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谈拉贝（上）
3月14号，在「中华战略学会第12届第3次会员大会暨第36届会庆」上，马英九明确指出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可说是规模最大、为时最久、牺牲最多的一场民族御侮战争，也是国军从黄埔建军以来牺牲最大的战争，挽救了中华民国的命运，同时表示抗战胜利7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会邀请拉贝后人访华，并向拉贝颁发褒扬令。4月8日，在「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演讲暨座谈」上，马英九再次指出在对日抗战8年的过程中，我国在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浴血抗敌，不投降、不妥协，孤军牵制80万现代化的日军，二次表示将邀请拉贝后人前来参与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5月12日，在接见「美国罗省中华会馆回国访问团」时，马英九又一次表示拉贝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准备发一个迟了70年的褒扬令，会邀请其孙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这位受到一号首长如此高度关注的拉贝是谁？
拉贝先生——约翰·拉贝（John Rabe，亦译艾拉培、雷伯、勒伯，西元1882年11月23日－西元1950年1月5日），德国汉堡人，旅居中国30年。曾任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方分部主管、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方分部副部长、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方分部代部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代表，为中国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德国国外德侨功勋奖章、德国红十字功勋勋章获得者。曾被华人誉为活菩萨，一个为中国的御侮抗战做出巨大贡献却因故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数十年的功勋义人。
随着上世纪末，西元1996年12月12日，其生前著作《轰炸南京——一个活菩萨的日记》和《南京上空的飞机》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于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赖茵哈特（Ursula Reinhardt）公之于众，当今世人才重新认知了这位远远超越家喻户晓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亦译舒特拉）的伟大人物。抗战中，拉贝先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后，毅然挺身而出保卫中国国民，在倭寇的屠刀下挽救了25万余人，做出了不世恩德。
《轰炸南京——一个活菩萨的日记》中从民国26年9月7日至民国27年2月26日的时段记录的是拉贝先生在南京保卫战前夕、经过以及南京陷落后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感，是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宝贵史料证据。在拉贝先生著作被公开披露后，这一部分内容被单独抽出成书，命名为《拉贝日记》，译成多种文字于翌年公开出版发行。该书还被拍摄成电影《约翰·拉贝》（《John Rabe》，又译作《拉贝日记》），于西元2009年在全球上映。
拉贝先生是在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来华的，当时他的目的地是北京，在一家德国汉堡驻华公司上班。次年，他在北京和德国女子朵拉（Dora，亦称多拉）喜结连理。清朝宣统三年，拉贝转任德国西门子北京代表处工作。民国6年，一战爆发，我国对德国宣战，但拉贝先生坚持驻华。民国8年，我国强制遣返了拉贝先生。不过仅一年后，拉贝先生克服重重阻力再返华，其后辗转北京、天津。民国19年，拉贝先生身染重疾，不得不归德治疗。民国20年，拉贝先生就任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代表，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我国首都了，直至民国27年3月调职西门子柏林管理部。
在华期间，他所负责的西门子洋行为首都安装了电厂的涡轮机、铺设了电话通讯系统、为医院提供了医疗设备，而且还专门培训技术人员养护以上这些机械设备系统，同时与我国各个中央机关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他还曾参与过青岛的市政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拉贝先生本人于民国23年在我国首都还开办了一所学校，亲自出任校理事会理事长。
▼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图／翻摄自互动百科）
拉贝先生早在希特勒于民国23年8月2日掌权出任不可一世的德国元首之前的民国23年3月1日就加入了德国国社党。其后不久，拉贝先生担任了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方分部主管。民国24年，拉贝先生兼任了该党南京地方分部副部长、代部长。德国国社党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依次为党首、党中央全国指导处/国级部、总大区/总大部、主分区/主分部、地方分部、区域支部、街区组。总大区/总大部至街区组的主要负责人为相应级别的党权代表，每一级代表对上一级单位负责（总大区/总大部的党权代表直接对党首负责）。拉贝先生作为该党内其中一个级别的党权代表，配有相应的党部制服及徽章、袖章。拉贝先生的这一重要身份在他挽救我国国民之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拉贝先生的人脉很广，无论他自己祖国还是我国以及其他外国，他都有很多关键的好朋友。譬如，蓝马克斯勋章获得者、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该团为中德合作之结晶。两国交好自国父孙中山先生时期就已经开始，蒋公中正北伐统一后，国府专门设立顾问事务处，归军委直接统辖。该团是协助中华民国的重要外国力量，主要从事训练国军、协助制定作战计划、推动国军现代化、提供德械军援等工作，为抗战、统一、剿匪、平叛出力颇多。总顾问为顾问团负责首长，均为德军高级将领。首任总顾问为德军总参谋部第一厅厅长鲍尔〔Max Bauer〕。