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墨林院士说杨振宁：关于执教清华、关于李政道、关于翁帆

文/金鑫

不久前，杨振宁先生度过了他一百岁的生日。我想有一份生日礼物他一定印象深刻，那就是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刚刚出版的《我知道的杨振宁》。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开大学的葛墨林院士，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到美国石溪追随杨振宁先生开展研究工作，后又在杨先生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协助杨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他与杨先生相识四十余年，得到颇多提携和帮助，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2021年夏，葛院士就决定写这本《我知道的杨振宁》为杨先生贺寿。作为南开中文系的教师，我有幸参与到图书的撰写工作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接触到大量与杨振宁先生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还倾听并记录整理了几十万字的葛院士回忆杨先生的口述材料，从中我能感受到葛院士对这本书的重视，能体会到他以真实言说记录感动、表达敬意的良苦用心。

杨振宁与葛墨林合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石溪杨振宁妹妹家中。

历时一年的资料整理和图书撰写工作与我而言并不轻松，因为隔行如隔山，记录两位物理学家的交往，第一个难题就是那些拗口的名词和复杂的理论，第二个难题是物理人凡事直指本质，不修饰、不描述的思维习惯，第三个难题是体会科学家的兴奋与快乐实现共情。幸而有葛院士的帮助，他给了一个法宝，就是聆听，不要以整理者、撰写者自居，当好聆听者，忠实记录自己听到的内容。而今新书付梓，曾经的一个个难题似乎已成为《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的特点。而我呢，与其说是整理者，倒不如说是《我知道的杨振宁》的第一位聆听者和阅读者。如果问我聆听和阅读后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杨振宁先生的爱国精神。葛墨林院士说的：“杨先生实际为祖国做了很多事，只是他自己不愿意说，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几乎在每一场关于杨先生的热议背后，都是他默默为国奉献的身影。

《我知道的杨振宁》，葛墨林口述并审定、金鑫整理，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

*回归清华任教已十八载

杨振宁在晚年选择回国到清华任教，这件事曾引来很多关注和议论，在欢迎与赞扬之外，也有质疑和非议的声音，但杨先生从未作出任何回应。转眼很多年过去了，在国外很少上课的他已在清华默默任教十八载，其中包括清华物理系一年级本科生的基础课。《我知道的杨振宁》中有一章叫《初创期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其中介绍了杨振宁与清华园的渊源，详细记述了杨先生为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付出的心血。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清华数学系教授，所以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是不折不扣的清华子弟。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杨先生的清华情缘又得到延续。所以晚年回清华任教，对于杨先生而言，就是游子回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建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已初具规模和影响，随即他就把国内的工作转向清华，支持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中心。虽然杨先生在自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前面加了“荣誉”两个字，但在葛墨林院士的记忆中，他的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创建研究中心，一是要人，二是要钱。人的方面，杨先生亲自选聘中心的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还在国际范围内聘请兼职教授，自己也坚持每年回国做讲座，后来干脆回到清华任教。事实证明，杨先生回清华任教后，高研中心的工作有了明显起色，也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做出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钱的方面，杨先生首先动员家人捐款，他和夫人杜致礼、三个孩子每人捐款20万美元，总计100万美元。随后他又凭借个人影响在美国、香港等地募集经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杨先生为清华高研中心募集到的经费累计超过1500万美元。回到清华任教后，杨先生更是把工资全部捐给高研中心，自己则过上了非常简朴的生活。

关于杨先生为清华付出的心血，葛院士有一段很有趣的回忆。有一年，他去北京接杨先生到南开大学，路上杨先生接到数学家、成功商人西蒙斯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花30万美金包了一架法航飞机到中国来，准备在北京降落，但是事先并未按照中国的要求申请批准。杨先生听了很紧张，马上请清华大学协调包机入境、降落等事宜，终于赶在飞机飞入中国领空前办完了全部手续。西蒙斯很高兴也很感动，为了感谢杨先生和清华大学，他捐赠了一座楼，用来接待访问清华的学者。就这样，杨先生靠自己的影响和热心助人，为清华大学募集了一座楼。

可谓：任教清华，游子回家。情缘再续，有国无他。

物理界学者法捷耶夫，杨振宁，尼埃米，葛墨林（从左到右）在清华大学合影。

*在爱国这件事上与李政道携手

我们都知道，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又传出二人产生分歧的消息，直到今天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不合仍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葛墨林院士认为，两位杰出科学家的恩怨，自己没有资格评价，因此《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也并未谈及这个话题。但书中多次谈到李政道先生，而且都是与杨先生互相帮助，看不出任何矛盾和分歧。对此，葛院士说：“杨先生与李政道先生是有分歧，但是他们在爱国这件事上是完全一致的”。能有这样的印象，与他在杨先生身边工作时的见闻和经历有关。

