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80岁，却被千夫所指
“不到太平盛世，绝不能让象牙佛现世。”
甘肃榆林窟内，住持马荣贵正在向徒弟郭元亨讲述窟内至宝“象牙佛”的由来。话毕，马道长仍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将来务必看管好佛宝。
不过，榆林窟象牙佛一事在当地流传已久，人尽皆知。乱世之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后来，遇上土匪劫道索宝，马荣贵不得已跳崖自尽，这已经是榆林窟第三位因象牙佛遇害的道士。
1937年，同样听闻过象牙佛故事的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无果后，用鞭子与冷水反复招呼“通共”的郭元亨。尽管血肉模糊，几近丧命，但郭道士仍坚称佛宝早已丢失，马家军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事实上，象牙佛早已被郭道士深埋藏匿，只为等待师父所说的“太平盛世”到来。
▲榆林窟住持道长郭元亨。图源：网络
时间拨回到20世纪初，于乱世中“怀璧”者，还有一个王道士。
清末，莫高窟住持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一间秘洞，只见洞中堆放着中古时期各朝代的经卷书画写本。这些稀世古籍的出现，让王道士的肩头稀里糊涂地多了几分责任重担。
同样是“怀璧”的守窟人，两位道士的结局与风评却完全不一样。
郭道士如愿看到新中国建立，便将象牙佛挖出，移交国家博物馆保护，青史留名。而王道士，则因造成古籍文书散失海外而声名狼藉，成为千夫所指的文物贩子。
▲居守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图源：网络
王道士真名是什么，无人知晓，人们只是习惯性地叫他：王圆箓（亦称园禄、元录等）。
大约在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王圆箓出生于湖北麻城（另说陕西汉中）。在王圆箓成长的那段时期里，灾祸似乎对他诞生的这片土地“情有独钟”。
自咸丰元年（1851）起，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了两湖，湖北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之一。长期战乱带来的，是生存的不易。咸丰六年（1856），麻城一带遇上旱灾，以至于“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殍”。屋漏偏逢连夜雨，翌年，“久旱必蝗”的说法又不幸应验。尽管朝廷“缓征本年租税三分之二”，但终归是杯水车薪，无法缓解民生疾苦。
连续的天灾人祸，让本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麻城人，处境更加艰难。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饥饿的王圆箓决定远走他乡，出去碰碰运气。他一路西行，恰逢左宗棠正为收复新疆招兵买马，便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边防营从了军，总算结束了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肃州是清代河西地区的道教中心之一，当地道士有在军营中传教的习惯。或许是曾经的灾祸已然断了他归乡的念想，王圆箓复员后没有返乡，而是拜盛道为师，受戒出家做了道士，并开始云游四方。
游方途中，王圆箓行至敦煌三危山下，面对莫高窟感叹道：“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就在这里。”遂欣然决定在此定居，了度余生。而在此1500多年前，一位高僧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尊和尚行至三危山，只见山体在傍晚霞光的照耀下，金光闪烁，宛如万佛现身。此景让乐尊心生留意，遂在三危山对面陡坡开凿石窟定居修行。经其带动，历代洞窟越修越多，最终造就了佛教圣地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图源：摄图网
王道士栖身于莫高佛窟，看似鸠占鹊巢，但在光绪年间道教重新振兴的河西地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在东边不远处的榆林窟，同样是道士在当和尚的家。
当时的莫高窟分上、中、下三寺。上寺与中寺有佛教的喇嘛在管理，形制完备，但下寺无人看管，残破荒凉。此景让王圆箓定下了晚年的奋斗目标——“游方至敦，参拜佛像，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自此，王圆箓定居下寺，以莫高窟为养老居所，以修缮洞窟为晚年事业。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外景。图源：伯希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大事，一件是当时看起来影响不大的小事。
这一年，“无冕女皇”慈禧以一敌八，全面对外开战，酿成了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丢下紫禁城，仓惶“西狩”。史称“庚子国变”。
庚子国变后，损兵折将又赔巨款的清王朝，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敦煌，一座隐秘的洞窟被打开，同样将莫高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年，6月22日，王圆箓雇请工人杨某为莫高窟16号窟内清理积沙。
杨某倚靠在墙壁上休息，点烟之后，随手就将引火的芨芨草插入墙缝。结果，草杆越插越深，似不见底。再往墙上猛敲几下——墙壁后面像是是空的。王圆箓与杨某随即凿开墙壁，一个堆满了经卷书画的小洞窟呈现在两人眼前。
▲敦煌莫高窟16号窟旧景。图源：网络
莫高窟内为什么会隐藏着尘封多年的藏经洞？历史学家荣新江认为，藏经洞的出现，很可能与西域一带的宗教扩张有关。
