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本色 拒绝筹设西北垦殖银行
在胡先生的观念里，军人就只能做军人所应当做的事练兵、打仗不应该旁骛其他；更不应该在牵涉「钱」的问题上费脑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专心致力于建军有关各项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别授权或临时指示，他是决不会越权过问的。
其实这在胡先生自己看来，完全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他之所以不愿预先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人，并不是故意要造成自己的神秘性；而是不便因他个人的行止，无端给人以不必要的烦扰。尤其是到各处校阅部队的时候，更不应该将自己的行踪，预先泄漏出去，致使各受校部队，有临时作伪，或偏重表面工作的流弊。至于其他公务旅行，如果预先发表行程，依胡先生的见解，那无异是一种「招摇」。其影响不仅使得对方「劳师动众」，平添「迎」「送」的烦累；甚至令人有不堪「接风」「饯行」酒席酬酢之负担。像这样浪费时间与金钱的友情，乃是胡先生所不肯接受的。
记者背信 造成阴影
又因他所要去的地方，都有预定的任务或特殊的使命，其活动日程，都配当的十分紧凑，也很少有宽裕的时间来作私人的拜访与公务以外的接触。所以他为了确实控制时间，有效配合其活动日程与专心一意处理他的公务，不得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联系，当然为了军事上的保密与行动的安全，使他不能预先公开他的行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说他神秘的，是指他不大愿意接近新闻记者。其实胡先生并不是不愿意接近记者先生们，而是他持有一种和别人不尽相同的观念；他觉得在记者先生们面前的一言一行，都会留下一种痕迹来，都会于有意无意间将自己形成一个大众所注视的目标。他为了严守他「多做事少说话」，及「只做不说」的原则，为了避免招致「自我宣传」的批评，所以很少正式的举行记者招待会或轻易向记者发表谈话，他更少在旅途中接受记者先生们的访问，也很少让记者先生们替他拍照。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位和胡先生相识已久的记者朋友，从远道到西安去看他，彼此长谈之后，那位记者朋友在临别时硬要替胡先生拍张照片留念，胡先生对于这一要求，因碍于友情，不便固却，遂让他的记者朋友拍了一张照。那位记者朋友，并且当面保证那张照片，只留作纪念，决不向外发表；可是，隔不多久，那一次的「访问记」和照片，都一齐在某画报上登载出来。胡先生发觉之后，大为不快，并深以那位记者朋友的「背信」为一大遗憾。他以后之所以很少和记者先生们接触，大概与那次不愉快事件，有多少关系。
「西北王」大权独揽？
我们明白了个中原委，对于胡先生当年在西北时为了免得朋友们浪费时间，破费金钱，去接他，送他，招待他，而在旅行方面所采取的「悄然」行动以及为了避免招致「自我宣传」的批评，而不得不减少自己和记者先生们直接接触的种种苦衷，不但不应当再误会为「神秘」，而且应该对这种体贴别人，谨严自处及「公而忘私」的军人本色，致其崇高之敬意。
三、胡先生是「西北王」吗？
在胡先生驻节西北的时期，有些报刊杂志，往往在他们有关西北报导的「专栏」或「特写」里面，爱用「西北王」三字来称呼胡先生。这一显赫崇高的「封号」，就社会一般的感觉而言，总认为是多少带有一点讽刺性或甚至是一种「不友好的恭维」。因为在这个「尊号」的里面似乎有意无意的含有「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或「封建色彩」等意味，显然以为西北方面的党政军一切大权，都统统掌握在胡先生的手里，以为西北乃是胡先生的「势力范围」，是胡先生的天下。其实，这种看法与想法，不仅是对胡先生的为人与风格及其处世的严谨态度不太了解，即对西北的情形，亦不够深入，胡先生在西北十多年，从不曾集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连他驻节所在地的陕西省的党政事务，亦很少预闻，陕省党政机关的人事，一向都是由中央直接遴派，而由胡先生保举的，都不见多；即就西北地区军事范围内的权责而论，亦并非全由胡先生一手包办；除西安设有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外，兰州还有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胡先生所直接节制的部队，在抗战期间，只限于第一战区的管辖范围；抗战结束后，亦只限于西安绥署的建制部队，而且战区与绥靖区的一切大政方针，与重要措施，都完全惟中央之命是从，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绝无独断专行之事例。
胡先生对于军事方面的权责，既然分辨得如此清楚，对于军事以外的事，更是有分际，更是谨小慎微，不敢稍涉逾越。记得有一个时期，胡先生所辖部队都对经费感到严重的困难，许多要办的事，都无钱去办，尤其是他所主持的干四团和七分校，往往连学生的伙食费都接济不上，那种艰苦支撑的情形，简直与黄埔创校初期的窘况，毫无二致。当时胡先生幕下有几位研究财经的专家，建议胡先生向中央申请在西安筹设一「西北垦殖银行」，发行纸币，借以灵活西北的金融，纾解军中经费的困难，用意虽属至善，但未为胡先生所接受，他并对那几位「献策」的幕友们说：「我们是军队，我们的责任是如何想办法去发掘兵源，充实战力；而不是，并且也不必由我们想办法去发掘财源，如果当军人的人，也要办起银行来，那里还有心思去打仗？」
我们从他这几句简单的谈话里，便可以看出他特有风格，便可以证明他是一位如何尊重体制，分辨权责，谨守范围的军人；便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军人本色」？在胡先生的观念里，军人就只能做军人所应当做的事练兵、打仗不应该旁骛其他；更不应该在牵涉「钱」的问题上费脑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专心致力于建军有关各项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别授权或临时指示，他是决不会越权过问的。徐先麟（民国五十一年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