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X简静惠 说不尽的精彩故事

黄春明。图／洪建全基金会提供

简静惠。图／洪建全基金会提供

1970年代中叶后，书评书目杂志及出版的专书，陆续获金鼎奖，帮助简静惠获得洪老先生及董事会的肯定。图为简静惠在书评书目出版社。图／洪建全基金会提供

洪建全基金会50周年特别出版《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一书。图／洪建全基金会提供

台湾第一本专业书评杂志《书评书目》于1972年创刊，此为第1期封面。图／洪建全基金会提供

穷小子在《书评书目》获得好评，勇敢闯荡文坛

简静惠——黄春明是一九六六年到台北闯荡，与基金会结缘在一九七○年代初。您当时刚从乡下进城，在明星咖啡馆点一杯十五元的咖啡，从早泡到晚，写出许多知名的文章，您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与洪建全基金会结缘的经过？

黄春明——原来我跟太太都在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工作，后来到台北闯荡。刚到台北时，真的一无所有，我们总共搬了七次家，第一次的家是一个台电的职员宿舍，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把很小的房间租给我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写作。加上小孩子陆续出生，每当我想要写作的时候，遇到小孩感冒，大哭，太太都要抱着孩子，在松江路一百二十三巷九号外面来回走，我才可以专心书写。

后来，我在汉口街的国华广告公司工作，附近有明星咖啡馆。当时台北并没有太多咖啡店，明星在二楼，一上去，我找一个没有客人的角落坐下。因为我是乡下来的，比较懂得不好意思。如果我当天有钱，早餐喝一杯咖啡十五块，中午再吃一个炒饭，消费较多。但是我有时候没有钱，一杯咖啡，一坐一整天，占了一个位置，还有厕所可以用，我算起来很划算。我在广告公司当文案写手（copywriter），很多的idea都从那里开始发展的。同事有事情就打电话找我，没有事我就一直在那里写作。老板简锦锥看我写作那么努力，会交代同事：「黄桑坐这里，他人如果不在，你不要帮他收，把咖啡留在那里，他还会回来喔！」常常这样，让我很感动。

后来在明星咖啡馆，结识了隐地、景翔等人，也认识了简静惠老师。我开始阅读《书评书目》杂志，得到许多讯息与知识，更得到评论与鼓励。我因此经常拜访隐地，常到位在博爱路的书评书目办公室走动。

简静惠——小说家通常很寂寞，因为要等待评论家介绍与评价，方能唤起读者与评论界的重视。在《书评书目》创立初期，何欣教授就曾写长文〈论黄春明小说中的人物〉给予您高度评价，您能回忆一下《书评书目》与您创作生涯的关系？以及当年阅读的《书评书目》感动与启发？

黄春明——《书评书目》登了何欣老师的评论文章，肯定作者，让我很受鼓励。小说刻画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根本，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文字，意义还是不能互通，能互通的是利用文字把小说里人物的遭遇、人情、人性写出来。在共通人性上，不管你是白人、黄人、黑人、印地安人，都一样的，如此才可以翻译，所以小说里面人性是很重要的。

人性说起来很抽象也很具体，具体面小说家总能很细致地刻划，栩栩如生，读者透过文字，可以想像到人物的一切。所以我们小时候听故事、看戏或讲故事，都是用语言传达的，比方说《三国演义》中关公的赤兔马多厉害啊！一日千里，流血汗，多厉害？但电影拍只不过就是一匹马，很难表现出小说里面那样的棒。所以我们说，小说家透过文字刻画人性太重要了。在我写作小说的初期，就得到何欣老师的评介，奠定了我写作的信心。

简静惠——黄春明喜欢把正在构思的故事讲给家人与朋友听，从听众的反应上，不断改变说故事的策略，写出精彩的故事。当时基金会在博爱路时期，您常来讲古，连我公公洪建全老先生都曾经循着笑声来当听众，可以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欢乐的场景？

黄春明——每一个小说家孕育故事的方法都不一样，我的方法就是爱讲故事，透过讲故事的过程，观察听众的表情，大家听了都觉得好笑，或者难过的地方觉得难过，那就能写出吸引人的小说。反之。当我讲故事时，听众觉得很无聊，我就知道应该要收敛。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常常讲故事，一旦受肯定，就知道题材可以写，就慢慢发展。

