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40年，西安民办高校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

作者|馍大师 出品|夹馍星球

最近几年，随着高铁站开通，再加上疫情影响，很多人可能忘了这样一个场景：

每年的8月份，如果你经过西安火车站，会看到站前广场上搭起一长排凉棚，门头上写着各种院校的名字。

棚前站着大声吆喝的人，类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棚内桌子上摆着厚厚的表格和宣传资料。

这是一年一度西安民办高校的招生大擂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战利品是那些没能考上大学的落榜生，他们将拿出家里的积蓄，来到这座古城的某个校园，度过三四年时光，以求毕业能找到一份工作。

△曾经西安火车站民办高校招生盛况

西安是中国民办高校最为兴盛的地方之一。据最新数据，西安拥有民办本科院校20所，民办专科院校7所，位居全国前列，被称为“中国民办教育的硅谷”。

在这些院校中，有5所成立时间较早、实力相对雄厚的院校，是学子们的重要候选：

西安培华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京学院。

名字听起来都很高大上，有一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洋气”，但是后缀的“学院”二字又瞬间将其打回原形——毕竟不是“大学”。

这种矛盾性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它们不是常规企业，但必须依靠生源来盈利；它们是高校，但又没有获得公办高校的权益和福利。

几十年来，它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又为什么能在陕西开枝散叶？

西安民办高校的发源，要追溯到1984年。

当年5月4日，在陕西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沈慧俐，倡议创办一所女子大学，认为这是“振兴陕西的需要，解放妇女的需要”。

沈教授是著名流体力学专家，威望很高，她的提议获得各方认可。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支持下，办学行动很快开展起来。

负责事务的人名叫姜维之，他提议将学校命名为“西安培华女子大学”。

为什么要加上“培华”二字？

其实早在1928年，西安就诞生了“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1935年被国民政府纳入教育序列，并更名为“培华女子职业学校”，寓意为中华培养人才。

1949年，年轻的姜维之到培华任教。建国后，培华被保存下来，经多次改组后，成为西安市财经学校，姜维之也走上领导岗位，担任校长。

但在1956年，学校迁到了东北，成为国家统计局下属的“长春统计学校”。两年后，姜维之被打成右派，开始了20年的下放劳动生涯，直到1978年平反。

正是出于对早前经历的情怀，姜维之决定延续历史的血脉，重建基业。1984年8月，经陕西教育局批准，西安培华女子大学正式成立。

△培华女大，中为姜维之

因此，培华的建校史，虽然比不上西交大（1896年），但要长于西工大（1938年）、陕师大（1944年）等名校。

培华女大为“民办公助”性质，即“民间力量主办，公立学校帮助”。校园位于大学南路的原西安市十三中学，如果要上实验课，就借用不远处西工大的教室。

并且，它一开始就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教育，拥有官方认可的身份。

而接下来那些由私人创办的民办高校，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培华女大成立不久，不远处的西安石油学院，一位教师的内心也在蠢蠢欲动，想踏上民办教育这条道，他的名字叫丁祖诒。

丁祖诒对教育的情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南京人，少时学习成绩好，1957年参加高考时，本计划报考清华机电系，但因为政审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

之后，他参加三线建设，来到西安电瓷研究所（今西电集团）工作。业余时间，他苦学多门外语，1973年去了一所中学当外语老师，还编撰了一本工具书《英语常用词用法手册》。

1983年，西安石油学院招聘教师，丁祖诒前去试讲，以深厚的外语功力，成功入职。半年后，就被提拔为英语教研室主任。在学校，他还发起成立了西安翻译工作者协会。

△丁祖诒

对外开放后，来西安旅游的外国人增多，急需会说外语的导游人才。丁祖诒以翻译协会的名义，开了一个免费的导游培训班，招收了50名应届高中生。

经过一年学习，有43人获得了旅游局颁发的导游证，成功上岗。

接下来第二期他开始收费，招收了300名学员，大部分也都合格毕业。

看到势头良好，丁祖诒决定辞去公职，办一所全日制的大学。1987年9月，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正式成立，丁祖诒成为真正意义上陕西民办高校第一人。

当时随着经济发展，年轻人想上大学，社会也需要人才，而高等教育资源又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这就为民办教育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是大势所趋

1987年，全国共有228万人参加高考，录取62万人，录取率约27.2%，一大半学生得落榜。

丁祖诒有一句名言：落榜生就像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一把柴，让他们能在民办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也会成为人才，这是“第二个希望工程”。