鲍尔后，如德军统帅部总官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希特勒密友克理柏〔Hermann Kriebel，亦译克里拜尔〕、德军作战部部长魏泽尔〔Georg Wetzell，亦译佛采尔、魏采尔〕皆担任过总顾问一职）总顾问、德国派驻比利时总督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和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国主分区区长拉曼（Lahrmann）、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博士、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地方分部部长兼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Lautenschlager）博士、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中国政治学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等要人都跟拉贝先生熟识。拉贝先生交友不问出身，上至党政军要员，下至基层劳动者，他咸有交往。这一因素也使得他的救助义举在开展过程中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还需要说一句的是——拉贝先生虽然身材高大壮硕，但实际上身体并不是很好，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时常需要靠摄入胰岛素来维持正常生活。
民国26年8月起，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就已经处在侵华日军的威胁阴影之下了。在此的外国人开始逐步撤离，日本军机经常来狂轰滥炸，国军已经排兵布阵严阵以待。9月起，我国向国联提出日本侵华之申诉，日本则告诫尚在南京的外国人尽快离开。眼见南京战事已经一触即发了。此时此刻的拉贝先生没有选择像其他外国人一样出逃，而是以博爱之心树立了坚守南京的信念。他在9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他这个时候早已经在自己家中挖好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并配备了饮食、药物，收容那些比如鞋匠那样无处藏身的可怜中国人，特别是女人和孩子。拉贝先生在自己的寓所大院中还特地把一面巨大的德国国社党卐字党旗撑起来，作为防止日本空袭的法宝。
到了11月，日本制定了所谓「和谈」条件，命国府承认伪满独立，根绝全国反日运动并向日本赔款，同时令国军不得在华北驻兵。蒋公中正予以严词拒绝，正告日本必须恢复到两国战前状态。中日南京地面战事迫近。越来越多的亲友劝说拉贝先生离开南京，但拉贝先生却愈发的坚定。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
11月下半月起，当撤离德国人的轮船已经准备克日（22日）启航，拉贝先生陆续把亲近的人安顿，大家都以为拉贝先生也会一同离去，但拉贝先生于19日斩钉截铁地向众人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他随即与愿意共同留守南京的多位外国人们，包括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组成了委员会。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德国汉堡大型贸易企业，在当时的远东颇负盛名，受德国官方委托负责为中华民国运输德国提供的援华抗日军需物资）的梅尔基奥尔（Melchior）得知后前来提醒拉贝先生若待在将被日本打击的南京可能会要遭遇的危难，意图让他改变留守南京的心意，拉贝先生予以谢绝。同日，他在日记里还记录了自己对妻子的歉意——「亲爱的朵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
22日，委员会举行会议，拉贝先生当选主席。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障平民安全的区域。当天，拉贝先生便就安全区设立事宜与有关各方进行了交涉，当即取得了德国、美国、英国三国驻华大使同意。次日，他面见了张群秘书长及首都马超俊市长。26日，杭立武总干事通报拉贝先生，设立安全区已取得最高统帅赞同。同日，拉贝先生接到西门子洋行发报：「请您决定是否离开南京。为了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他当即回复：「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24日，日本对安全区的设立表示了反对，东京方面提出了抗议。拉贝先生为了削弱日本方面对安全区设立的强烈反对，一直在不懈努力。25日，他专门发电给德国元首希特勒，望希氏助力说服日本软化对安全区的抵制态度——「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29日，日本依然没有对设立安全区表示同意的态度。拉贝先生决定「我们必须有所进展，无论以什么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他在当日下午召开了委员会会议，当众向各国代表及媒体宣布正式设立安全区。蒋公中正个人向安全区捐了10万元经费援助。在这段安全区筹备设立之期间，拉贝先生还用自己所拥有的两辆卡车帮助运输外国医生去救助国军伤员、与国府协力转移珍贵文物、为安全区搜集必要物资。他还在25日发报给上海、汉口和香港等地的红十字会，请求他们派遣医生和发送药品到南京，以救治中国伤员。
12月1日，日本给拉贝先生发来拒绝安全区设立的电报，表示「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此前一日，东京方面还给陶德曼大使发电，表达了反对设立安全区之意，其指出「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不过拉贝先生并没有被日本的强硬态度所吓阻，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安全区的工作中去，召开会议、向传媒发报，还冒着日本人对首都的轰炸开着车为安全区奔波。他在向安全区内运输物资的同时，还制作好了布告，用来向中国民众宣讲安全区，召唤他们前来避难。12月8日，拉贝先生通过媒体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希望能争取更多的民众在日本攻入南京前进入安全区。
9日，拉贝先生向日本发电，出于人道主义，要求日本「放弃对城内的进攻」，并且「停火3天」，建议「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但是，日本人完全没有理会且变本加厉，日寇在日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的指挥下发起了更为血腥的狂攻。虽有萧山令、罗策群、罗卓英、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桂永清、戴之奇、邱清泉、孙元良、沈发藻、丁治磐、宋希濂、王敬久、叶肇、邓龙光、邵百昌等军兵坚守苦战，但战场形势愈发严峻。13日，首都不幸陷落。之后就是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浩劫——南京大屠杀。
