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精致聪明的“好生意”
文 | 褐色鸟群
这几天，院线电影《好东西》的上映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导演和其作品似乎成了一个城市、一类群体的代名词和传声筒。豆瓣欢呼雀跃，一举捧为年度最佳。媒体通稿不断，一片褒扬之声，仿佛目睹了“电影的终结”。学者自然也是倾巢而出，援引各种理论展示其现实意义，论证“天才的诞生”。
和导演的前作一样，本片依然有着精致聪明的成功公式，上海城市电影+自由而松弛的光环，辅之以一个进步主义的主题。这么一套公式下来，可谓是大杀四方。
然而，如果有些观影量的读者，可能并不会对《好东西》和导演前作《爱情神话》抱有全部而不加否定的好感。作品中主角金句张口就来，人物沦为观点输出机器。影片中主要人物如空中楼阁般高悬，展现城市多于展现人物本身等等，这一些早在《爱情神话》中就被指出的问题依旧存在。
热捧的舆论自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正忙着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指出导演和主创的“前瞻性”和“必要性”。仿佛邵艺辉邵导是“天降伟人”，一切顺水透舟、水到渠成，对于其背后的资方和生产背景却避而不谈。这不仅与可见的邵艺辉导演谱系中所声讨的“权力结构”大相径庭，也与一个真正标榜“独立”的创作者的自我要求相去甚远。
想看明白这个电影，还是得先说说这盘生意是怎么回事。
在《好东西》上映之前，宣发的重点是“女性主义电影”，其中一些故意挑动性别对立的地方引来网络激烈争吵。然而在影片上映之后，观众会发现这片子实际上是挑动之后又精致端水，力图在把那些全女场反复刷的受众牢牢吸住之外再吸引一部分男性观众。对此余亮老师的影评总结得很到位——
主创钟楚曦在路演中表示“我们不打拳，我们只是想让男人女人一起坐到这个餐桌上”
精致聪明这点，不光体现在电影创作本身，也体现在这整盘生意上。虽然邵导一开始在微博上哭穷，但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映前媒体的预期，尤其在今年票房惨淡的大背景下也算合格了。
《好东西》上映之后，邵导在采访中说“当我不再辅佐男导演，才有了《爱情神话》《好东西》”，在别人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时，她说“一个女人，她想做成点事，特别容易想她有没有资源，男导演好像这种声音少一点”。
“女导上桌，女导万岁”听起来自然很女性主义很有爱很好哭，但说邵导没资源，或者说男导演不会被评论有没有资源，似乎有点过于糊弄外行了。娱乐场就是个名利场关系场，连普通人都经常听到京圈沪圈这圈那圈，这些圈什么时候是按性别划分的了？就《好东西》来说，大规模超前点映一个星期，难道靠的不是资方发行方实力，而是女性主义？
笔者倒并不认为邵导是成名之后就开始飘了，这些言论一方面固然是立人设吸引死忠基本盘的好方式，另一方面从行业角度想，片方确实不会想让观众更多关注《好东西》背后的资本和圈子构成。
《好东西》背后的资方可谓是纯粹而简单。我们依据公开的资方组成情况，便可惊诧地发现，这部电影的金主爸爸们几乎由上海土著们构成。七位出品方，前四位均和上海有着莫大的关系。
上海电影集团，这位本地的地头蛇自不用说。久事集团，这位掌控着申花足球的上海文娱界老大，向来不关心影坛纷纭，这次也颇为蹊跷地露了个脸。至于淘票票，一个由纵横江浙沪的富商巨贾留下的宣发巨头，依旧不遑多让地占据了前排。而我们一直威风八面的老大哥——中影集团，不得不缩在了他们的后面。这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中颇为罕见。
简单而言，这是一个由地方文娱集团通力协作而推出的作品。这在最近的几部热映的影视剧中并不罕见。《繁花》、《飞驰人生2》以及看似和上海关联不大的《我的阿勒泰》，大差不差，也是这样的情况。具体到《好东西》，邵导特别感谢的徐峥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邵艺辉的导演处女作《爱情神话》与其说是邵艺辉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不如说是徐峥的电影。虽然这句话在邵导支持者们看来会有抹杀女导演成绩之嫌，但熟悉电影的朋友对这类”导演是某某，但实际上制片/出品人/某个主创在其中占主导位置“的情况想必不会陌生，这也跟导演性别无关。