但民办高校毕竟是新事物，不被列入国家统招计划，本质上还是培训机构。有次丁祖诒去陕南汉中招生时，被认为是骗子，关进了公安局。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学费是民办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收了学生的钱，就得考虑他们的出路。所以，在专业设置上，与社会需求紧密衔接，且听起来要高级，才有吸引力。

丁祖诒提出了一种“复合实用型”教育模式，学生除了学外语，还要学一门涉外专业（国际会计、国际贸易等）和多项技能（开车、计算机等），又叫“丁氏模式”。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还得拼硬件条件。1993年，丁祖诒听说翠华山下的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要转让老厂房。他力排众议，借贷630万元，买下这片地，开始建造全新的独立校园。

软硬兼施，为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争得了脸面，成为西安民办高校的领头羊。

但丁祖诒很快也迎来了竞争者。

1992年，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留学和下海成为两大社会潮流，学外语和进外企，是年轻人的普遍追求。民办教育迎来一个建校高潮。

此时站出来的关键人物是黄藤，他也是一位职业教育研究者。

黄藤是长安县人，1978年考入西安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被分到中学教书。但他的梦想是上大学，继续进修，最终在1987年获得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文凭。

毕业后，他到西安大学（今西安文理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当时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种中等以下的教育，比如职中、中专等，但黄藤觉得，职业教育不应分高低，哪怕是博士生，也同样需要职业教育。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教授工艺课程的教师没进过工厂，又怎么能教学生去做这些工作？文章引发争议，有教师反击：我教了一辈子书，你一个小孩说我不合格，我就不合格了？

△黄藤

因为工作的关系，丁祖诒创办翻译学院的时候，黄藤也加入其中，赴延安招生，并帮助设计教学。

和黄藤一起干活还有一名年轻人，名叫胡建波，比他小5岁，毕业于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今长安大学），之后到西安大学任教，两人是前同事。

但他们在丁祖诒那里只干了一年，就离开了。具体原因是什么，当事人没有对外讲过，但可以推测是年轻人想自己单干。

1992年，两人一起创办了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黄藤任院长，胡建波任副院长。

学院位于红庙坡大兴东路，设置了三门时髦课程：计算机应用、英语口语和国际礼仪。所谓“国际礼仪”，就是教你怎么打领带，吃西餐时怎么使用刀叉……

黄藤本来目标是办个3000人规模的学校，结果第一年招生就来了3000人，措手不及，只好把学校对面一栋旅馆包下来，把标间改为8人间宿舍。

他曾举了个例子：“我们并不是皮沙发，只是搬了个石凳，让大家歇歇脚，可就是这么个石凳，很多人还是坐不上去。”可见当时学生对上学的热切需求。

外事学院刚创办，就迎来了好时候。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民办高校有了政策的支持，而陕西省想树立“教育大省”的招牌，对于社会办学的态度很宽松，只要有人申请，就能批准。教育部门甚至还动员老同志，“退休了没事办个学院吧”。

陕西本就公办大学多，能为民办高校提供师资力量。每到周六日，大学家属院门口就停着班车，那是民办高校来接教授们去上课。

1994年，陕西还承办了“全国第五届社会力量办学协作会”，讨论《民办学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推荐民办高校走出去，面向全国招生。

眼前一片蓝海，能人志存高远。胡建波和黄藤合伙的时间不长，也出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原因，离开了外事学院，自己创业了。

△胡建波

先是1995年，胡建波的一位好友，创办了西安涉外人才培训学校，这是一个短期培训班。1996年，胡建波加盟进来，担任院长。

他以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带动学校快速发展，在1997年成为全日制培训学院，并更名为“西安欧亚培训学院”。

兜兜转转，西安民办高校的早期创建人，其实都是老熟人，工作在一个圈子，只是因为追求不同和利益原因，各立山头，形成了不同的门派。

差不多同个时期，西安另一所民办高校——西京学院，也开始起步。

创办人名叫任万钧，早前在西安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教了多年书。1984年下海，经营汽车零部件生意，是和柳传志同批的中国第一代下海者。

任万钧的女儿任芳，在幼儿园工作。1992年，他们听说办学校能赚钱，萌发了进军教育领域的念头。

△任万钧

经过调研后，任万钧决定开办成人培训学校，他从英语入手，在1994年创办了西安半坡英文学校。据称投资120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1997年，半坡英文学校和其他几座学院合并，成立了民办西京大学，任万钧为主事人。

不同于其他民办高校普遍带有“培训”“服务”之类的字眼，“西京大学”这样宏大的名字能够被批准，也足见背后的实力。

至此，西安五大民办高校全部现身，在争夺江湖时也在全国范围笑傲江湖。

尽管创始人有纷争，但行业有整体利益，他们也会抱团呼吁，力促教育改革，争取合法身份。

90年代初，丁祖诒就以西安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国家改革民办高校的产权归属，确定民办高校的社会地位和法人地位。