那些没来得及进入安全区的我国无辜国民受尽了进城日军的残酷虐害，日本人把繁华美丽的中华民国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血海。在倭寇凌虐中国人民的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如同一盏孤灯的拉贝先生尽自己所能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为漆黑的境地送来可贵的光明。在日本人攻入南京的13日当天，拉贝先生就开始驱车在南京各处巡视，制止日军施暴。同时，他和同仁们还把所见日军施虐后的惨景通过文字、摄影、录像等各种形式记录下来。他把自己的住宅都让出作为了难民收容所。为了保障南京市民的安全，拉贝先生运用自己德国国社党干部的身份，拖着病体与日本人竭力周旋，能救一命是一命，能多争取一点物资就多争取一点物资，丝毫不顾个人安危与健康。拉贝先生在南京浩劫期间的那桩桩件件不可尽数的大大小小的义举无法一一
在此道述，列举部分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记录谨作铭刻拉贝先生之徳义——
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难民集体于民国27年1月31日（华历戊寅年正月初一）新春献辞：1.「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 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2.「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那个时候，拉贝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有什么事一喊拉贝就来了。那个时候，有两个日本兵爬墙进去，马上有一些中国的妇女喊拉贝。拉贝先生马上叫日本兵出去。日本兵很怕拉贝先生。他用他的特殊身份保护中国人，当时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去找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潘开明：「当时拉贝的办公室是在宁海路五号，每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向他报告，他就会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是拉人力车的，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但是我看到过拉贝。有时候我在上海路、山西路、宁海路见过拉贝先生。当时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不管拉贝是不是纳粹党员，不论如何，我们的看法都不会改变，因为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袁存荣：「大胖子德国人（指拉贝先生）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了，他说：『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于？』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爪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烧了一阵黄烟，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全体委员：「在艰苦的工作中，拉贝先生的领导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将会长久地留在全体南京居民的记忆里，绝大部分群众在这个时期经受了流血牺牲。他的优秀品质表现在：在重大行动中，一方面具有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个人的同情和关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京分委员会委员威尔逊（Robert O. Wilson，美国人）：「他（指拉贝先生）在国社党内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但我在最近几周来进一步认识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慷慨大度的人，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个人与他对元首的崇拜联系起来。」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费吴生（George Fitch，亦译费奇、菲奇，美国人）：「如果有日本兵反抗时，拉贝就把他的国社党袖章举到他的面前，表示那是他所在党的标志，并问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它每次都很管用。我甚至准备佩上一个国社党袖章。」
日本人软硬兼施、明里暗里对拉贝先生展开措施（包括设筵款待、音乐会联谊、阳奉阴违、置之不理、停水停电、没收物资等等），意图解散安全区，但都受到了拉贝先生坚决的抵制。日本人曾恼羞成怒，宣称会武力清理安全区，拉贝先生稳如泰山。最危急的时刻在民国27年2月8日，数百名日军列队而来，拉贝先生赶紧动员全体外国人守卫安全区。万幸，日军并未发动屠戮，平安无事。
随着各国办事机构人员及媒体逐渐重返南京，日本人也暂时收敛起凶暴的本相，南京的局势趋于稳定。但苦撑危局的拉贝先生之身体却变得越来越差，每天仅能安睡2个小时。远方的家人也在无时不刻地牵挂着他。西门子总部于2月3日来函通知拉贝先生必须关闭南京办事处，让其最迟2月底抵达上海，之后返回德国。不过拉贝先生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尽最大努力在有限的剩余时间内安排好他一旦离开南京后保障安全区能继续正常运转的各项事宜，为此他不断地和日方就有关恢复秩序、供给饮食、确保医疗三大重要方面进行交涉。
风闻拉贝先生不得不离去，被赋予第二次生命的成千上万的南京民众极为难过和不舍。他们于15日决定给西门子洋行总部发电报，要求准许拉贝先生继续留在这里。17日，数千安全区难民聚集在拉贝先生身边，拉着他的衣服不放，哭着跪求他不要走。拉贝先生在当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此情此景的感想：「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23日，是拉贝先生必须返德的日子。他在这样的时刻心中依旧装着南京。在此之前两天，拉贝先生于21日晚间会见德国、美国和日本代表时表示：「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离开南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十分乐意参与的工作。请你们继续尽力帮助南京不幸而贫苦的居民渡过苦难时期。」
拉贝先生于民国27年4月15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分分秒秒没有忘记中华民国首都苦难的民众。5月2日、6日、12日、19日、25日，拉贝先生依次分别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西门子城、国防部等重要单位作了有关南京的报告。在之前归程途经香港时，他在港德国俱乐部就已经把自己的南京经历进行了公开宣讲。6月8日，拉贝先生还把自己的南京记录上交给了希特勒。 （文长，明日续刊）
●作者王统一，王耀武史料信息网站长、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