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查封滥权 毁人名誉与新闻自律（庄嘉宏）

名导魏德圣因资产遭「鑫鸿国际投资」董事长郭台强声请查封，反控郭台强等人涉嫌诈欺、伪造文书、背信、侵占等罪，台北地检署7日首度以告诉人身分传唤魏德圣出庭。（陈志贤摄）

知名导演魏德圣因遭中影董事长郭台强指控欠4500万，近日资产被法院查封，让先前因疫情因素导致预算大增，而不得不从电影改为动画的「台湾三部曲」，拍摄进度是否再次延宕受阻，令人关注。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报章杂志上不乏某商业大亨或影视名人遭爆出财务纠纷，住处或办公处所遭法院查封的新闻，这类新闻往往能够使读者议论纷纷，屡见不鲜。除了前述魏德圣导演之外，近期还有媒体业者《独家报导》董事长张淯遭查封设备、远东航空因积欠租金大楼遭强制执行拆除，张纲维率众丢鸡蛋抗议等新闻，法院执行查封等公权力，谁通知新闻记者到场，记者有没有尽查证之责，有没有滥权伤害人权的疑虑？

「查封」，这个让人不禁与古装剧中「抄家灭族」产生联想的强制执行程序，对普通百姓来说，既陌生又让人心存敬畏；对于「新闻鼻子」向来十分敏锐的媒体记者来说，更是编写社会新闻时大做文章的「好」素材。然而，法院进行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程序时，记者们一窝蜂地冲往现场采访、录影甚至转播，现场画面透过镜头放送全国，这个模式对被执行的当事人名誉，以及执行时在现场之人的隐私权等，都具有遭受难以回复伤害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审慎加以检视。

新闻强调的阅听大众「知的权利」与被报导人的名誉、商誉或隐私权的保护，这当中的权衡，值得细究。从性质来看，强制执行中的保全执行(假扣押、假处分等)，因为是对债务人「将来的履约能力或当前的状态」进行保全，因此这部分强制执行的特性，除具有紧急性之外，更强调「秘密性」。在这类的案例里，强制执行进行的过程中，自然就不宜出现记者前往现场采访。

虽然审判是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但参与法庭活动的人，例如当事人、证人、关系人或司法人员等，他们的面貌、声纹及情感活动等内容，都涉及到隐私权或人格权等基本权，司法应该加以保障，因此法律规定，在庭之人禁止自行录音录影，同时也要求法院要有录音录影设备、审理时必须全程录影，使法庭活动能被纪录保存下来。进一步则赋予当事人透过阅卷的方式，有机会取得由法院录制的录音录影电子档案。

具体规定在法院组织法第90条：「法庭开庭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予录音。必要时，得予录影(第2项)。在庭之人非经审判长许可，不得自行录音、录影；未经许可录音、录影者，审判长得命其消除该录音、录影内容(第3项)」及第90-1条：「当事人及依法得声请阅览卷宗之人，因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得于开庭翌日起至裁判确定后六个月内，缴纳费用声请法院许可交付法庭录音或录影内容。」

并且，对于透过阅卷而持有前述录音录影档案内容的人，法院组织法第90-4条第1项更规定：「持有法庭录音、录影内容之人，就所取得之录音、录影内容，不得散布、公开播送，或为非正当目的之使用」。

也就是说，法庭活动并非新闻媒体擅自以「民众有知的权利」为由，便可加以僭越、侵害那些参与法庭活动之人的基本权的领域。「知的权利」在名誉、商誉或隐私权的保护面前应该退让，既然法律已做出说明，媒体在处理这类新闻时，理应自我节制。

在此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查封现场，算是法庭活动吗？这个问题须从法院组织法中找答案，在该法的第89条规定：「法庭开庭时，审判长有维持秩序之权」；在第91条中又规定：「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当行为者，审判长得禁止其进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时得命看管至闭庭时(第1项)。前二项之规定，于审判长在法庭外执行职务时准用之(第3项)」，因此，从文义上便可得知，开庭的时候，法官要维持开庭秩序，并且，法官在法庭外执行职务时也有所准用。

因此，查封现场，当然算是法庭活动之一。而在查封时身处现场之人，自然算是参与法庭活动之人，他们的名誉权、商誉权或隐私权等，都需要加以保护。强制执行法第46条更规定：「查封动产，由执行法官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为之。于必要时得请有关机关、自治团体、商业团体、工业团体或其他团体，或对于查封物有专门知识经验之人协助」。

也就是说，法律已经很明白的列举执行查封程序时可以在场的人有谁，这其中，并不包含记者或媒体…。更何况，法院在进行查封程序时，往往会通知辖区派出所派遣员警到场协助，配备有秘录器的员警进行全程录音录影，名正言顺，更无须记者代劳。

因此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们一窝蜂地拍摄知名企业或名人遭查封的现场画面，合法性其实大有问题，但似乎不曾受到重视…。进一步的思考为，假设某公司董事长个人的债务纠纷所引起的查封，因媒体抢拍画面或下标题不精准等过失，使该公司莫名其妙受到牵连、商誉受损，似乎并不合理，公司因此蒙尘，对股东们也不公平。

例如前述魏德圣导演名下财产被查封，如果查封的执行地点、标的，包括他放在「果子电影」办公室内的个人财产，对于当前媒体在现场抢拍的风气若不加以制止，对个案内情不甚了解的吃瓜群众（阅听者），必然产生混淆，误认为果子电影也身陷债务风暴当中，对该公司的商誉产生重大损害，其实不难想像。这在关系企业中，影响将更为重大，集团中可能只有某间子公司产生债务纠纷，整个集团却因媒体拍摄之过失而殃及池鱼，造成股价下跌的重大损失，不可不慎。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前述张淯、张纲维的案例，也是法院执行查封时，新闻记者违反新闻自律，有损害当事人人权之虞；加上部分媒体喜好透过读者爆料抢得独家，找媒体爆料在台湾渐成风气，将私事公诸于众借此打击对手、恶意爆料抹黑攻击他人的案例时有所闻，有必要加以约束歪风。

这种将媒体公器滥用成进行私权斗争的工具的诽谤行为，在台湾因为法律赋予媒体有秘密特权（可以拒绝提供消息来源的身分给法院），且媒体「理论上」会尽查证义务，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恶意爆料者很难受到法律制裁。

在媒体与爆料者沆瀣一气的案例中，媒体接受爆料后到底有没有进行查证，更是只有天晓得。种种原因，也间接打造出握有媒体关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恶意爆料的天堂。

采访、抢拍及连线报导，与毁人名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查封的程序中，法官应及时制止媒体拍摄，媒体则应自律、自我节制。

（作者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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