1983年，为了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李政道先生积极推进“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这个项目可以让一部分学生通过考试选拔到国外交流深造。这个项目当时遭到国内一批保守人士的反对，李先生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着急，联系了40多位在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项目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当时正赶上杨先生回国访问，就有人问他对李政道这个交流项目的看法。杨先生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他不能反对学生出国，因为自己就是出国但没回国的。但是他接着又说：“我虽然出国后没回国，但我们在美国也能为中国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后来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很多学生，包括家境困难的学生，都因此获得了出国交流的机会。这对国内科研能力的提升无疑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上面的事例还只是葛墨林院士的听闻，后来他经历的两件与李政道先生有关的事，让他彻底认识到两位科学家在爱国这件事上的一致性。第一件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葛墨林刚调入南开大学不久，在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工作。当时他听闻李政道在中科院物理所也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再联想到两人不和的传闻，心里就不免有些担心，希望杨先生给他指指方向。杨先生很快从香港打来电话，很严肃地对葛墨林说：“你们不要听外面的一些传闻，更不要介入到我和李先生的关系里，我们在帮助祖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我还希望两个中心在工作中通力合作，不要和上一辈人的事产生什么联系，大家都安心把自己的事做好，为国家发展多贡献力量。”后来，南开大学理论研究室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缺乏组织经验，正赶上有李政道在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国，就请他给予协助，李政道先生非常支持。

第二件事发生在1990年，当时李政道先生要在兰州大学组织一次核物理方面的国际会议，会议本该由葛墨林在兰州大学的同学具体负责组织，但他正在伯克利工作，无法回国。当时葛墨林在美国杨先生那里访问，兰州大学就想请葛墨林回国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当时葛墨林很为李先生积极推动国际交流而感动，觉得自己应该出力支持，就去征求杨先生的意见，希望可以早点结束在石溪访问，比规定时间早两三天回国。杨先生知道情况后马上让葛墨林提早一周回国，回去好好组织会议，还为他多发了一周的酬金。在会议组织过程中，杨先生还帮助邀请海外顶尖科学家参会。最后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李政道先生还专门请葛墨林吃饭表达谢意。

可谓：杨李双璧，或有分歧。为国出力，心有灵犀。

杨振宁和翁帆在新加坡植物园合影。

*翁帆的贡献与支持

《我知道的杨振宁》中有一章叫《翁帆印象》，里面很明确的表达了葛墨林院士对翁帆的看法：人很好，很安静，把杨先生照顾得很好，对杨先生的决定都非常支持。其实关于要不要专门设一章谈翁帆，我与葛院士交流过多次，他的态度一直很坚决，要谈，要让大家了解翁帆这个人，了解她的贡献。

后来通过葛院士的讲述我才知道，杨先生的第一任夫人杜致礼在病重时最担心的就是杨先生，她觉得杨先生不太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很希望未来能有人能好好照顾他。后来翁帆走进了杨先生的生活，把杨先生照顾得很好，让他能够以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投入工作。葛院士认为，这是对杜致礼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杜致礼的妹妹杜志廉也非常认可翁帆，非常同意葛院士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在杨先生与翁帆结婚时，社会上的声音是混乱且嘈杂的，甚至不乏一些恶意的人身攻击，但杨先生和翁帆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们安静地生活，杨先生也继续着自己的科研事业。其实杨先生晚年仍能为国家做贡献，继续践行自己的爱国精神，与翁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葛墨林在书中回忆了两件小事。

杨振宁80寿辰时，杨振宁、翁帆和友人在新加坡一起庆祝。

第一件是吃饭。杨先生把工资都捐给了清华高研中心，所以平时和翁帆的生活就要简单甚至节俭一些。他们平时吃饭非常简单，一小份肉菜，一小份青菜，一个汤。如果葛院士夫妻去看望并一起吃饭，那就再加一盘饺子，吃不完的都打包带走，下一顿热热继续吃。葛院士说，每次吃完饭，翁帆都拿着钱包，去结账，把剩的饭菜装好带回去。看得出她过得很仔细，也很自然。第二件是购物。葛院士说翁帆很简朴，穿的用的都是很一般的，不讲究什么品牌和时尚。有一次他们两家一起参观，翁帆看到一个小首饰非常喜欢，看了又看，但最终也没有买，葛院士老伴看也不贵，就买下来送给了翁帆。翁帆很感谢，也很喜欢，经常戴。葛院士觉得，翁帆为了支持杨先生的事业和爱国心付出了很多，这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她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可谓：夫妻情深，无惧凡尘。敬业爱国，共担责任。

（本文原题《爱国于无声处——《我知道的杨振宁》整理散记》，作者金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的整理、撰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