拉楼梯当座椅，黄春明笑声四溢说故事

简静惠——黄春明跟柯青华（隐地）认识之后，就常来书评书目办公室。那时候刚成立，我们就在博爱路，把国际电化商品公司的一个小房间当成书评书目办公室。小房间刚好在走道上，旁边有一个楼梯，前面就是办公室。那楼梯可以通到四楼会议室，而楼梯平常是放倒的，要上去时，再把楼梯摆上，再爬上去，那个楼梯就是您——黄春明的座位，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坐。

黄春明只要来，就坐在楼梯口讲故事。黄春明的声音，还是跟现在一样，满大的，唱作俱佳。不仅说故事，也谈理想。听黄春明讲去广告公司之后，拍妈祖回娘家的纪录片，讲述台湾很多地方的故事，台湾的牛怎样被拉到牛墟，可怜落泪的模样！大家都听得「耳仔匼匼（khap）」，耳朵都趴下来了。

不仅是我，我的小叔洪敏弘路过问道：「这个人是谁？哪里来的？讲话有宜兰腔，台语又说得很轮转！」也成了黄春明的忠实听众。黄春明在我们家满有名的，在欢笑声中，我们听了不少故事。我记得黄春明说过一个白梅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就发展成《看海的日子》，我们是最早听到第一版故事的幸运儿。

黄春明——《看海的日子》源于我对妓女户的观察，因为我在那里半年多，帮忙修理过电风扇。在台北宝斗里、重庆北路三段，有一条巷子进去，到宁夏路那边，这一带都是妓女户，宁夏路再过去，到刑事警察总局那边，还是零零散散的私娼馆。当年只有电风扇，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都很破旧，妓女户空间小小的，走道矮矮的，空气也不透，潮湿，味道又很不好，电风扇用得很勤，日据时候留下来的，损坏率很高。我刚到台北找不到工作，终于在延平北路三段附近的一家电器行，找到工作。

这家电器行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开的，我说：「我对修理电器有兴趣。」老板还没有说话，他太太说：「好！」她先考我：「你会不会修理ヒューズ（保险丝）？」我说：「那个很简单。」「那你会不会修理电灯泡的开关？」我说：「都会！」她就说：「好！」她先生还愣了一下。

先生愣了一下！那个愣了一下，如果写小说当然要写进去，老板没有说好，老板的太太说好，老板还这样看了她一下，好像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好。

这个问题在哪里？第二天我才找到答案。十一点多了，早上老板娘接了几个电话，然后，老板娘登记好了，她都无所谓。而我整个人，头都充血，脸都红起来。

我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年轻老板负责，太太当然也知道他去修理电风扇，正如闽南话所说：「摸蜊仔兼洗裤！」老板娘不高兴，所以找了我当替死鬼了。

我在书评书目办公室说这些故事，表面上在叙述我个人经验，我会思索故事的讲法好不好？有没有戏剧性？如果朋友们反应好，以后小说里面需要这么一段，我就会刻画出来。

简静惠——您曾特别提到，《书评书目》给您的评论对您来说意义重大，黄春明在台湾的文学界是被肯定的。另外，齐邦媛老师当时在国立编译馆，把您的文章选进了课本里，甚至还引发了很大的社会讨论和争议。可不可以谈谈，评论在您的创作生涯刚开始时，对您的影响。

黄春明——在当时我真的有一点创作狂，家里再怎么穷，也比不上写作重要。当时孩子出生了，我跟太太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我们两个人都要扛起来，但是小孩子不能吃苦。那时候非常贫穷，房租是六百块，本来月初就要给，我都月底给，到了月底还是没有钱，一大早六点就出门，怕房东看到我。

我在广告公司是九点半才上班，我六点就出门，只好到处闲逛。在第三号水门附近，看劳力的人招募，看卖东西的市集。给小孩子吃进口的S-26奶粉。小孩生病了，只好买电台广告上的药，拆了包装要给小孩子吃，我又很生气地把它丢掉。为了带孩子到医院去，只好典当家中的收音机、小孩子周岁娘家送的金牌、太太的项链，才有钱带孩子去儿童医院。大人吃什么？面条烫熟了，拌一点猪油酱油，就这样吃了一阵子。

写小说那种狂热，都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学院里的评论家常常很受限，不能理解底层人物的生活世界。以《看海的日子》里的白梅为例，后来回到她的娘家，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她当妓女，但对她很客气，她还指导农人不要急着卖地瓜，以免遭到削价。就有小说评论家说，黄春明太浪漫了，白梅当过妓女，回到娘家还受人家欢迎，是不可能的。

