿元，与此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为26.06万亿元，以这样的规模去应对这14万亿元的消费券支出，国家是否允许呢？再进一步看，假设消费券正常发放了，那最后能不能刺激消费，也是一个问题。

此外，高培勇还表示，假设可以发放消费券，那这些消费券又通过什么渠道来发放同样值得关注。此前舆论对发放消费券的态度普遍欢迎，有些人还对此进行了投票，但作为财政专业学者，我们提出的建议应该更多体现职业化特色，否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综合这些因素，对青年财政学者来说，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首先要立足职业，努力成为行业专家，与此同时尽量不做非专家领域的事情，这是财政研究的一个基本底线。”高培勇说。

（编辑：孟庆伟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