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維也納（上）：第一共和甩不掉的「臣民性格」

奥地利立国之初，呈现「被独立」的荒谬境况。图为一战时奥匈帝国的军队。 图／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如此平淡而抑郁地一语概括了奥地利立国之初的荒谬境况。当原奥匈帝国各民族终于盼来了独立建国之时，失去绝大部分经济腹地的奥地利德意志人，却自觉像是被迫与母亲分离的孩童，并焦心期盼转投母亲的姊妹——德国——的怀抱。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其它民族而言可能是礼物（gift），在奥地利人的耳里听起来却同时是毒药（Gift；德文中为毒药之意）。战胜国正是以此原则为由，排除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选项、也禁止奥地利自称「德意志」，使之从此作为「奥地利」而「被民族自决」。

「民族自决」对于立国之初的奥地来说，是礼物也是毒药？图为奥地利画家柯诺帕（Rudolf Konopa）所绘，1918年11月12日「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宣布建国场景。 图／Rudolf Konopa，维也纳博物馆

▌你的狂欢是我的落寞：奥地利的经济崩溃

一战期间遭受经济封锁的悲惨经历，让这些前奥匈帝国的德意志臣民们很清楚地体认到，所谓民族自决的大势，不过是成就各民族的自私自利、举着民族大纛来捍卫经济命脉、争夺「生存空间」。在帝国的废墟里，战胜国许诺的「新秩序」还遥遥无期，原奥匈帝国各民族互相敌对的生存丛林却已然台面化。

打着「摆脱维也纳」（Los von Wien）旗帜的各民族，或厉行外汇管制、或关闭进出口、或筑高关税壁垒、或实施禁运、或以「本土化」（Nostrifizierung）为名对异族（以德意志裔和犹太裔为主）的资产进行掠夺。

建国之初的奥地利，形同饿狼环伺的孱弱幼童。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捷克与南斯拉夫在1919年初废除了奥匈帝国克朗，另造新货币。奥地利无法继续再以帝国克朗向邻国购买物资，只得跟着发行德意志奥地利克朗。结果不出意料：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让奥地利克朗一路贬值，当局只能继续印钞购买物资，以致陷入恶性循环，同时物价也不断飙涨。

捷克与南斯拉夫另造新货币，奥地利无法继续再以帝国克朗向邻国购买物资，只得跟着发行德意志奥地利克朗。结果奥地利克朗一路贬值，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图为五万块的德意志奥地利克朗钞票。 图／维基共享

1921到1922年之间，奥地利的社会景象光怪陆离。大批外国人涌入这个一夕破落的贵族之邦，以无可置信的低廉价格，享受各种奥匈帝国贵族级的待遇，四处贱买艺品古玩和土地。茨威格侧写了这些景象：

外人的狂欢派对，对比奥地利人苦于饥寒，显得极为荒诞又讽刺——1920年11月，维也纳每人每周的配给，只有787克面包、250克面粉、125克豆类。最关键的生计问题则是能源短缺，让许多工厂无法生产。尽管此时奥地利利用货币贬值，靠着林产加工业支撑出口，但还是陷于贸易逆差、生活无法自理的泥淖。

奥地利成为一夕破落的贵族之邦。图为一战之后，随着奥匈帝国瓦解而人去楼空的维也纳美泉宫。 图／维也纳博物馆

帝国时期如自然法则一般的阶级秩序与社会伦理，随着经济恶化而崩解：拿着辛苦积蓄买国债的市民，一生储蓄化为乌有；原本积欠重债者，趁着通膨，转眼之间就能轻易还债；农人哄擡粮价，银行炒作金融；守规矩的人挨饿，投机的吃饱饱；人们随意乱买杂货废物，以便即时将手中货币脱手。

然而，此刻的奥地利却呈现各种令人费解的矛盾反差——尽管生计困苦、社会变调，失业工人与退伍军人频繁示威暴动，基本教义派的共产党人亦多方煽动政变，但经济局面已满足革命条件的奥地利，始终都不曾出现所谓的「俄国革命状态」。反之，与猛烈翻搅的社会表象和混乱喧嚣的政治口号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出奇宁静的政治形势和逆来顺受、勉强自己去适应那些疯狂表象的「沉默多数」。

