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纪事（上）
美国疫情严重的地区执行多项减少人口聚集的措施，昔日闹市如今冷冷清清。（本报资料照片）
这是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第三章〈二六七号牢房〉的开篇语，我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
我上中学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那时候语文课本需经过严苛的审查，能够入选的内容很有限。古文大多是领袖援引过的文章，基本与帝王将相之愚恶以及乡野民众之智勇相关，比如「愚公移山」、「矛与盾」、「捕蛇者说」、「陈涉世家」、「苛政猛于虎」等等。诗歌大抵是领袖自己的诗选，偶尔加几首悲天悯人的李白杜甫。白话文有领袖选着，鲁迅檄文，还有一些民间传说歌谣之类的。外国文学入选的，则更是少之又少，我能想起来的，似乎只有高尔基的《海燕》和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是捷克共产党员，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党卫军逮捕入狱，后遭杀害－－这是我现在从互联网上找回的信息。中学时代离今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我早已忘记〈二六七号牢房〉、《绞刑架下的报告》，也忘了作者坐的是谁的牢－－那年头是乱世，牢房太多，今日的牢头随时可变为明天的囚犯，反之亦然。我甚至都忘了作者的名字，可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上面援引的那句话，大概是因为那话里简单的词语重复所产生的意外节奏和力量感。我后来读到鲁迅〈秋夜〉中那句「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话时，我几乎怀疑鲁迅是套用了伏契克，因为鲁迅向来喜欢那些「进步」文学。
经过查证，我才知道了自己的无知：鲁迅的这个独特句式比伏契克早发明了二十年，要套也是伏契克套了鲁迅。但我没听说过伏契克懂中文，他不太可能读过鲁迅的文字，所以我只能武断地判定：这两人大约是在不同的时空里被同一个缪斯雷电般击中－－这都是题外话。
在因疫情被困温州的三周里，每当我醒来，从床边走到窗口，或者在午饭后，从坐着读书的小沙发站起来，走到靠另一面墙的小书桌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伏契克的这句「七步」语，而且不止一次。我的住处从门到窗，应该超过七步，可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却肯定不到七步，因为房间的总面积，统共也不到三十平米。它只有一个卧室，一小块用一帘浅绿色的厚布隔出来的早餐空间，还有一个刚好够我转一个身的小卫生间，但是没有客厅。这种布局的公寓房，在加拿大或美国被称为bachelor，或者studio。
许多作家都会给自己的住所或书房取一个某某斋或者某某轩之类的雅致名号，而我只管这个小窝巢叫「蜗居」，不仅因为我懒，还因为我实事求是－－它的确很小。细心一些的读者会在我的一些文章的最后一页发现这样的一行小字：「某年某月某日完稿于／修改于南站蜗居」，说的就是这个窝巢，而「南站」则是它所属街道的老地名。
「蜗居」是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分给我们家的一个小住房，建于八十年代初期。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里，我哥哥嫂子和侄子一家三口在这里居住过多年。后来他们搬进了新居，这个小地方经过几次出租后，被我接手，找人进行了简易的装修，就成了我在温州落脚时的住处。
「蜗居」坐落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走到外边的街上大约需要五到七分钟。巷子很窄也很长，出租车司机都不愿开进来，因为掉头很难。这是一座四层楼的砖房，我住二楼。当年使用的建筑材料质量粗劣，房子漏过几次水，隔音差，也没有电梯。周围的房子和它一样老旧，有一片甚至已经被挂上了「危楼」的牌子。父亲在十年前去世，楼里原先住着的父亲工作系统的老同事们，现在也是老的老去，搬离的搬离，剩下的几乎全是租客，已经没有几个我认识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几乎无法招待客人。可是十年了，我每次到温州，都坚持住在「蜗居」，而不是旅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蜗居」有一片被我戏称为「上帝的角落」的景致。
