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北大红楼：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活水源头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原标题：李良｜北大红楼：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活水源头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把它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2021年6月25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时强调，北大红楼和丰泽园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全面理解，还应了解北京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意义。

一、开启民智，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中华民族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近六十年间，清政府共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多个，累计赔款约13亿两白银，割地或租界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却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的命运。旧的路走不通，就要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着手，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引发社会大变动的先导。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为重”，从而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上海，兴盛于北京。1917年1月，应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了北京。《新青年》周围聚集了钱玄同、沈尹默、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活跃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1918年，北京大学红楼建成，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方，成为传播新思潮的思想高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流动的闸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复辟帝制，实行专制，打压民众，诋毁共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并继续利用“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禁锢人们的头脑。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的。他们把科学作为核心观念和基本价值，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将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归咎于科学理性的缺失。李大钊认为：科学精神也是进步的精神，希望青年把科学作为信仰。鲁迅认为：科学可以抑制思想上的疾病。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宣扬鬼神灵魂的灵学会进行了一场辩论。灵学会办了一本《灵学丛志》的杂志，专门宣传人鬼之礼、仙佛之道。针对这一迷信行为，《新青年》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批判：陈独秀发表了《有鬼论质疑》，批判有鬼论；陈大齐发表《辟“灵学”》；王星拱从物理学、化学等角度加以澄清和反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使科学具有崇尚理性、反对专制与迷信的思想内涵，具有伦理启蒙的意义。

二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所谓提倡新道德，就是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主；所谓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站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最前沿，以个性解放这一思想为主要武器，相继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战后之妇人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鼓励青年勇敢冲出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发展个性、改造社会的道路。

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推出“女子问题”专栏，鼓励女子摆脱家庭主义之桎梏，接受教育，婚姻自主，外出工作。当时，中国妇女遭受的封建礼教迫害最为深重，从小被强行裹脚，稍大后被卖为童养媳，长大后不能婚姻自主，丧夫后被要求守节，更谈不上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1919年5月，女学生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请求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因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她入学的事便耽搁了下来，同年9月蔡元培返京复职后，明确表示同意招收女学生。1920年2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王兰找到时任北大代理教务长陶孟和请求入学，陶孟和欣然应允并让她入哲学系旁听，于是王兰就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之后邓春兰也如愿进入北大。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接受教育，这种举动在今天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称得上“敢为天下先”，它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顺应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

三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当时，文学领域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糟粕，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严重障碍。为适应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彻底改造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旧文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扑面而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摒弃文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他们的观点迅速得到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

为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1918年3月，钱玄同、刘半农策划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双簧戏。钱玄同署名王敬轩，用文言文给《新青年》写信，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回信，两个人在《新青年》上开展了一番论战，这番论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走向了新文学的道路。鲁迅是新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人物，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小说借鉴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成功塑造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称为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发出的第一声呐喊。由《新青年》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从文学革命的范围不断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

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束缚，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社会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

二、救亡图存，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中国作为对德、奥宣战的国家，是战胜国的一员，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三日大庆，还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阅兵，北京各学校先后放假六天，北京大学先后在天安门前、中山公园举行了庆祝胜利的讲演大会，盛赞“一战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人民对这次和会寄予厚望，社会各界也充满了幻想，希望借此解决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不公正后果，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国外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二十一条”，归还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种权益。这些都是一个战胜国的正当要求。但是，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代表英、美、法、日、意等国表示，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理问题时，日本辩称，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因此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最终按照日本的意愿做出了决定。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从巴黎和会中毫无硕果，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凡尔赛条约》。1919年5月1日，外交总长陆征祥电告北洋军阀政府，并建议在合约上签字。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将交涉失败的消息电告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他们建议总统徐世昌拒签合约，但北洋军阀政府倾向于签字，随后汪大燮、林长民等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蔡元培。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指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北京，蔡元培得到消息后，痛斥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北大“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社团随即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游行示威。5月3日晚，北大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紧急集会，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游行开始后，他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遭到了巡捕的阻拦，便转向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群众32人。为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5月5日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红楼开会，决定全体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校长团与北洋军阀政府交涉，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电报接连不断，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随后，北洋军阀政府放了被捕的学生，但没有答应拒签和约的要求。5月19日，学生再次宣布罢课，他们组成“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公然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辩护，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愤怒的怒火再次被点燃。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这一次800多名学生被捕。随后各校学生几乎全体出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爱国浪潮。