黄藤1996年在外事学院成立了“民办教育研究所”，积极献策，提出了“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 的口号。

民办高校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采取全日制教学授课，要比自考学习完整；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公办高校，不经过全国统考招生。

针对这种特点，国家提出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这一模式，作为民办高校的学历认证标准。学生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就能拿到学历文凭，国家承认。

1996年，陕西被纳入“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范围。随之，西翻、外事、欧亚等学院，都成为试点学校，进入“准学历”高校行列。

这时候的西翻，已成长为陕西乃至全国民办高校的一块招牌。1997年，丁祖诒被央视评为“东方之子”民办教育家，并出任陕西省政协常委。

△西翻校园景致

1998年，西翻计划招录3000名学生，但因为名气大，前来报名的学生超过两万。学校容纳不下，丁祖诒邀请兄弟院校来校设立招生点，分流生源。

比如，当时欧亚学院资历尚浅，招生不太理想，丁祖诒便把一部分学生送给欧亚。

胡建波对此很感激：“他知道我会成为他重要的竞争对手，但是他还是做了。”

最终，西翻这年招收了6800名新生，在校全日制学生达到1.3万人，成为全国第一家学生规模超过万人的民办高校。

那时的丁祖诒，雄心壮志，喊出一个口号：创办东方的哈佛。

正当民办高校朝规范化发展时，1999年，普通高校开始扩招。当年，全国招生人数增加了51.32万人，增长速度达47.4%。而在此之前的增长速度在8.5%左右。

普通高校的扩招，也让民办高校的招生竞争加剧。西安火车站的招生擂台，此后愈演愈烈。

生源就意味着利益，2000年，西安市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不到千元，而民办高校的学费高达6000元。一所万人规模的民办高校，光是学费，一年就有五六千万收入。

每年高考将至，学校会给职工和在校学生开招生誓师大会，鼓励他们走出去招生，招来一个，可获取数百元到千元提成。

在宣传时，往往以“包分配”“毕业即就业”为宣传点，还创造了一个词：“订单教育”。

△高校招生现场

虚假宣传也在所难免，有的民办大学宣传自己有150名正副教授，实际上所有教师不过30人。有的说校园里有大型教学设施和科技大楼，实际上只是土房子。

有次还闹出了笑话：有个学生已经去世两年，却同时收到3所民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野蛮生长是追求利益的必然结果，也是民办高校大浪淘沙的必经历程。

规范化正一步步到来。

2000年，教育部授权陕西省可以自行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这在全国是第一家。

随后，西翻、培华、外事、欧亚、西京，都戴上“高职学校”的帽子，成为民办专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即升为专科。

民办高校的身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并集体改名：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改为西安翻译职业学院。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改为西安外事职业学院。西安欧亚培训学院，改为西安欧亚职业学院。

有点吃亏的是西京大学，本来都叫“大学”了，也改名为“西京职业学院”。

而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在创立那天就属于专科教育序列，依然用原名。

从“培训”到“职业”，一词之差，意义重大——意味着民办高校脱离了培训机构的性质，成为正规的学校。

在获得专科院校名分后，民办高校解决了“站稳脚”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往高处走了——专升本。

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提出“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办高校的地位得到确立。

当年4月，西安培华女子大学改名为“西安培华学院”，并被教育部批准晋升为本科院校，是全国一起晋升的5所院校之一，成为陕西第一所民办本科高校。

为什么这个荣誉会先给到培华？除了办学规模和质量达到标准外，还因为它诞生早，历史长，且一开始就与公办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早在1998年，培华就开始实施“浮动学制”，对二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可送往其他本科院校学习。所以，这次的晋升也就顺理成章。

△西安培华学院校园

这时候，培华已不是纯女校，而是男女兼收。但学校以财经、医学专业为主干，尤其护理专业不错，所以还是女生占多数。

很快，2005年，西翻、外事、欧亚、西京，也一起升格为本科高校。同时，校名中的“职业”二字去掉，即现在大家熟知的名字。

当时全国有1300多所民办高校，其中27所是本科，而西安一市占了5名，位于前列。

从非学历高等教育培训，到高等教育学历试点，再到高等专科教育、高等本科教育，西安这几所民办高校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晋级路径。