在《爱情神话》中，徐峥老师那些留在上海本地的同事、同学悉数登场，连自家不肯轻易示众的白手套“真乐道影业“也毫不避讳地粉墨登场。从12年泰囧开始，徐峥一直是票房头部梯队竞争者，然而在2020年春节期间，《囧妈》选择上线抖音，吃饭砸锅一举得罪整个院线行业。从此徐峥转入低调，采取曲线方式突围，《爱情神话》就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试水。
只要不参与头部票房竞争，徐峥的优势就特别突出了起来。身为顶尖男演员，在影视圈深耕多年，在京沪两圈拥有极强的人脉和资源。本身形象和过往电影作品牢牢占据了中年中产男性的形象，在这方面没第二人可比。然后是，背靠上海文化圈。后两者加起来基本就等于小成本城市小资群体爆款电影，再加上强大的人脉资源，很容易找到以小搏大的批量生产公式。
《爱情神话》非常典型。人物剧情几乎完全是为上海城市文化服务，咖啡、洋房与红酒，画展、电影和爱情。徐峥则毫不避讳地说出对邵艺辉的喜爱，称“邵艺辉对文字的语言有非常高的要求，她悟性很高，虽然不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她写的剧本可能很多上海的作家或者编剧都不见得能够写出来。”
这种对城市文化的刻意讨好自然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这里引用澎湃思想市场的一篇相对中性的评论文章——
《爱情神话》之后，徐峥自己又拍了《逆行人生》，虽然这部电影口碑票房都不太行，没有回本，但徐峥自己还是赚到了。在电影资本游戏上，徐峥可谓已经达到化境。
然后就到了《好东西》。这部电影在小资中产+上海城市文化之上更进一步，叠加女性主义（《爱情神话》中也有女性主义牌，但当时还不那么突出）。那些猛夸这部电影女性主义成分的评论，很少有指出这部电影中小资中产+上海城市文化仍然是占据底色的位置。
邵导已经说了”不再辅佐男导演才有了《好东西》“，铁粉们也高喊着”女导上桌“，那这部表面看起来已经跟徐峥没关系的电影，为什么还要特别感谢徐峥呢？最基本的原因是，《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两片共同制片人陈砺志，以及背后一直与徐峥关系匪浅的麦特影业。
还不止这些，前面说到，《爱情神话》徐峥用的是留在本地的老同事、旧同学，而《好东西》则完全展示了徐峥大佬级的人脉。章宇，曾慕梅，钟楚曦，王菊，孔连顺……电影里的主要演员背后都对应着徐峥在京沪两圈那些知交大佬或者地方影视文化资本。《好东西》这一碗水可谓端的四平八稳，将各方都照顾妥帖。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之前一位女编剧在微博上暗示自己的剧本被《好东西》恶意洗稿，出来反击的是为什么是滕丛丛？从行业关系上看很了然，陈砺志投资了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我的阿勒泰》主演马伊俐又是徐峥的好友。谈什么什么主义固然是自由，但在谈之前如果否认影视娱乐圈的基础是利益和关系链，那就不免让人发笑了。
今年国内票房市场的惨淡有目共睹，一方面是前两年制作周期影响导致的客观问题。另一方面前两年如《满江红》、《热辣滚烫》之类的电影对行业的恶劣影响正在显现。在前几年由多部重工业电影接力打开中国电影产业升级大门之后，追求短平快，以小搏大的资本仍未死心，不断在尝试新的套路。
然而在娱乐愈发多元化，短视频短剧铺天盖地，一部《黑神话》能卖出三千万套的当下，电影行业越是在短平快上赚钱，整个电影行业就离完蛋越近。靠某些固定群体和地域性在理想上固然能批量生产票房几亿规模的电影获利，但这样的局面绝对撑不起中国电影市场。想想徐峥当年《囧妈》的操作实在过于吃饭砸锅，如果最后是由他成功摸索出这条路径，那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这部电影除了徐峥之外，背后还站着那些上海文化资本以及本地宣传，这就不都是徐峥个人的能量了。
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靠到这几年上海相关文化商品的思路和受众转变上了。就像前述引用的澎湃思想市场那篇文章所说，《爱情神话》是”上海城市形象的分水岭“。在以前，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但是这些年来，关于上海的影视文化作品中，却越来越多出现一种”中产/小资的上海”，“爷叔宝总的上海”，绅士的上海”，甚至少数群体的上海。以至于大张旗鼓宣扬女性主义的作品也要以上海城市文化为底色，仿佛产生了一种“上海女性主义”。