北宋景德三年（1006），西域爆发了一场兼并战争。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汗）王朝一举攻灭了著名的佛国于阗。黑韩王朝的穆斯林开始摧毁当地的佛教文化，导致于阗国难民向东逃难到了敦煌。出于对黑韩王朝入侵的担忧，敦煌的佛教徒在莫高窟开凿了秘洞来埋藏经卷，以防战争可能带来的信仰与文化上的浩劫。
法国人伯希和则根据藏经洞最晚经卷的成书时间，认为灾难可能是来自于东边的西夏——北宋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占敦煌，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临时将经书藏于洞中。怎料出现意外，一去不复返，藏经洞从此便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总之，时隔将近九百年后，藏经洞现世的消息不胫而走。
不过，在得知洞中无金银财宝，唯有一些经卷书画后，大多数人都对其失去了兴趣，包括清廷的官员。
历史就像“买椟还珠”一样诡异，总喜欢把宝物和不识货之人放在一起。
在现代人看来，藏经洞遗书堪称无价之宝。但对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圆箓而言，这些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纸卷罢了。
这位道家住持毕生的宏愿是整理修缮莫高窟，而这些不期而至的经卷却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不过，作为一个有神论的道士，王圆箓一想到这是古人的遗留，随意处置又觉得不妥，于是他决定把这一堆碍事的纸卷交给官府来定夺、处理。
时任敦煌知县的严泽，瞄了几眼王道士送来的藏品样卷，马上显露出不屑一顾的脸色。碰了壁的王圆箓不死心，从敦煌远行八百里赶到肃州，向安肃道台廷栋汇报情况，但这位官员同样展示了他那不怎么高的考古素养和眼光，并以洞藏经卷书法不如自己为由，就将王圆箓打发走了。
当然，甘肃官场也并非都是不识货的平庸之辈，至少汪宗瀚和叶昌炽是懂行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北人汪宗瀚就任敦煌县令，得知情况的王圆箓再次带上藏经洞样品，前往拜会这个同乡县令。汪氏很爽快地答应了王道士，帮他跟上级打报告。汪宗瀚之所以乐意帮王道士这个忙，除了的确识货之外，更多的是跟敦煌的民情有关。
当时，敦煌仍在实行外地已经废止的“采买粮”制度。原本官府平价征粮，逐渐演变成低价强买，百姓苦不堪言，敦煌民怨愈演愈烈。急于避祸的汪宗瀚，自然想借报告藏经洞一事，跟上级、甘肃学政叶昌炽搭上关系，好尽早抽身，调离这个随时会发生民变的是非之地。
无论汪宗瀚的出发点是什么，但藏经洞一事总算通过信件和寄递的样品，为甘肃学政叶昌炽所知晓。作为金石领域的专家，叶昌炽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价值。
▲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叶昌炽。图源：网络
学政大人慧眼识珠，似乎让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王圆箓泼了一盆冷水。叶昌炽在向省府提议将藏经洞文物运送兰州保管时，得到的答复是：没钱。
很现实，也很无奈。当时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为庚子国难凑钱赔款，哪有闲钱打理这些与国计民生无关的经卷文书。
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甘肃省府下达了最经济的处理指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更糟糕的是，作为少数几个识货者之一，叶昌炽本人却自顾不暇。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废止了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这一变革落到叶昌炽身上，就是下岗失业。这位主管甘肃科举考试的学政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不得不离开官场。
至此，一个最有可能拯救敦煌遗书的人，黯然退场。
而甘肃各级官员的淡漠与不作为，给王圆箓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既然不重视，那便是不重要。换个说法就是——王道士，藏经洞里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几经求助官府无果后，王圆箓只能将藏经洞封锁、搁置。
不可否认，从藏经洞现世（1900）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除了少部分用于送官求助外，大部分藏品在王圆箓的“保护”下，仍旧完好如初。但是，这种理想的状态没能持续下去，因为一群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即将陆续到来。
敦煌深居中国内陆，洋人本无缘来此。奈何清廷于咸丰八年（1858）吃了败仗，被迫签下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外国人凭此有了游历中国内地的特权。
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人斯坦因从印度取道新疆进入中国西部，在中国向导蒋孝琬的引领下，进行所谓的“考古”活动。途中获知藏经洞现世的消息，斯坦因立马转向，朝着敦煌进发。
对于斯坦因的到来，王圆箓一开始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据斯坦因回忆，他头一次造访莫高窟无果（王圆箓出门募化），藏经洞是用木门封锁的；等到他再次前来时，木门已经变成了一堵砖墙。尽管王圆箓并不看好洞中的古籍，但也不希望洋人染指它们。
王圆箓的警惕，成了斯坦因此行最大的障碍。同样的，如何攻破这个守窟人的心理防线，成了斯坦因和向导蒋孝琬最大的难题。通过走访、套话，斯坦因逐渐得知王圆箓的精神偶像是唐代高僧玄奘，而奋斗目标是修缮莫高窟。
王道士有所追求，就意味着有突破口。
▲王道士和他钟爱的西游记故事壁画。图源：斯坦因