评论家不懂，妓女这个名词，原来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后来变成骂话，把一个名词变成形容词，变成那么恶毒的说法，是在文明社会中的现象。在贫穷的时代，所有的妓女没有一个是志愿去的，而是被出卖的，被压迫的，白梅的家人当然不会那么瞧不起她。我觉得，生活本来就是教育，理论家如果缺乏生活教育，大部分都从书本上得到抽象知识，但生活并没有那么抽象。

记得有一次我到书评书目办公室聊天时，大家问我：「你今天写什么？」

「我现在写《小寡妇》！」

《小寡妇》谈越战期间，台湾人想赚美军钱的故事，实在与广告与行销的理论有关，商品化、包装与广告，从头到尾都绕在这些观念，其实都是活生生的经验。我因为当时在广告公司工作，经常面对日本的商人。日本人代表非常臭屁，盛气凌人，但待我不错。工作经验转化为小说，成为我创作的养分。

简静惠——每每听黄春明讲故事以及观察他的创作过程，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有强烈悲悯胸怀的人，也让我们阅读他的小说的时候，触碰到这份关怀就会非常感动。黄春明也不是特别去强调人道精神，读者很自然会看到文字里面散发出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光辉。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经常听黄春明讲故事，后来这些故事都引发很大的社会冲击，也都是非常畅销的书，但都不是交给书评书目出版社出版。

巧思安排尉天骢颁奖，黄春明感念贵人相助

简静惠——我担任国艺会执行长时期（一九九九年），黄春明获得了国家文艺奖，我和同仁安排了尉天骢教授担任颁奖人，可否请您谈一下当时的心情？

黄春明——我走上文学的路，尉天骢是我背后的重要推手。他当时办《文学季刊》，参与的作家有陈映真、刘大任和七等生，我是七等生介绍参加的。当时主流的文艺风潮是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是非常具有知识性的，但在政治高度的管制下，仅流通美国方面的翻译书，俄国的翻译都不行，本土更罕见。很不容易开始有本土的、乡土的创作与评论出现，尉天骢把大家靠拢在一起，强调现实主义与社会写实，呼应我要写的社会现实。

我创作中处理相当多乡土题材，一篇一篇，很多都引起热烈的讨论。当年国民党开始批判乡土作家，传说王升开始要抓人了，陈映真、尉天聪或我都感到风声鹤唳。据说郑学稼给了一个建议，不要压抑或逮捕，不妨反过来，从乡土文学里面找一个作家，颁奖给他，强调其中民族主义和反殖民的意义，而我就成为对象。郑学稼的建议，看来起言之成理，但也显得很难看，昨非今是，不是很奇怪？无论如何，我和尉天骢坚持乡土文学的论点，安然度过论战，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

所以请尉天骢颁奖，我当然很高兴。我记得，我致词开头说：「王老师我得奖了！」我眼睛是往上看，台下是贵宾，然后才跟台下说，为什么向王老师致敬？因为王老师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候的国文老师，也是级任老师，后来被指控是匪谍而枪毙掉，是他鼓励我写作的。

无论是王老师、尉天聪或是林海音都是我的贵人，黄春明没那么伟大，我常常以打弹珠来比喻，钱丢下去弹珠就出来，大概有五颗，我们就啪啦一打，弹珠就撞了很多根钉子，差不多掉在没有交点的地方，很难得掉在左边那个可以得奖的角落。我觉得，我们的先天没有办法改变，弹珠就是固定的弹性，但后天的努力和机运往往是不同的，你拉得很紧蹦，或者是轻轻地弹上去，弹珠所碰到的钉子不同，滚进的角落就会不同。

简静惠——洪建全基金会经营了五十年，黄春明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请您给我们建议和期许。

黄春明——洪建全基金会一直有很好的表现，在阅读风气消失的今天，面对出版社一直关掉，重庆南路的书店也只剩下几家，大家都忙着滑手机，敏隆讲堂的人文课程能长期坚持，弥足珍贵。

如果基金会能更有创意，举办更多活泼的艺文活动，让小孩子和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本或者好杂志，是新的挑战。我一直相信，所有艺文推广的形式，随着时代都不一样，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改变，读者不会认同，所以要更加强研发新的创意与活动，加油，谢谢！

（本文摘自简静惠着《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一书）

洪建全基金会50周年庆系列「我们都记得个名字:书评书目」座谈会于11月6日下午2点敏隆讲堂举行，免费开放参加，报名请点选https://reurl.cc/ye7A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