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习近平的底层战略

（图／新华社）

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本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建党已经一百年，但这仅仅不过是中共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可见其重要性。《历史决议》发布之后，外界评价众说纷纭，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脉络和政治路线的走向，审视角度各有不同，间或有所忧虑。然而重点是，对于《历史决议》和相互攸关的2021年习近平变法，必须要放到历史长流中去做解读，并且掌握战略涵义。

中国历史可以概括地归纳出一个铁律，开国之后盛世的继统，往往存在一个在体制、经济和吏治上必要的转折；转折有成，则承先启后而大兴，否则难以为继，步入衰亡。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例子，奠定了日后大秦统一六国的基本条件。而王安石变法则是失败的例子，北宋不久沦亡于金朝。

汉初的文景之治、清初的雍正，乃至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便立基于这样一个类似的转折。文景两代大约40年，以窦后笃信的「黄老政治」贯穿，文帝先恢复民间经济，景帝15年，削除藩国、清理吏治、压制豪强，卓然有成，而国家与民间俱富。

雍正有12年，继承康熙盛世末年遗留下来的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因此自励「为君难」，要「振颓风」。他厉行养廉、赋役、政府与文化改革，收效不凡，国库「积贮可供20余年之用」，给乾隆盛世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自担任行政院长起算共16年，他发展台湾经济，推行十大建设，解除戒严，促进政治更民主化，宪政体制在台湾得以确立。继往开来的转折，他的贡献记忆犹新。

至于中国大陆，经过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三代相继累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告达成。如果将那30年的过程类比为康熙盛世的再版，那么历史惊人地相似，康熙遗留下来的吏治腐败也果然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从2012年不可回避的，是一个类似于对雍正的期待，习近平不在体制、经济和吏治上改革是不可能的。

至于如何变？从商鞅、文景到习近平，继统者承先启后的历史脉络所采取的必要改革，其精髓便是「顶层设计，底层战略」。在中国几乎一无例外，一概必须由上而下发动，也必须要振兴底层、扩大中层、改革（甚至要颠覆）上层，方能够完成转折期所期待的关键重组和重塑。

将这第三份历史决议与不久前在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所作的宣示，两者放在一起看待，很显然，中共推出的正是底层战略，要追求共同富裕，型塑橄榄形中层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习近平时代进入了第三波。借马列主义进行底层战略，对于毛泽东来说，作用是革命和反帝，但对于习而言，原始意义次要，作用更在于论述的延续，和中下层基本盘获得巩固。

中共《历史决议》全文长达3.6万余字，据推算超出一半在宣示「习时代」来临。习近平未来新增加国家主席两任、10年的任期几乎呼之欲出。西方、日本与台湾都必须要正视他的持续存在。

（作者为美国法学博士、南山维石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