不得不说，斯坦因是玩心理学的高手。他告诉王圆箓，自己此番前来，是学习唐僧“逆向取经”，重振天竺佛法，救苦救难。一番忽悠之后，斯坦因终于和这个警惕的守窟人愉快地搭上了话。同时，斯坦因又拿残破的莫高窟做文章，表示自己可以为他的理想与事业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此刻的王圆箓，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
斯坦因在回忆录中描述道，王圆箓“既担心圣洁的名声因此受到玷污，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
王圆箓最终还是动摇了。他打开了藏经洞。斯坦因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古籍。王圆箓获得了4块马蹄银（折合200两）的“布施”。
斯坦因走后的第二年（1908），法国人伯希和也闻风而来。
有了与斯坦因成功交易的先例和经验，王圆箓已经卸下心理包袱。藏经洞再一次打开，伯希和向王道士留下500两的“布施”后，被破例允许进入藏经洞。一番挑挑拣拣过后，又一位洋施主满载而归。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王圆箓一开始并不知道敦煌遗书价值几何。但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执着不难看出，他深知这堆经卷至少不是经济价值上的俗物。
随着伯希和拿着部分敦煌遗书出现在北京，京城方面才意识到藏经洞的重要性。在罗振玉等一批学术大师的呼吁下，清廷学部特意拨款 6000 两向王圆箓购买手头余留的经卷文书。
收到消息的王圆箓认为这是个奇货可居的机会，于是在藏经洞剩余经卷中精挑细选，暗中留存一部分。
宣统二年（1910），洞中经卷被官方悉数运走。不过，6000两专用款大部分都被敦煌县府截胡，拿去修城墙和孔庙，直到王圆箓发出《催募经款草丹》讨要，才勉强到账300两。
继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俄国人、日本人……越来越多外国人接踵而至。王圆箓靠着自留的“库存”一次次获得布施，而敦煌遗书一批一批流向海外。
▲满载而归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图源：网络
靠着洋施主们的布施，王圆箓获得了比平时募化更为丰厚的资金。
有了资金保障，他的事业得以为继，残破的莫高窟一路向好，至少不再那么荒凉了。而他的地位也不断抬升，敦煌知县甚至有意请他主持全县道教事务。
然而，1924年以后，一切都变了。
这一年，姗姗来迟的美国人华尔纳看到藏经洞空无一物后，转头盯上了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在给予住持王圆箓75两银钱的布施后，华尔纳便以买家的身份，心安理得地从墙上剥离精美的壁画，并带走了一些塑像。
不料，此举被周边乡民发现，王圆箓因此受到牵连。
人们纷纷指责王圆箓勾结洋人染指宗教圣地，那75两银钱也被夸大成了10万银元，以至于当地老百姓隔三岔五就来找王圆箓的麻烦。无奈之下，王圆箓只能通过装疯卖傻来躲避人们的责难。
此后七年，王道士的生活不再风光，他害怕见人。
1931年6月3日，在莫高窟当家数十年的王圆箓去世了。活了大约80岁的他虽说是寿终正寝，却是背负骂名离开人间。
▲埋葬王圆箓的道士塔。图源：网络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王圆箓是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他之所以被骂了近一个世纪，无外乎是因为他干了两件刺痛国人神经的的事：一是将本国古籍转手倒卖给了外国人；二是修缮莫高窟时好心办坏事，毁坏了不少壁画遗存。
尤其是前者。数以万计的国宝经他之手散失海外，成为外国人发起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曾有日本学者表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严重刺激到了国人近百年来敏感而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后来，随着散文《道士塔》入选语文课本，就连青涩懵懂的少年们都知道了王圆箓干过的那些“好事”。教材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王圆箓倒卖国宝一事成了历史铁案，没有人去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过，在王圆箓被世人诟病之时，也不乏有人对其设身处地表示理解。历史学家任继愈就一阵见血地指出：
“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于乱世之中“怀璧”，不亚于稚子持金于闹市。无论走哪条路，通向的都是偶然的结局：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郭元亨式的守窟人，但历史的幽微之处无不在暗示我们，王圆箓式的人物才是乱世的常态。
大乱之世，乱的是整条道路，那个躲在角落里的人充其量是路上的一块砖石。他只能承担他需要承担的重量。多出来的，他承担不了，也不应承担。
参考文献：
冯骥才：《敦煌痛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沙武田：《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
黄征、程惠新：《劫尘遗珠——敦煌遗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
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李富华、姜德治：《敦煌人物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高德祥：《敦煌·丝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雒青之：《百年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16
刘诗平、孟宪实：《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