进一步总结，可以称为“新中国的上海”到“个人自由和玫瑰色幻想的上海”的转变。《爱情神话》如同本地企业小红书上的打卡指南，宣告着中国城市文化的盖棺定论。新兴市民们需要一些与20世纪前后那些进城悲歌、中产哀痛不同的作品，也需要和民国期间“民族苦难”“底层叙事”割席的“当代电影”。在前两年之后，这种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强烈起来。而外来文艺从业者对“玫瑰色上海”的歌讼不啻为一种投名状，正是新兴市民们及背后的文化消费市场所亟需的。
常看影评圈不难发现，这些年总有些声音经常动不动极其夸赞“上海电影”。考虑到他们对一些人民电影的态度，我们必然会发现，他们夸的并不是电影，而是“上海”而已。只是有关上海，有关“消费天堂”。有关一个城市的幻梦中的自由，并确认为“城市电影”罢了。
问题是，“城市电影”在中国电影成立么？想必并不是。我国各城市之间没有绝对的产业分工，也没有绝对而独特的都市文化，被学界和文青直接命名的那些“城市电影”，更像是方言电影+景观电影。我们这些年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无非观察不够，方言来凑，主题不明，地标救急。如果再不够，那么城市文化就成了救世主。
《爱情神话》中多金多情的中年土著，如果没有了上海“松弛”的土壤，以及被刻意忽视的生存的“代价”，那么也很难成立。电影中几近不受疫情影响，得以大谈特谈爱情、自由和文艺的不戴口罩的男女主人公们，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给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的本地主角们纳贡。问题是，这部作品却偏偏以“沪语”的面貌呈现，观众不得不认为，女性主义就此和上海划上了等号。
《好东西》中自由洒脱的单亲妈妈。正是确认并暗示了这么一种基本逻辑。在上海，任何人经过足够多的积累，可以有能力过上自由而不用挑选的生活。实际上，它无关性别，无关爱情、婚姻与性关系，更无关一个主义、一类群体。它只是确认了这座城市并夸奖了它的表面上机会公平。并以高度提纯的城市景观，片面聚合的生活场景，再次确认了这场和大多数人无关的“上海梦”。
当然，这场梦也会和“人民”没有关系。旧的“上海梦”在回答“上海为了谁”这一问题，新的“上海梦”却是在回答“上海是谁”这一问题。如果说十几年前，郭敬明的拜金电影如此张狂地急于安放一种“小时代”的宿命论，招致了从朝到野的一片唾骂。那时舆论的声音还是在证明对郭敬明的批判是“救了上海”。那么近五年，舆论和文化风向的转变无疑是导向了“自己就是上海”。占据着名利生产的郭导之流自然不可信，需要一个“普通”而“正确”的艺术家进行创作。他们必须要需要一个“资浅人士”进行城市宣传了。
然而，玫瑰色幻想之下的文化产物再怎么用进步主义包装，也会不小心露出马脚。“快车太臭。”这从剧情本身看是无心之过，但实际却是导演的创作序列，影片的核心意识所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上海电影发展到今天，所谓的新城市形象的内在思路——身份区分。
看看片中角色们的职业，片中人从事的职业，自媒体编辑、写手、歌手、乐手、眼科医生，只有上海能给他们自由安定的环境，他们则用小资文艺的生活回报上海，定义上海，参与上海城市文化定义和宣传的转变。
所谓城市电影的代表人物伍迪艾伦至少有对自身和纽约的嘲弄，郭敬明还会描写真实而残酷的游戏规则，而本片拨开家暴、酗酒、单亲、丧偶这一类拼盘故事以及种种”金句的表象，只是避重就轻，尽力在别人的配合下，完成一场根本不知道重点的演出。拥趸们则将观影和争论当成了战斗，任何行为最后就必须上升到“主义”的高度，电影也成了9.1分的“豆瓣特供片”。可以说，这是这几年目前为止，电影批量生产公式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徐铮看起来已经是下一个“产品经理”了
观看这个电影，无论你是被那些有意为之的东西弄得激烈的上头还是激烈的下头，请都别忘了，这类片子还真轮不着谈两性问题。摆在所有普通人，所有非一线城市受益者以外的群体，始终在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当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地区发展水平已经真正跟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之后，受益者们是会耐心的等待和兼容其他同胞，还是想成为玫瑰色幻想中的世界公民？这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要一同思考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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