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授王泽霖：捐8200多万，自称退休金花不完，却穿旧衣骑电车

«——【·前言·】——»

2020年，77 岁的王泽霖教授在人们不经意间，一下子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人物，他在河南农业大学默默地从事教学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都将简朴至极的生活准则牢记心中，并身体力行地去践行。

他上班依靠电瓶车出行，无论天气如何恶劣，他都骑着电瓶车穿梭在校园里，出远门的时候，他坚决不打车，而是选择挤公交。

他的衣服洗了又洗，颜色早已发白，却始终被他留在身边，不舍得扔掉，哪怕是秋衣破了洞，他也会亲手缝好，然后继续穿着，在学校里，师生们私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 “王抠抠”。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始终以勤俭被人们称赞的老教授，在退休之后，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事情，他先后毫不吝啬地向学校捐赠了 8208 万元！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刻在学校里和学校外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惊讶，那个平常总是骑着电瓶车、生活节俭到让人佩服的老教授，怎么会在一瞬间就变成了 “捐款大户” 呢？

实验室怪才王泽霖

1984 年，王泽霖来到了河南农业大学，从此就开始了他长达 34 年的禽病防疫之路，那个时候，中国的家禽养殖业情况是这样的，产量方面是有所提高，而疫病防控却变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鸡瘟、法氏囊病、禽流感，这些名字在养殖户听来，简直就是噩梦，当时的养殖环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十养九亏”，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颗粒无收。

当时的王泽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投身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摆在他面前的，是重重挑战，是无数养殖户的期盼，也是中国禽病防疫事业的未来。

面对这些威胁，王泽霖没有退缩，反而一头扎进了实验室，那段时间，实验室成了他的第二个家，试管、鸡舍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从选育毒株到研制疫苗，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肝”出来的成果。

搞科研，尤其是这种跟病毒“捉迷藏”的科研，没有点毅力，还真不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泽霖带领着他的团队，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让人佩服不已的是，他们打造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这个资源库就像是一个装满 “武器” 的 “武器库”，而这些 “武器” 又可以看作是科研攻关所需要的 “弹药”。

科研成果，不能只躺在实验室里“睡大觉”，得转化成实际产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一点，王泽霖心里门儿清。

王泽霖与团队获得了 12 个新兽药证书和 3 项发明专利，这些绝不是为了好看而存在的，它们是王泽霖和团队刻苦钻研、辛勤耕耘的最佳证明，凭借这些成果，王泽霖赢得了“给鸡宝宝撑起国产保护伞” 的赞誉。

王泽霖心里很清楚，科研成果要是不能变成生产力，那就没办法实实在在地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他特别积极地去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产业化，他和企业展开合作，把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成果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品。

到了现在，他所参与研制的疫苗，已经在全国二十多个知名的生物制品企业里开始大规模生产了，通过这种大规模生产，每年能够为社会创造出上亿元的经济价值。

科研成果转化率为 100%，这表明王泽霖的每一项研究都成功地找到了走向实际应用的 “通道”，都转化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这背后，除了他扎实过硬的技术能力，还凸显了他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执着追求。

“挥金如土”

在 90 年代的时候，物资非常缺乏，科研方面的条件更是差得很，不过，王泽霖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在白天的时候，他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引路人，耐心地教导着学生们。

到了晚上，他不再是大学讲堂上的教授，而是田间地头为农户处理家禽疾病的兽医，周末，他又化身技术培训员，将知识播撒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加班加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搞副业”，就这样，一分一厘地积攒，他竟然攒下了400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400 万元，足够让一个人买房购车，从此过上安逸舒适的日子，可是，王泽霖的决定却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他没有把这笔钱用在满足自己的生活享受上，而是一股脑儿地将其全部捐赠给了学校，指定用于建造科研实验楼。

他说，科研需要更好的条件，学生们需要更好的学习环境，他把自己的舒适搁置一旁，把科研的未来放在了首位。

过了几年，王泽霖凭借科技成果转让拿到了 345 万元，他毫不犹豫地把 230 万元捐给了学校，之后，他又拿出 100 万元设立了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为那些在禽病防疫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准备的。

王泽霖的捐款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2008年汶川地震，他第一时间捐款20万元，2019年，他又将多年的专利使用费全部捐出，一次又一次的捐款，数额越来越大，但他始终低调，从不张扬。

最让人关注和钦佩的是在 2020 年，已经 78 岁的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一辈子科研成果转化后积攒下来的 8208 万元，毫无保留地全部捐赠了出来，而这些钱将用于建设生物安全三级。

8208万元，对王泽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但对国家、对社会来说，却是巨大的财富，有了这笔钱，学校可以建设更先进的实验室，开展更高水平的科研，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

王泽霖的捐款事迹，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人们的认知，从最初的400万，到后来的8208万，他捐款的金额越来越大，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始终保持着“抠门”的态度。

他穿旧衣服，坐公交车，甚至为了省钱在火车站过夜，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迂腐，但他却说，自己有退休金，够用就行，把钱用在科研上，更有价值。

王泽霖的“抠门”和“大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自己“抠门”，对科研“大方”，对国家“大方”，对社会“大方”，这种“抠门”，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对王教授一生的

1942年，中华大地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生动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苦难。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一月，他的家在苏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在他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厉害，简直是一无所有，经常会出现吃了这一顿，就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情况。

王泽霖的童年记忆里，最多的就是饥饿和恐惧，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这座古城，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年幼的王泽霖无法理解大人们脸上的愁容，只知道肚子饿得难受。

1949 年苏州迎来了解放，这为王泽霖一家带来了崭新的希望之光，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天，王泽霖亲眼看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战士们为了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选择在街头露宿，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小小年纪的他，对解放军充满了敬佩，也暗下决心，长大后要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对于王泽霖来说，引导他最深的人，除了那些令人钦佩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他的姐夫赵福仁。

赵福仁早在 14 岁就加入了军队，他是一位饱经战火洗礼的老红军，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他都参与其中，在王泽霖的眼中，姐夫是真正的英雄，也是他人生的榜样。

王泽霖的父亲没有工作，这就导致全家的生活重担都由母亲一人苦苦支撑，那段日子，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全靠影响姐夫赵福仁接济，赵福仁不仅照顾着王泽霖一家，也经常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

王泽霖将姐夫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心里，他默默地效仿姐夫的为人处世方式，内心期盼着自己也可以成为像姐夫那般无私奉献的人，他明白，想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要努力学习。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习他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应该牢记，个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在于为国家、为人民的付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有意义，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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