这种表象与基底之间的严重反差，最典型地反映在台面上的共和国政府，与台面下的共和国多数国民之间。

与猛烈翻搅的社会表象，和混乱喧嚣的政治口号呈现鲜明对比的，是诡奇宁静的政治形势和逆来顺受的「沉默多数」。 图／维也纳博物馆

▌革新政府 VS 守旧臣民的戏剧反差

事实上，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的成立、并在初期由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主导，这件事本身就颇让世人意外。《布拉格日报》（Prager Tagblatt）当时的评论如是说：「历史学家将得花上很多力气，才能合逻辑地解释，为何帝都维也纳一夕之间飘满了红旗，为何维也纳王廷的过往荣光在短时间内消逝，不久前还包围着维也纳的一切，都瞬间沈入过去......」

新共和废除了贵族与各种头衔，将军队国家化，遣散了大批军人和官僚。从此，原帝国贵族、官僚、军队紧密结合的盘根错节体制，没有经过流血革命，就无声地消逝。随即取而代之的，竟是相当进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普选制、女性参政权、女性解放、婚姻改革、组建工会、每日8工时法案、法定假期、房租限涨、教育改革、以及一连串社会福利政策。

此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无论就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绩而言，无疑都是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同侪中的佼佼者。

表面上的奥地利迸发着戏剧性的改革火光、以及如政治歌剧般对新人类、新社会的颂赞——作家史腾恩（Josef Luitpold Stern）的《普罗米修斯的重返》（Die Rückkehr des Prometheus）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作品——但这种台面上的氛围，不只与经济委靡的日常生活极不相称，也与台面下政治态度普遍保守、仍然怀念君主专制之美好稳定时光的多数群众，对照出令人错愕的反差。

历经一连串社会主义及现代化改革，此时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无论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绩而言，无疑都是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同侪中的佼佼者。但台面下多数群众仍怀念君主专制之美好稳定时光。 图／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这些原帝国的臣民并不衷心支持共和，更不可能轻易认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认同君主专制，也不是出于深刻的政治信念，而是缅怀权威所保障的秩序与安全感。

奥地利人的这种「臣民性格」（Untertanenmentalität）带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倾向：他们渴望过着不必过问政治的安定生活，也对争论与冲突特别反感。由于缺乏政治信念也缺乏政治激情，乃至于在遭逢社会变局时，可以妥协也可以一定程度地逆来顺受，并且内敛而沉闷地等待台面上的「大人们」出面恢复秩序。

因而，他们之所以能勉强接受共和，是认清哈布斯堡王朝已无可挽回之后，务实地向困境妥协的结果——看看共和能不能把帝国的旧秩序给呼唤回来。

在共和初期的政经困境与社会改革的巨变中，臣民们仍试图维持非政治的姿态。维也纳尽管缺粮缺能源，剧院和乐厅还是要勉强拼凑节目表，咖啡馆配合著供电时间断续营业。走在大街上，人们还是想尽力维持体体面面的盛世美颜。

奥地利人的这种「臣民性格」带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倾向。巨变之下，走在大街上，逆来顺受的人们还是想尽力维持体体面面的盛世美颜。 图／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红色维也纳 VS 黑色诸邦的平行世界

共和之都维也纳的日常仍僵硬地无视变局，假装自己仍是过去的帝都维也纳。就如同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情节：主角一觉醒来，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虫，但第一个念头却是想着怎么起床赶上班、怎么向公司主管解释迟到、怎么继续至今一贯的庸碌生活。

台面上的政治表象与台面下的基底性格之间的反差，同时也表现在首都维也纳与地方各邦之间的关系上。

相对于作为工人大本营、在「台面上」由社民党主导改革的首都，「台面下」地方各邦的社会型态，则主要由农民、手工匠、乡绅土豪、以及天主教神职人员所组成。政治气氛相当保守，长期对中央政府反感、爱乡爱家的地方主义色彩浓厚，群众多支持基督教社会党（CSP）。

此外，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作为号召的大德意志诸党（die Großdeutschen / Deutschnationalen），在地方各邦亦获得一定的支持——民族主义在此被部分地转译成了地方主义，他们的「德意志」往往首先是提洛或克恩腾，然后才是有条件地接受慕尼黑或柏林，但说好不提维也纳。

