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的百年历程与重要价值
“客家”是我国汉民族的一支民系，由古代中原南迁的汉族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形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客家研究开始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至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
客家研究的滥觞。19世纪初，广东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土客械斗事件，开始引发世人对于“客家”问题的关注。清嘉庆年间，时人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讲述客家的渊源、分布、称谓、特点等，后整理为《丰湖杂记》，是现存最早叙述“客家”的文献。随着土客冲突愈演愈烈，人们对此更加重视，遂出现了一些介绍客家人源流、语言、文化习俗的书信与文章，如丁日昌致巡抚蒋益澧之信、林达泉《客说》、杨恭桓《客话本字》等。黄遵宪则有“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等诗句。此时，也出现了以在华传教士为主的外国人发表的介绍客家情况之少量文章。这一时期客家研究的突出特点为：其缘起于“械斗”这种特殊事件，并且随着械斗的扩大与动荡加剧而探讨愈热；研究者大多是因时事刺激、且夹杂着情感因素而进行评述，讨论重点是客家人的血脉来源；既无研究体系，也无领军人物，亦缺乏学术规范，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客家研究的初兴与沉寂（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阶段，客家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其开端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为标志。罗香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客家问题进行研究。他在收集大量客家歌谣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著了《粤东之风》（该书于1928年基本完成，1936年出版，著名学者朱希祖、朱自清作序）；1933年，其研究客家问题的学术专著《客家研究导论》正式出版。《客家研究导论》是第一部体系较完备的客家研究著作，从学术史回顾到对客家主要问题包括客家源流、历史、环境、民性、民俗等方面的论述，多有开创之功。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客家“五次迁徙说”等观点，影响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客家研究。罗香林不仅在书中具体研究了客家的主要问题，还提出了对于客家研究的设想与展望，运用历史学“论从史出”的原则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标志着客家研究真正开始成为一门学问。
此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客家研究高潮”，表现在研究者自觉意识的增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规范以及研究成果的增加。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前30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由于内忧外患，社会动乱，很少有人能够潜心进行客家研究，因此成果并不丰富。即使是罗香林本人，虽满怀学术热情和理想，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得不放弃其“将客家住地划成若干区域，加以一种科学的普遍的调查”的愿景，调查的地域范围非常有限。
后30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客家研究暂趋沉寂，只有零星的、主要以客家方言词汇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何炯的《以梅县方言为代表的客家话与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李映川的《梅县方言的一些词汇》、罗常培的《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等。不过同一时期，我国港台地区以及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客家研究仍在延续，且时有成果发布，例如中国台湾学者杨时逢的《台湾美浓客家方言》、英国作家韩素音的《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徒经过》、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客家四县方言的音韵体系》等，但总体来看，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成果不多。
客家研究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不仅走出沉寂，而且迅速掀起热潮，主要成就与进展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与研究队伍的壮大。专门研究机构从无到有纷纷设立，如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迅速增加，其中，既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大量地方文化机构及民间的客家文化爱好者。二是研究领域的扩展。相关研究已涉及客家学理论，客家的源流、社会、经济、教育、宗族、妇女、建筑、语言、饮食、服饰、山歌、人物、民间信仰以及客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客家与中央苏区的关系等众多领域。对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客家人的研究，近些年也陆续有研究成果发表。三是研究成果丰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40年中，客家研究成果呈井喷式涌现，目前“知网”所收录的“客家”相关文章有一万余篇，学位论文一千余篇，还有大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尚未统计在内。近十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客家研究类立项数已达百项左右，近几年更有《客家文化研究》《全球客家通史》等重大项目相继获得立项。
这一时期的客家研究还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研究范式转换。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基本理论方面，自罗香林提出“五次迁徙说”之后，客家学研究的主流观点一直遵循此说，认定客家民系乃中原士族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大迁徙之后来到赣闽粤区域而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例如，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嘉应学院房学嘉教授提出客家人“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百越后裔”；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指出不能“断定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等等。这些新的观点，使得人们对客家民系形成的主流传统观念开始进行重新审视。在研究内容方面，此前人们多以研究客家血脉源流为主，这一时期则更注重研究客家的民俗、经济、宗族及其与地方政权的互动。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前多依据文献资料，尤其是族谱来进行研究，在此时期研究者纷纷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大量的口碑资料、实物资料得到应用。其二，学科交叉融合。大量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介入客家研究，这不仅改变了以往客家研究中几乎是历史学独步天下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多学科的理论、范式与方法，使得客家研究越来越具有多元性、综合性、交融性的特征。
与此同时，客家研究繁荣的背后，也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比较研究不够，“就客家研究客家”的情况比较常见。“客家”本身是历史上特殊时空交织背景下的产物，其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特色所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种特色的深入发掘应建立在对客家与其他民族民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如对客家研究定位不够明晰，其学科属性到底是中国历史、民族学、社会学或其他？答案一直不甚明了，给客家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及研究可持续性等带来不利影响。
客家研究的价值。当代客家研究的热潮，与其所凸显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应用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在学术价值方面，从宏观层面看，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历经汉晋以来1000多年的历史，其间包含大量的社会动乱、战争、移民、宗族等问题，这些皆可从对客家的研究中发现重要资料和线索，客家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加强和深化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和把握。从中观层面看，客家的历史是汉族史、也是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对客家民系的迁徙、形成以及社会、经济、宗族、文化、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及题中应有之义。从微观层面看，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古代南方土著文化交融的产物，客家人生产生活的具体细微方面如语言、服饰、饮食、生产习俗、民间信仰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此外，诸多学科对客家研究的介入，使得其同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以及学科整合的意义。
在社会应用价值方面，客家人在历史上表现出了爱国、创新、吃苦耐劳、崇文重教等优良传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进行客家研究，对于传承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大有裨益。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赣闽粤毗邻地区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却是民俗文化资源的富矿区，文化和旅游部特在该区域批准设置了3个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深入研究客家文化，努力打造客家文化品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对于客家区域的脱贫攻坚、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上，客家人大量迁徙到我国台湾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目前广泛分布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客家研究对于增进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