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趣事（下）

散文

判决定谳后，「十年有期徒刑」，我当然知道我已经没有了未来。我多次想到了死，也一直找理由来抵挡自己想死的念头。内心挣扎、矛盾的结果，活下去！就算看戏，我要看这场戏怎么演？演员也好，观众也好。

在看守所寄居了七个多月，到了1951年4月30 日，被送去台北的军人监狱。军人监狱所在地，就是现今忠孝西路的喜来登饭店。监狱里东侧有十多个大牢房，听说西侧还有，专门羁囚政治犯。我被推进牢房时，臭味扑面而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小命一定在这儿呜呼！

军人监狱，的的确确是一所典型监狱，一排排牢房，每一牢房面积比起看守所的小了近一半，可是被关在里面的人犯却多出不少。具体的说，看守所的每间牢房有二十个榻榻米大，关了四十多人，这儿的只有十二、三，却挤叠了将近五十人。我被推进牢房，迎接我的是一百只左右的厌恶眼光。我向他们小心翼翼打招呼，换来的是一阵沉默，我再打招呼，并且道歉：「对不起！」一位老先生开了口：「免啦！」想当然，他们有理由讨厌我、仇视我，甚至把我毒打一顿，因为我是军人，我是外省人；他们是老百姓，却被军法审判，关进军人监狱，他们被认定为匪谍，再加上「二二八」余悸犹存。

三、五天下来，沉默解冻，表情由尴尬恢复正常，语言使空气活络，久入鲍鱼之肆，臭味也不翼而飞，我用我曾经学过的破碎日语，去酬酢他们刚刚上口的简单北京话。彼此紧挨密挤，大家都成了近邻，别人的肢体语言，成了你必读的大块文章。睡觉轮流睡，等睡的人坐靠墙壁，最是痛苦不堪，因为盘膝久了双腿发麻，悬空伸展不小心，会碰到别人的头。一夜里往往一腿不平，一腿又起，烦不胜烦，纠缠不已。

我生平第一次吃味噌汤，就是在军人监狱吃的，就是那位对我说「免啦」的老先生请我吃的。军人监狱的政治犯是可以接见，老先生的味噌汤是家属接见时送来的。我一直记住了他名字，许德兴，倒不是因为吃了他的味噌汤，而是他的案情有趣，叫我舍不得忘。许老是名行走山地的木工，工具箱常年揹在背后，多年来不论药商的广告单也好，歌仔戏的宣传单也好，往往被张贴在他的工具箱上，代价当然有，香烟、肥皂呀什么的，他不识字、国语不灵光，只要不撞期，他都来者不拒。有天他被捕了，说他「为匪宣传」，军法审判，被判七年徒刑。

另一位是比我年轻两三岁的陈荣华，1948年刚刚考上台湾大学当新鲜人，寒假前被捕了，判十年徒刑，因为他参加了学校里的读书会，却被政府认定为「共匪外围组织」。他问我，大陆上是不是这样？我说我没读过大学，「呒宰羊」。

四十几个同房难友，就是四十几个不同的奇怪故事，规定同案不同房，我来不及听闻第三、第四，甚至更多的故事时，我们离开了军人监狱。1951年5月17日，约1200名政治犯，半夜里在桦山车站被装上货车，在基隆登上LST206号大型登陆艇中基军舰，乘风破浪，开往刚被改名为绿岛的火烧岛。我在军人监狱只待了十七个朝朝暮暮。

绿岛的监狱也挂了羊头，叫做「新生训导处」，我在那儿被「新生」了3212天。上岸刹那，一吸一呼，立刻有感，「上了天堂了！」这当然是一个和前几个牢房的比较级想法，有点阿Ｑ，但非夸张；阳光、空气、水，都有了，而且无限量。我安慰自己，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好地方，好山好水好自在，无忧无虑无未来。因为我看到了未来，刑期满了，我也走不了，因为我无保！

这是一个开放式管理的监狱，像军营，也像劳工营，有上政治课，也有辅助教育如国文、英文、数学呀什么的，苦力般的劳动当然有，头几年尤其辛苦，砌建长城般的围墙、仓库般的克难房，舞台、运动场、开辟十里长的环沿太平洋的马路，养猪、养鸡、种菜，等等，全体官兵（管理人）生（政治犯）眷，全盛期间三千多人，有各种球赛，也有多样戏剧表演，生活得有血有泪有汗，多采多姿多样，人人都在等待刑期届满，陆续回到台湾本岛。

在绿岛监狱的牢房里，趣事特多，其中两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是拒绝刺青，一是「绿岛小夜曲」。

1950年6 月25日韩战爆发，北韩共军超越38°线南侵，美总统杜鲁门下令，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而转危为安。到了1953年7月27日执行停战协定后，有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被迁往台湾，手臂上均有「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刺青文字。新生训导处的「新生」中居然有了响应。被处感训的前国大代表齐维城，奉承旨意，发起了「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要新生们在手臂上刺青「反共抗俄」，向政府交心。此运动一时间沸腾全处官兵生，三个大队的三名大队长，召集十一个中队长及指导员开会（每大队四个中队，第八中队以女生分队替补），决定由抓阄抓中的某中队试办，成则推广全体新生，人人刺青，不成则另议它法。抓阄结果，第七中队抓到了阄，而我，就在第七中队。