而经历这一切的弄潮者，此时已经老了。

2007年，西安培华学院创始人姜维之去世，享年82岁。他的孙子姜波出任学院院长、理事长。

当时，关于姜波的任命，陕西省教育厅还曾犹豫过：让姜波接任吧，意味着民办高校是可继承的；不让接任吧，又怕打击这个行业的积极性。

最终，省教育厅还是同意了这个任命。

其实，家族化是民办高校的特征之一。民办高校本身具有企业的性质，创始人一路打拼，经历坎坷，创下这份基业，当然是要交给自己的后代才放心。

比如西京学院，董事长为任万钧，校长是他的女儿任芳。

2009年，丁祖诒满70岁，按照管理规定，要辞去院长职位。他还公开表示不满：“我就问，李嘉诚能干到多少岁？民营企业董事会说了算，民办院校的主权到哪儿去了？”

2012年，丁祖诒因病去世，大女儿丁晶接班担任董事长。

△丁祖诒和女儿丁晶

在获得本科教育资格后，民办高校接下来要拼的就是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了。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提出办学体制改革，民办高校可以培养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这时候，西京学院走在了前列。

2011年，西京学院成为全国民办高校第一批5所硕士学位研究生试点单位之一，是陕西民办高校第一家。

这要得益于西京的提早布局。2003年，西京学院提出了“工科兴校”的路子，创办了数控技术、机械设计、土木工程等一批工科专业，投入上亿元购买仪器设备，打造实验室。

当别的民办高校还在拼技能专业时，西京学院开始了科研实力的建设。

△西京学院校园，绿化很好

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西京学院作为参与完成单位申报的两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打破了民办院校“科研不强”的印象。

副校长黄文准说：“我们终于实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零的突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足足奋斗了27 年!”

这句话也为民办高校正了名——我们也是有实力的。

在西安高校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学在西翻，玩在外事，爱在欧亚，“死”在西京。

西翻位于长安区终南山下，离市区比较远，出门不方便，学生只能待在校园里学习，天不亮就有人等在图书馆外。

丁祖诒在的时候，还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热恋热过了头就会酿成苦果，失恋迷失了性就会走火人魔，玩世不恭者可能多头游戏，第三者插足就会悲剧多多。”

而外事学院位置就要好多了，其南校区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安方圆荟购物中心，是高新区的时尚地标，玩的地方多，所以叫“玩在外事”。

△西安外事学院校门

这个“玩”，也包括玩艺术。2016年，外事排演了话剧《白鹿原》，请来陕西籍演员吴京安执导并主演，到全国10多个省市巡演了80多场。

一所民办高校，能排演这种大型话剧项目，可看出其人文积淀。同时，学院还成立了“鱼化龙戏剧节”——学校就在鱼化寨，2022年举办到了第五届。

欧亚学院的校园环境很有特色，是按照欧式风格设计的，优雅高贵，让人不得不“爱”。当然，在这种环境中，谈恋爱也很有氛围，学校图书馆面前有一片银杏林，就是约会的好去处。

△西安欧亚学院校园

“死在西京”听起来很夸张，其实是褒义——西京的校园管理非常严，再加上枯燥的工科专业多，学生自嘲“累得要死”。但也正是这种从严的校风，造就了实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激烈竞争和野蛮生长，当下的西安民办高校已进入稳定期，招生、教学、就业都是透明的，用不着大张旗鼓、满街散发传单去招揽学生了。

在硬件条件和专业设置上，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专长，学生可以根据需求报考。

高考成绩在400分左右，如果没有考上公办高校，就可以在民办高校选择。而在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录取分数甚至超过500分。

当然，上民办高校，先得付出金钱的代价。公办高校一学年的学费约为6000元，而民办高校的学费，普遍在2万元以上，部分专业达到3万元。

回顾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为落榜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从民办高校走出来的毕业生，也有很多成为各自领域的引领者，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行业都是市场的力量首先进入，随后由政府规范，再在政府的合理管理下，实现健康发展。民办教育，就是一个缩影。

2015年，丁祖诒去世三周年，西安翻译学院举行了“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西安民办高校的掌门人，包括黄藤、任万钧、胡建波等，几乎全部出席。

△丁祖诒教育思想研讨会

那一刻，过去的恩恩怨怨随风消散，共有的是对教育事业的情怀，他们是在纪念丁祖诒，也是在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只不过，“东方的哈佛”这个愿望，今天看来依然遥远。

在会上，胡建波发言说：“民办教育在现代中国经济形势下，是思想、体制、创新的贡献，未来民办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如今，随着生源整体减少，国家经济转型，民办高校的运营将面临不小的压力。如何应对变化的时代，是学校要思考的问题。

好在它们一路上都是从变化中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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