爱乡爱土、信仰虔诚的「黑潮」席卷地方各邦。图为奥地利画家阿尔宾．艾格–利恩茨（Albin Egger-Lienz）的画作《十字架》（Das Kreuz），描绘农民、乡绅与教士簇拥耶稣像，持着农用刀械要捍土攘外。 图／维基共享

由于基社党与大德意志诸党带有强烈的反犹情结，犹太人经常别无选择（尽管他们许多并非工人阶级），只能向社民党靠拢。维也纳的社会主义与国家世俗化的改革，对「台面下」地方各邦的群众而言，因而带有双重原罪——那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Jüdischer Bolschewismus）的阴谋篡逆。

如此，保守剽悍、爱乡土、反犹、反中央、反社会主义、虔诚信仰天主的「黑色诸邦」（基社党的党色为黑）与粉墨登场、惊世骇俗的「红色维也纳」（das Rote Wien），构成了奥地利新共和内部的平行世界。

尽管社民党在1920年10月下野，此后由根植于旧时「官僚–军队–教会」体系与地方各邦的基社党主政中央，但首都维也纳仍继续由社民党执掌市政直到1934年（这段期间史称「红色维也纳」时期）。

此时维也纳社会主义改革的脚步已无人能挡。尤为特出的成就是广建高品质的社会住宅，安顿了数十万失业劳工与难民。此外还建立社会医疗与育儿系统，大力推动工人教育与体能运动、广设公共泳池等休闲设施，形塑劳工社区生活圈。社民党的性别平权政策提倡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更是让老白男们都惊呆了。

「嘿唷、嘿唷，向左边！」图为1932年社民党的竞选广告，年轻女性穿着体操服，拿着大声公呼吁投给左派社民党。 图／Wienbibliothek

▌巴洛克式的威权政治传统

「红色维也纳」一连串目不暇给的现代化开放社会与政治景象，造成了「黑色」保守群众的强烈反感与严重恐慌，使红黑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台面上的政治激情与台面下的非政治性格、骄傲自信的红与保守愠怒的黑，这些对立反差，主宰了奥地利第一共和的政治演变。若要了解这些表里不一、上下断层的对立反差从哪里来，以及其往后如何让奥地利深陷两党恶斗、乃至万劫不复，就必需先谈谈奥地利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巴洛克」成分。

17世纪的奥地利同时面临外来的宗教改革潮流与土耳其入侵的夹击，引发了保守政教当局的激烈反动。国家与天主教会联手打造「官军教」一体的高压专制，对内打压异端——主要是新教徒与犹太人——并宣扬仇外以抗土耳其人。此时的奥地利，信仰被官僚化，深入主宰人民的私领域；告解公开进行，思想审查舖天盖地。

巴洛克艺术于焉诞生：国家与教会大举建立雕饰浮夸的宫殿、官厅、大教堂，让各种繁复的仪礼与庆典，透过壮阔威严的空间、极致绚烂的视觉形象，洗脑般地宣扬政教威权的神话，以及万众一心、四夷宾服的胜利。

巴洛克式的威权政治传统，透过壮阔威严的空间、极致绚烂的视觉形象，洗脑般地宣扬政教威权的神话，以及万众一心、四夷宾服的胜利。图为维也纳圣伯多禄教堂（St. Peterskirche Wien）。 图／维基共享

巴洛克的政治文化因而极端重视外在的呈现——高压的威权转化为崇高华丽的表象，穿透人心，引发臣民的震撼、赞叹、顺服、以及自我审查。奥地利历史学家哈尼许（Ernst Hanisch）指出，此一威权的政治传统，让奥地利直到20世纪都还呈现以下特征：

政治舞台下的人民，则扮演被动的观众角色，负责为各自拥戴的主角喝采、对各自认定的反派角色叫嚣鼓噪。然而一旦走出政治剧场、离开政治戏码的官能刺激，他们便难掩情绪疲乏，不愿过问政治。长期的高压威权与过度刺激官能的政治，让他们在公开场合害怕争论、厌恶偏激、喜欢跟风从众、强烈需求和谐与秩序。

但是转身一回到私领域，他们表面的委婉、和谐、守序就暴露出伪善的本质。（...接下篇）。

一转身回到私领域，奥地利人「臣民性格」的表面委婉、和谐守序就暴露出伪善的本质。 图／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接续下篇／红色维也纳（下）：直通法西斯的「红黑恶斗」

——▌接续下篇／红色维也纳（下）：直通法西斯的「红黑恶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