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独白》──老党工进党史会 引狼入室（十五）
至其他各室亦有调整，即总务室杨毓生与典藏室张大军对调。余虽调秘书，仍在草屯史库负责编辑业务及审阅制卡，秘书挂名而已。芳上随云汉调至台北史料研究中心，原编辑室范廷杰亦自动到台北史料研究中心；胡春惠、林泉、郭易堂等均在征集室，阵容坚强。秘书业务实际由刘世景负责，余则成为「四不像」矣！
决定举家迁居台北
有台湾省党部钟某者，老党工也，称系黄师之门生，自动到台中党史会办公，帮助史料制卡之审订工作，余不能却。既而要求调至党史会任职，要余言于黄师，余口头转之。云汉诫余曰：钟某非单纯之人也。既而彼直接得黄师允可，给予名义及优酬。彼且对外撰文，声称党史会某些专案计划，系彼负责，余在事务上予以支持云云。明褒实贬。云汉讽余「引狼入室」。此人即在会中兴风作浪，挑拨是非。余亟有脱离此是非环境之准备。
时中央有贷款供员工购屋之规定，余决迁居台北，即与云汉同在台北市兴隆路二段一五三巷各购公寓。同时，为子女升学问题，亦须北迁，而余之本职，亦无留在乡间之必要。乃为文桂转至台北景美女中任教（旋转一女中），户口迁台北市之新居，长男世安已入成大，次男正安转入建中，三男定安转中山小学，余则北、中部两处「行走」。黄师颇不悦。某次会报，黄对杨总干事语有批评，杨与之辩，并请辞职。余同情于杨，为之辩护。黄见事态严重，言对内部情况未先了解，致有此误会，对杨慰留，事遂缓和。
余之同情于杨，在此须作说明。杨为党史会旧人，抗战重庆时期，即至会工作。余与云汉初至会时，杨为总务室总干事，在事务上对余等新进人员，不免有所苛刻，例如云汉家住台中，每日到史库，须转公车三段，而给予之交通费，则仅为两段，云汉视为歧视，如是者数年。
余较「调皮」而有社会经验，较不受气。杨调典藏室总干事后，即至史库办公，云汉调台北史料中心，史料制卡工作多赖典藏室人员支持，如供数十人制卡史料文件之调取、分发、登记、验收等程序，工作至为繁重，人员仅有李振宽、高子超、夏文俊等三人；编辑室在史库者有王伯立、陈哲三、林养志。除正常工作外，均参加制卡，杨除协助审卡外，每卡之印制三份，始终由杨负责。余之主要工作多为审卡，在审卡过程中，须将卡片所记载之史料名称、时期、类号、类型、内容摘要等，逐项核对，不妥或错误者，须修正或重作；而内容摘要，难度更高。
对常有错误之工读生，尚须个别指导。例如一工读生曾将史料中之「西江」写成「江西」，余持史料及其所制之卡请其自行核对有无错误，久寻不获。余告之曰：「西江」乃广东境内三江之一，「江西」乃省名。一字颠倒，意义完全不同矣。余在审卡过程中，获益更多，使余对史库之史料，更多熟悉。重要者抄录之，作为他日之备用，数十年来撰文时，「配料」源源不断，实为当年审卡之赐。此种繁重工作，人谓其苦，余独享其乐。杨总干事长于事务，只感其苦，而无其乐，加以钟某之搅和，火气更大。在工作会报中受黄之责，更光火矣。余之同情于杨，为杨抱不平。黄如准其辞职或调职，余亦将随之共进退。黄师之可敬，在能宽大为怀，紧急煞车，风波为之平息。处事之经验与急智，值得吾人之效法。
民国五十八年三月国民党十全大会有一议案，《国父全集》译为外文，案交党史会办理。此巨大工程也。主任委员黄季陆师命余拟办。余建议先有《全集》标准本。然过去版本至多，差异至大。经余集十八种版本加以比较，不仅各本编辑形式有所差异，而其内容亦多差异，如各本文件标题的不一，文件内容的不同，文件日期的错误等。今拟以党史会所藏原始文件为准，编订一套每一文件皆注有根据之《全集》。即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十六讲而言，不独各本内容有别，党史会所藏之原稿及原本数种，亦各不相同。如何选其适当之底本，作为定本，须先订办法。黄师命余起草，由新任之副主委崔垂言先生指导并审订之。办法既定，遂即着手进行校订。钟某亦参与其间，以「专家」自居，乱出主张，且对外声称由彼主持。此事进展，颇不顺利，崔副主委亦觉无奈。六十年（一九七一）五月，黄师自党史会依例退休，专任国史馆长，但《全集》之校订，必须依据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余与崔商量，将校订重心移至台北，在中山北路国父史迹纪念馆办公，召用临时工读大专学生，既可遵守作业程序，复可提高效率。由余率领工读生工作，进展乃得顺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