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教廷称我是「中国大使」（戴瑞明）

梵蒂冈(图/shutterstock达志影像)

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我和日本、埃及、荷兰驻教廷新任大使，被安排在一起向即将住院动手术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呈递到任国书。轮到我时，大礼官称呼我为「中国大使」。我当时想，一九七一年我在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我们的刘锴代表也代表「中国」，并未在意。

后来，我被称为「中国大使」的情况愈来愈频繁，其间也发生了一些误会。我发现原来教廷正式的「外交名录」上，我们的大使馆正式名称列为「中国驻教廷大使馆」，而非「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而我也被列为「中国驻教廷大使」。同时，我也发现教廷驻在我国的大使馆，名称也是「教廷驻中国大使馆」，而非「教廷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般人弄不清楚，常问到两个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实质却牵涉国际政治、东西文化及世界宗教的错综复杂问题：

一、为什么要用「中梵」外交关系，而不说「台梵」外交关系？

原因是，教廷传统的对华政策一直采取「一个中国」的政策。教廷自认是「普世教会」，其余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中国、韩国等等，都是祂的「地方教会」或是「教省」，很像罗马帝国时代，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其余英、法、德、埃及、义大利等国都是祂所属的「行省」。罗马天主教会沿袭此一传统观念，普世天主教会的中心在梵蒂冈，其他国家都是祂的教省。今天，中、韩两国都还是「分裂国家」，但对教廷来说，两韩只是政治上的暂时分裂，宗教上仍是祂的同一个「教省」，属于祂的一个「地方教会」，两岸三地亦然。换言之，「教廷驻华大使馆」（Apostolic Nunciature in China）所在地的政府，就是教廷外交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两位教廷国务卿曾先后表示，如果中国大陆有宗教自由，就可立即把「教廷驻华大使馆」搬到北京去，没有所谓「断交」或是「建交」的问题，也意味着在教廷的心目中，目前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代表「全中国」，推也推不掉。

记得一九九六年九月初，个人到任不久，就因教廷的「外交名录」上列为「中国驻教廷大使馆」而非「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就有巴西和以色列两位新任的驻教廷大使先后前来拜会，误以为本人所代表的是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幸好我与他们两位的前任都有交往，且有良好的关系，使得我有机会向他们解释当时台海两岸的现状，并与他们继续维持彼此友好的交往。为此，本人曾于一九九六年底，三度洽请教廷当局正名为「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但梵方均以易引起外界揣测为由，以「非外交文件」的书面回复婉拒，并继续在教廷的正式场合以「中国大使」称呼，座位名牌亦用「中国」，纵令后来我驻馆改用「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大使馆」的名牌，教廷「外交名录」迄无丝毫变动。

在教会方面，一九六七年在台湾的天主教主教们，经教廷核可成立「天主教中国主教团」（Chinese Catholic Bishops’Conference），但到了一九九八年，在台湾的主教们决议申请改称「天主教台湾主教团」，教廷秉持其「一中政策」及「合一」、「共融」的原则，要求我教会必须增加「地区」两字，即「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英文则去掉台湾两字改为「中国地区主教团」(Chinese Regional Bishops’Conference)。可见教廷一直视台、港、澳及大陆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中华天主教会」（Chinese Catholic Church）是梵蒂冈普世教会的一个「地方教会」，反映天主教会追求「人类团结、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

二、教廷为什么还不能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北京设下超高标准的建交先决条件而不急于与教廷建立外交关系，其根本原因是，深恐开放宗教自由的后果会带来大陆社会的不稳定，以致影响其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

本人于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应荷兰莱顿大学之邀，发表题为「梵蒂冈左右为难：台北及北京抑台北或北京」的演讲时，便已明确指出，北京方面在稳定为先的大政方针指引下，其社会条件尚难接受民主社会中视宗教信仰自由为基本人权的观念。

其实，梵蒂冈与北京之间发展正常关系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存在，须待双方彼此耐心理解，谋求妥协之道：

1. 意识型态的不同：中共虽已逐渐从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向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但基本上毕竟仍信奉马克思的「无神论」，并要求其人民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建设一个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法治社会。如今，北京当局固允许大陆天主教徒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并承认教宗为天主教最高领袖，却不接受教廷是精神上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更不承认教宗根据教廷「宪法」 天主教「法典」（Code of Cannon Law）而拥有的「主教任命权」，也不认为自选、自圣主教是「非法」。这种意识型态上的冲突，是需要双方有耐心，以智慧来融解的。

2. 「宗教实体」与「政治实体」的差异：教廷自认是一个「宗教实体」，和「属灵团体」，关切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是追求国家利益的「世俗国家」或「政治实体」。教廷具有超国家、超政治的普世性。北京却从纯政治层面着眼，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管理境内宗教团体的权力，并认为由教宗任命中国主教，管理「中国主教团」并不合理。这是中华教会领导权或管理权之争，相当棘手。

3. 东西方传统的纠缠：宗教信仰自由是西方国家民主社会的基础。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时，经常提醒欧美国家的政治领袖不要忘了天主教的信仰，不要盲目追求物欲，失去灵性。西方国家是由神权、君权以至民权，发展出「政教分立」的观念，赋予宗教信仰以特殊的地位，政治不能干预宗教亦成为不变的铁则。东方，尤其是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史以来，国家的统治者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所有宗教的庇护者，祭天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特权，「政教合一」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像西方「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相反的，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佛教是在政府的赞许下，由唐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经而来，在融合中国原有的儒、道文化集大成的在地信仰；不像天主教传入中国，曾经发生过教宗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祖」的「礼仪问题」，以及法国独拥中国「保教权」干涉中梵建交的不愉快历史事件。这些造成中梵之间冲突的文化、宗教因素，不能不察。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时曾指出，普世天主教会应将亚洲列为二十一世纪福传的重点，并认为向中国大陆人民福传更是重中之重。如今，中国已经快速复兴，走向世界，也需要与多数信奉耶稣基督的欧美国家人民和平相处，相互融合。（作者为台北前驻教廷大使）

※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