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张学良与中共过从甚密 蒋中正仍坚持赴西安

传记文学第739期《戴笠与西安事变》

就诸多不同立场人士基于不同角度的记载来看，足证戴笠确实掌握了东北军联共的若干内幕，并及时报告蒋中正参考，然而戴笠终未挽回蒋中正被劫持的命运，其故安在？此中关键，首先在于蒋中正明知西安的环境险恶复杂，但基于国军统帅的责任感，仍然决定冒险亲往，这从蒋中正日记以及诸多相关人士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学界论之已详，本文不多赘述。

在此仅举若干与戴笠有关的证言，据事变亲历者、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参谋长郭寄峤回忆，蒋中正赴西安前夕，戴笠曾谏议其不宜亲往，但未获同意：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中央以共党盘踞陕甘宁边区，日益坐大，负责围剿之东北军及陕军杨虎城部队不但进剿不力，且有与匪勾结、以武器资匪情形，长此下去后患堪虞。委员长蒋公在洛阳军分校避做五十大寿，闻讯数拟亲赴西安面训张、杨，虽经戴雨农（笠）君及陈辞公（诚）谏议，目前不宜亲往，但蒋公不听，终迳往驻西安城东之华清池，督责张、杨策划围剿。

按特务处对张学良及东北军不稳情形已有掌握，故戴笠谏议蒋中正不宜前往西安是有可能的，惟蒋中正准备赴陕之际，戴笠正在广州，而现存蒋中正档案中并无戴笠谏议之电函，故郭寄峤之说仍须存疑。另传新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王新衡在事变前夕抵陕，探知局势不好，「首先向戴雨农发电阻止蒋委员长去西安」，惟此说同样缺乏原始资料的印证。

造成蒋中正蒙难的次要关键，是中央特务人员未能侦悉张、杨发动兵变的密谋。这个关键，可以从西安及南京两方分别言之。

从西安的角度来看，张、杨虽然早有联共反蒋的计划，但劫持蒋中正的密谋是十二月七日以后才决定的，根据众多事变参与者的回忆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张、杨在决心发动兵变之初，「只由最高级的两个人在行动着，所以没有任何消息或迹象泄露出来」，直至十日、十一日，亦即事变前一两天，张学良才最终召集亲信部属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等人宣布「兵谏」的具体步骤。张、杨从决定到执行为时甚短，且严格保密，不使中央宪警单位闻知风声，这是他们得以成功发动的关键。

再从南京的角度来看，事变的发生固然有其客观因素，但是站在情报与警卫工作的立场，却不能不认真检讨其中症结。当时中央在西安负有情报、警卫责任的机关，包括陕西省党部特务室、特务处西北区、宪兵第一团、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西北分处、侍从室第三组等，这些单位何以未能阻止事变之发生，学界鲜有讨论。

戴笠遵奉蒋中正的意旨，谨守长官与部属之间的伦理，对张学良推诚相与、衷心拥护，这都无可厚非。但张学良究属地方军阀出身，对中央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且其生性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戴笠作为特务工作负责人，对此应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尤其在察知张学良本人对中央不满、有联共意图后，更应加强防范。然而戴笠囿于自身经验与情感，没有充分重视针对张学良的特务活动，这不能不说是失策，因此他对蒋中正蒙难无疑是负有责任的。

惟以戴笠当时之地位而言，他对某些关键因素亦无力掌控，故西安事变之发生实为整个国府情报系统的失败，而不应由他独负其责。（三之二，全文请见《传记文学》2023年十二月7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