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将完成空间站建造—忆空间站的设计者朱光亚先生

中国的“两弹一星”的功勋者，总技术负责人和设计者朱光亚院长。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我第一次见到朱光亚先生是1992年4月在国家核试验基地，那时我刚出大学校门不到3年。当时我国航天（导弹）发射试验连续几次失利，领导层非常关注那次核试验，要求确保成功。核试验作业队的同志们压力很大。在即将把试验装置放入地下的关键时刻，国防科工委丁衡高主任与一位身披军大衣、鹤发童颜的长者来到现场，大家纷纷说“朱光亚来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吃了定心丸。这件事情使我深切感受了朱先生在核技术战线“主心骨”“定海神针”般的巨大影响力。

2001年10月，我有幸来到朱先生身边担任秘书。这时他虽年事已高，但目光清澈犀利、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负责领导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等，工作依然繁忙。由于朱先生一贯谦虚低调，加上工作保密要求高，社会上对他宣传报道很少。通过近距离接触，我才逐渐知道他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很多鲜为人知的事迹。

一封公开信展现爱国激情和报国初心

朱先生的同事、原总装备部科技委常任委员汪成为院士有一天对我们几位年轻秘书讲，虽然朱先生话不多、平时很严肃，但他青年时期是很活跃的，并说在欧美同学会期刊上看到过朱先生回国时写的一封公开信。我马上联系查找，经多方询问，在外交部档案资料室找到了刊登这封公开信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g期（1950年3月18日油印版）。这封信由朱光亚牵头会同51名留美学者共同署名，开头第一段话就充满激情地写道：“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然后，信中逐段分析了“学工的”“学农的”“学医的”“学社会科学的”“学自然科学的”应该回去，最后大声疾呼：“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封信展现的爱国情怀力透纸背，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它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受其激励回到祖国。程开甲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在英国留学，也看到了这封信，点燃了他选择马上回国的决心。通过这封公开信，我们才知道朱先生的归国过程是这样激荡人心，也体现了他的鲜明特点——善于组织大家一起干！

在这封信里，朱光亚誓言“把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回去训练理工人才，推动中国的生产工作。回去普及科学教育，为中国的科学打基础。回去开创科学研究的环境，祖国需要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50年2月底回国至2011年2月底去世，在长达61年的岁月里，他始终服从国家需要，先后在教育、科研、军工等多个领域工作，始终不忘报国初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作工作动力，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避艰险，勇于担当，创造性地完成好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两弹”技术总负责人

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看了媒体关于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事迹的报道后，都曾问我“朱光亚在‘两弹’攻关中起了什么作用、做了什么贡献”。朱先生在撰写的回忆文章里经常讲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同事们以及协作单位所做的工作，却从来不谈自己。

朱先生1945年8月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品学兼优，是当年唯一留校被聘为教师的物理系应届毕业生。1946年9月，朱先生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核物理专业博士。他成绩优异，每门功课都是A，在世界顶级物理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49年底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表现出优秀的学术功底和发展潜力。回国后，他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多次扬言要对我国使用原子弹，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和恐慌。朱先生以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专业知识撰写了《原子能和原子武器》，先由北京大学油印发表，后来经修改扩充由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5月出版发行。1955年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朱先生受命参与领导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培养新中国首批核物理专业人才。1957年他被选派参加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工作，在与苏联专家接触过程中，他的学识和才华深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院士的赞赏。在多岗位工作中，朱光亚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敏锐的科研洞察力、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精神。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技术援助，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做起，8年搞出原子弹。7月，经钱三强等人推荐和组织考察，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后改称院）党组成员、副所（院）长，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朱光亚非常善于把握方向、分解任务，在技术民主、多路探索基础上及时集中拍板，确定技术方案、技术路线，调动千军万马围绕共同目标高速协调运转。在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下，他们攻克一道道难关，只用5年时间就取得原子弹技术突破。随后，又仅用2年2个月实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发展速度在世界各核大国中是最快的，朱光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技术核心和枢纽作用。他的作用和贡献不是体现在某项具体理论或技术发明上，而是体现在把众多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科学家组织在一起，精心选择主攻目标、准确分解任务、掌握各个方向的研究进程、从多种可能途径中审慎决策等方面。当时国防工程中尚没有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说法，实际上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履行了“两弹”研制行政总指挥的职责，副院长朱光亚履行了“两弹”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的职责。

1970年6月12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年仅46岁的朱光亚与钱学森一起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分管导弹武器与航天技术，朱光亚分管核武器与核技术。这是对他在“两弹”研制方面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此后，他长期领导我国核武器发展，坚持有限目标、先进技术的发展原则，把有限经费用到刀刃上，每一步都跨上一个新台阶，走出了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原总装备部与核武器研究院的领导同志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铸造核盾牌的伟大工程中，核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倾注着朱光亚同志的心血和汗水；核武器发展的每一点进步，都凝结着朱光亚同志的智慧和决心。”“回想我们核武器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朱主任一直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无论发展战略的科技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指导人和主心骨作用。”

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领导者

“863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启动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合上书邓小平同志，推动实施该计划的故事广为人知。其实，朱先生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83年美国公布“星球大战计划”（SDI），朱光亚会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其他同志，迅速组织包括4位老科学家在内的国防科技领域专家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研究对策，然而受经费限制，提出的许多措施建议无法得到安排落实。随着苏联、欧洲、日本等国家纷纷推出自己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大家心里非常着急。1986年3月，王淦昌、陈芳允等与朱光亚商议，决定以4位科学家个人的名义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采取强有力措施。邓小平同志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后，朱光亚代表国防科工委与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一起，组织各方面专家迅速研究制订了《“863”计划纲要》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具体负责指导其中两个领域的实施。他非常注重把准方向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从众多高技术群中选择对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高技术，予以重点支持。他很重视基础研究、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强的一抓到底的战略定力。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在退出领导岗位时，他负责指导的两个高技术领域几乎从零基础起步，加速发展达到了令各国尊重的世界先进水平，培育了多种“杀手锏”重器，取得了举世瞩目重大成就。

严谨务实精神的典范

将战略层次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家的严谨、缜密结合起来是朱先生特有的工作风格。在他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大概”“可能”这样模糊不清的字眼，不清楚的事情宁可不说，见过他的人都有“朱光亚很少说话、不轻易表态”的印象。他在领导核试验工作中，始终贯彻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方针，消除风险隐患，确保核试验的圆满成功。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证，从不盲目跟风。担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期间，他始终坚持严把院士入口质量关，注重院士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制定院士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倡导良好风尚。

朱先生功勋卓著而又不事张扬，默默做了很多大事，限于篇幅本文只略记一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朱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写照。他的渊博知识、深厚造诣、淳厚人品和淡定境界，体现了科学大师的卓越风范；他的优秀品质是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最好结合。当前，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我们要向朱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接好前辈的接力棒，跑出无愧于新时代的好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文发表于《秘书工作》杂志2019年第8期，作者陈如标曾任朱光亚同志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