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砚／让乐生疗养院成为多方共赢的好案例
文／胡博砚
「乐生疗养院」，这个对一般民众来讲非常陌生的名词，最近因为入口景观工程的环评案，又成为新闻瞩目的焦点。一般民众并不了解乐生疗养院是做什么的，完成于1930年、位于回龙的乐生疗养院，是过去台湾唯一一间专门收治痲疯病患的医院，百年前，痲疯病还被误认为是没有办法救治且属于高传染性的瘟疫。
1897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癞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ference, Berlin, 1897），会中建议针对病患采行「强制收容，绝对隔离」政策。而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为了处理痲疯病人，因此盖了乐生疗养院。
虽名之为疗养院，乐生疗养院实际上却有如集中营，因为当初的做法是强制隔离千余名痲疯病患，病患一旦入住，几乎注定老死其内。院方甚至对于怀孕的病患也是采取强制堕胎手段。痲疯病的治疗在战后随着药物的出现才慢慢得以解决，不过，这些住在疗养院的院民，虽然强制隔离政策取消，但数百人无家可归，只能继续以此为家，乐生疗养院遂成为一个独一无二、自给自足的痲疯村。
1994年，捷运新庄线机厂选址于乐生疗养院，卫生署、院方与捷运局谈判后，确定「先建后拆、就近安置」；但在捷运开始施工后，陆续拆除乐生疗养院近70％建筑，但着重医疗功能的新院区缺少思考到原来院民的需求，以至于很多院民最后仍选择留在旧院区。乐生疗养院不仅是这些院民的家，更在台湾医疗史及文资的保存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为处理这个问题，捷运局发动数次的强制搬迁，但在院民的抵抗下并未完成，而在公共利益上，捷运局最大理由就是碍于无新庄机厂因此无法通车。但施工期间却又发生工程裂缝、走山危机等诸多问题，最终在缩减车轨下总算完成机厂的建设，也算是取得一定的平衡。
2016年起，乐生争议进入新阶段。当捷运机厂已逐步完工，政府开始兑现「重建乐生」的承诺，捷运局希望在乐生院前盖悬空陆桥，进出乐生疗养院就必须要先坐升降梯至陆桥上，再从陆桥走到王字型大楼前。看似便利的议题并没有被院民接受。
院民与台大城乡所刘可强教授以参与式设计规划出「大平台方案」，以机厂减轨、搭建大型平台的方式，覆盖捷运新庄机厂所挖断的坡脚，以缓坡连结乐生院和新庄中正路，在平台上方覆土、种植树木，重现乐生「健康者／汉生病患者」的Y字型隔离路径等关键历史场景。如此做法兼顾了进出的便利性及文物资产保护，在技术上也非不可行。
而这个出入口工程就是「乐生疗养院入口景观工程」，近期由于卫福部打算依据原始的想法施工，院民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同意停工。即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后，包商仍然举行开工，如此将重蹈当年中科三期的覆辙，不仅无法解决乐生争议，再加上行政机关不理睬法院判决，法院威信尽失，将造成三权分立的倾斜。
近期，卫福部打算研议处理是否针对台北行政法院裁定提出救济，一旦继续缠讼下去，伤害的不仅是这些已经日暮垂垂的乐生院民，对于以人权立国为目标的台湾，也不会是一个好现象。倘若在技术上可行的状况下，或许卫福部应该重新思考这个老问题，兼顾院民权益、交通利益、公共卫生与文物资产保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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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砚，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台湾医事法学会监事、台湾环境法学会理事、台湾能源暨气候变迁法学会理事、财团法人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