新生同志们，在百分百的事件上，几乎是百分百的顺从，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扬眉固可表示吐气，举手岂是意味投降。九十九加一等于一百是算学，在这件突发事件上，有了百分九十九的零点零点一的意外。

那个夜晚，我们被哨音惊醒，跟着是值星官的大嗓门，「起床！统统端坐在自己床沿上，有重要事宣布。」有人报告，要小解，立刻被吆喝，「忍着点，不要动！」死静窒息中，彼此闪动着疑虑的眼光。从上舖看下去，长廊进口处多出一张长桌，桌上有印泥、十行纸、卷宗等等。全中队的官长们全到齐，三位分队长、六位干事，和一位指导员，特务长也来了，中队长姓许，一待值星官喊立正向他敬礼后，便一字一句向我们喊话：「奉处部命令，为了使各位效忠政府拥护领袖的爱国情操，有所具体表现，准备在各位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四个字，愿意刺字的人，请下来签名。」

一片默然，好长的几秒钟，我们不知所措，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反应，结舌痴骇，目瞪口呆。

「考虑一下也好」，指导员配合中队长的意思，「好好想想，这件事对各位的前途很重要，说不定会提早结训。」我们耳语频繁，「我不刺！」、「打死也不刺！」年轻干事们听得不耐烦，开始了指名叫阵的技俩，「第一组组长……」、「第一班班长……」，不见反应；组长班长都是被指定由新生们担任的，没反应的反应，似乎激怒了官长们的忍耐，开始了指名道姓的直接问话。干事们继续一一唱名，一一都回以纹丝不动。谁也不敢想像，这种事情如何收场？瓦斯灯的火舌冉冉上升，欲断似续的火花吱吱叫，特务长正忙着提来一桶水，一一给瓦斯灯灯座里加水，以惶恐的眼神窥探着新生们的神情。这时候，总算有人发话：「报告！」

石破天惊！大家心中一亮，是叶贻恒，不是组长，也不是班长，是篮球队队长，第一位向新生们发难的年轻干事，便是兼管康乐业务，标准篮球迷，叶贻恒是他麾下爱将，爱将一定响应他，最起码是替他解围，或者说，替这场面转换一下气氛。

指导员抢着回应，「叶贻恒，你说！」「请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签名，不管愿意不愿意？」「这……」

「如果是统统不愿意，或者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对队上官长们有什么好处？」「这……」

「再说，在身体刺字的事，我们自己也做不了主。所谓，生我者父母，《孝经》上不是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话吗？我们不是每天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国父蒋总统』的发扬固有文化吗？这件刺字的事，能不能等过些日子专题讨论后再决定？」

「这……」老到的指导员，一连被三「这」出局，一时间竟想不出应对的词，干事和分队长们更火大了，可是，在牢房内，夜深人静，众犯难惹，无法施展其它法子。好好先生许中队长，真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别看他平时婆婆妈妈的，在这关键时刻，他当机立断，下达命令：「值星官，这件事以后研究再说，解散就寝。」

这件事无疾而终。一是叶贻恒的处变不惊，一是许中队长的勇于掩盖羞辱，四两拨千斤断然处理；原来让步也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力，是一种智慧，更可以免于尴尬。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未见未闻全台湾的政治犯，在白色恐怖期间，除了在绿岛，很少没有被刺过字。

最后来谈谈「绿岛小夜曲」这件牢房趣事。

1953年仲夏夜，有人创作了「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曲，曾被评为20世纪「百年金曲十大排行版」的第三名，首名「望春风」，第二名「不了情」，第七名「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是第十名。2002年7月23日，《中国时报》第十四版报导，「绿岛小夜曲作曲者高钰铛辞世。」我见之大为吃惊，真是这壶不提提那壶，高钰铛怎么也被扯上是该歌的作曲者？我立刻为文「为绿岛小夜曲作者辨正」，于次日刊出，而且说明了，该歌在绿岛曾经可能会变成一个冤案的趣事。

1954年的某一天，新生训导处第二大队指导员唤我问话，「胡子丹，你写了一首绿岛小夜曲，林义旭作的曲，他已经承认了，你坦白说出来，我会替你作主。不然，会成一案，会送你去台北军法处审理。」林义旭是新生乐队的指挥，听说被捕前曾在全省钢琴比赛中得过名次。我老实告诉指导员，我没有写，我也没听过这歌名。这真是从何说起，祸从天降啊！

冤枉即将疑为冤案时，不到十天，冤案破了。在一次迎新晚会上，新官上任的文奇中队长的太太周报枝女士上台献艺，自我介绍时，也介绍了要唱的歌名是「绿岛小夜曲」，还报出「潘英杰作词，周蓝萍作曲」。哈哈！轻描淡写，这案子破了，不破自破。

这件60年前已经真相大白的趣事，60年后的2002年，居然又来一次有趣的新闻报导。不由得你不相信，台湾在上世纪白色恐怖时期，尤其是在绿岛的政治犯牢房里，趣事何其多！你能知多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