从「蜗居」的窗口望出去，有一条河流。温州人把穿流过城市的河流统称为塘河，温州曾经有过几十条塘河，蜘蛛网一样地把居民区和街道串联起来。在大兴土木的狂热年代里，许多条塘河被泥石填没，潺潺的流水声成为了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淡薄记忆。可是「蜗居」窗外的那条河却幸运地存留了下来，但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在我的叙述里，它的名字就是「河」。
河原先颜色浑浊，在气压低的日子里，还冒着臭气。这几年治理好了，晴天的时候它是蓝色的，下雨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基本澄澈透明。河不宽，站在「蜗居」窗口，能非常清晰地看见对岸尚存的一片草地和几间老式民房，一笼一笼青瓦顶的瓦缝间，间歇钻出一些矮小的植物，大都是绿色的。隔一两天就会有河道清理工撑着小船走过，用长柄的网兜清理河面上的落叶和垃圾。端午时分很远就能听见龙舟的鼓声和划舟人的号子。哎嘿，咚咚。哎嘿，咚咚。
在现代都市的市区里拥有这样的一片景致，只能用「运气」和「神话」来形容。每一次当我站在窗前看到河和河边的景致时，我心里就充满了上帝。我并不总是充满上帝的，我心里也经常住着魔鬼，但不是站在「蜗居」窗前的时候。我觉得「蜗居」是上帝用祂的小剪子从世界里剪出来的一小片，特意送给我的。「蜗居」来自世界，但已经不是世界，「蜗居」是世界之外的一件馈赠，单独属于我一个人。
但是疫情改变了一切。疫情让我懂得我过去之所以喜欢「蜗居」，把它想像成远离尘世的一小片天堂，仅仅是因为我心里明白，我手里捏着回到世界的那把钥匙。只要愿意，我随时可以丢弃「上帝的角落」，回到世界。而当一个人被囚禁在天堂的时候，天堂和地狱没有区别。所以，在疫情中被困的那三周里，「蜗居」就成了我的二六七号牢房。
自从我一月二十三日（大年二十九）从三亚赶回温州过年，我感觉每天的局势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甚至不能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而是以小时。疫情正将城市装在一个口袋里，把袋口的那条绳子一点一点地收紧，我几乎能听见绳子抽拢时发出的嘶嘶声，感受到口袋越来越紧的压迫感。
一月底到二月初那几天里，发生了很多事，一件接一件，几乎没有让人喘息应变的空档。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温州确诊人数急剧上升，市政府颁布了「封闭式管理」（即出行限制）条例，轮渡和公共交通系统关闭，部分高速公路进出口封闭，每一户人家每两天只允许一人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随后，一些城区又宣布每天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六点之间实行宵禁。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一月底，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停飞中国航线，加拿大使馆发出公告，让在中国旅行的加拿大公民和侨胞在政府官网上登记，撤侨的信息漫天飞舞。
一位北京朋友给我发来了三张地图，是武汉、温州、义乌三地的城内禁行地点标识。温州那张图上的禁行标志的密集程度，甚至超出了武汉。那张图让我从「蜗居」的窗口，看到了城市严峻的全景。
这是真的，这不是玩笑。我掐着自己的手背，感受到了真切的疼。
惶恐当然是全天下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但在别人的惶恐之上，又有着单属于我一个人的惶恐。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度过童年少年和部分青春时光，至今能讲一口天衣无缝的本地话－－那是我的第一语言，甚至早于普通话，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可现在想来，那只是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而已。一个人在世界上总需要有这样一个归属感来放置肉身和灵魂，才会感觉舒适和安全。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从未想过我的归属感是空中楼阁。出行限制令发布之后，我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关系一下子切断了，空中楼阁式的归属感无法解决我在地上的生活难题。假如把温州比喻作一棵树，我了解的只是她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层面，那是她竖立在半空的枝干和叶子，给我提供无穷的审美和创造力。但我并不了解她的衣食住行－－那是她在地上错综复杂的根系，是我在危难中的求生之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