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说法／黄慧夫医师 被司法禁锢的白色巨塔
▲受限于《刑事诉讼法》376条第1款规定，最重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案件不得再上诉三审。对法院而言的轻微案件，却毁了黄慧夫医生的一生。（图／民间司改会）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近五年进入医审会鉴定的医疗纠纷，每年都有大约五百件，等于平均每天都有医师被告，显示台湾医病关系紧绷。
医病关系紧张，源自病人对医师不够信任。越来越多医师为了避免被告，对病患实施很多看起来需要，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的检查与检验。健保给付的检查能做就做，无法承担一点错误，也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为「防御性医疗决策」，不但浪费健保资源，也容易对病人有不好的影响。当医生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尽心尽力治病人，而是如何先保护好自己，无论对病人或医生而言，都不是好的关系与环境。
近日，民间司改会在脸书专页贴出一段影片，从医13年的台大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黄慧夫，怀着满腔热血及使命感，在遭遇重大事件时尽心力抢救生命，却因过去司法体制、一场官司判决，让他前途近乎全毁。
10年前，黄慧夫任职于亚东医院时，替一名出车祸重伤的少年动手术，术后5天少年自行转院，却发现小腿持续内出血致坏死，最终截肢，黄慧夫因而遭少年家属控告业务过失致重伤罪。一审被判无罪，二审却在无新事证、新鉴定报告情况下，直接翻判成有罪、判刑4个月。
受限于《刑事诉讼法》376条第1款规定，最重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案件不得再上诉三审。最终黄慧夫无法上诉三审，在二审以易科罚金12万元定谳。
虽然现在诉讼制度二审是采覆审制，但在实务上，部分法官若认为证据没有重复调查的必要，很多证据在一审调查过二审就不会再调查，此举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但每年不能上诉三审的案件大约有三百到四百件，此等二审判决有罪的案件，却没有另一审级的上诉法院回来检查二审是否有疏忽判错的地方。以黄慧夫医师涉及医疗专业的案件为例，在二审的阶段，法官在一次程序准备庭和一次辩论庭就做出判决。法官如果没有真正了解成因和医疗背景知识，就很容易有误判的情形，如果有上诉机会就很可能翻转审判结果。
制定《刑事诉讼法》第376条的最初目的，是让轻判的案件不要拖太久，但却限缩了人民诉讼权。大法官在2017年以释字第752号宣告该法条违宪，立法院在同年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特定类型案件，若被告一审被判无罪、二审改判有罪，修法后都可以上诉。
修法后被遗忘的一群人
《刑事诉讼法》修法后，一审无罪、二审改判有罪的案件，将来都可以上诉三审寻求救济，标的是将来的案子和未确定的案件。然而，在过去适用旧法时，一审无罪、二审被改判有罪，且已经被执行完的案件，例如黄慧夫医师的案件，却没有再上诉的机会。于是，民间司改会提出制定《刑事诉讼法》第7之11条的想法，让过往一审无罪、二审有罪的案件，在两年过渡期间内，能有再寻求救济的机会。
关于过渡期间的规定，其实有前例可循。为了解决支付命令沦为诈骗集团犯罪工具的问题，立法院在2015年修正《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支付命令的规定。在新法公布后确定者，适用新法规定；在新法公布施行前确定者，有两年过渡期间，可以在公布施行后两年内提起再审。
黄慧夫医师并不是《刑事诉讼法》修法后，仍无法透过司法管道救济的个案。在没有新事证的情况下，从无罪翻案成有罪，却没有法律途径给予他们再次为自己争取清白的机会。对法院而言的轻微案件，却毁了当事人的一生。（本文转载自法操FO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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