五四爱国运动燃起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济南、天津、武汉、长沙、上海等地，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建立了各种爱国团体，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形成了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5月4日早上，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和一些工人，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回到长辛店，他们又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向群众报告游行的情况，并向铁路旅客散发传单，将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迅速传播到京汉铁路沿线。长辛店工人还组成了十人一组的“救国十人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工人运动骨干还参加了北京各界联合会，他们深入农村、集市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呼吁抵制日货。全国各地工人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特别是在6月3日后，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高潮时达到十万多人，沪宁、沪杭、京奉等铁路工人相继罢工，济南、南京、长沙、武汉、杭州、厦门、安庆等地的工人也迅速行动起来。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由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行动，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恐慌，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的学生，公开道歉，并先后批准曹汝霖、陆宗舆辞职，将章宗祥免职。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改变卖国政策，仍然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学生，先后到总统府请愿，海内外向中国代表发出了约七千封电报，旅法华侨举行万人集会，包围中国代表驻地，不准代表赴会签约。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陈独秀始终关注并领导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先后发表八十多篇文章，引领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陈独秀提出“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针对运动初期“仅局限于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认识，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中指出：“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针对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运动中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觉悟》，并指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还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闹市区宣发不幸被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李大钊也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坚决反对欧洲分赃会议，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同时，李大钊积极营救被捕学生。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后，李大钊还作诗庆贺。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红楼曙光，真理传播造就一批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

五四运动前后，新潮社、国民社、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各种社团蜂拥而起。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登记在册的北京社团就有281个，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许多仁人志士都试图从中找到救国的灵丹妙药，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哪一种才真正适合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在茫茫黑夜中艰辛求索，在反复实践中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生的苏俄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与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为正在苦难深重中艰难前行的中国照亮了前行的路，带来了希望。

十月革命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走向解放，这对于力求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开始出现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从国内外购买了大量进步书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在学习研究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天火，他决心把这天火引到中国来，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李大钊把目光聚焦在青年学生身上，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走进中国的高校课堂，深深影响了北京高校的进步青年。

陈独秀也密切关注着俄国的革命实践，他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充分肯定和赞扬十月革命，指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他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中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制度。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的。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经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认真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讲，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领导湖南学子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在福佑寺里，并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北大红楼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的地方。1919年，李大钊组织一些北大外文系的学生，帮助整理翻译图书馆的外文书籍，主要有高君宇、王复生、王有德、范鸿劼等，正是这个机缘，这些学子开始系统接触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系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团结和影响更多进步青年，李大钊等人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进步社团。

1920年3月，李大钊秘密指导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有三项：

一是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集资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屋”。

二是分组分专题研究。比如，专门设立《资本论》研究组，有组织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三是组织讲演和辩论。聘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等名人学者，每月举行一次讲演，每周举行一次讲座，不定期举行辩论会。1921年11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转向公开，会员由最初发起的19人发展到1923年近三百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上海、长沙、山东、天津、南京、成都等地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吸引了很多的进步青年。由此，一大批先进分子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向全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三次著名的论争：

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争的主角是李大钊和胡适，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论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这次论争实际上是一场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二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的主角是李大钊、陈独秀和张东荪、梁启超，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展开。张东荪、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暂不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据理反驳，指出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根本出路在于社会主义。这次论争的实质是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论争。

三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的主角是陈独秀、李大钊和黄凌霜、区声白，主要围绕要不要国家和政权、要不要组织和纪律、是否建立党组织等问题展开。

三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帮助了一批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历史充分表明，北大红楼是一座闪耀着思想光辉的灯塔，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从这里走出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向全国的广泛传播，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先进分子走向革命道路。

四、开天辟地，同工人运动结合催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最早在中国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为避免五四运动中被捕获释的陈独秀再次遭到迫害，李大钊决定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们雇了一辆骡车，李大钊扮作账房先生，陈独秀扮作掌柜，沿途一切交涉都由北方口音的李大钊出面办理，在去往天津的路上，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并约定分别在北京、上海着手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由此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送走陈独秀之后，李大钊在天津与鲍立维取得联系，两人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但他们的行踪很快被密探发觉，李大钊随即返回北京，返京后他积极投身创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工作中。1920年4月，经鲍立维介绍，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远方客人，他们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一行介绍了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并组织召开了由北京各界人士参加的欢迎会、讲演会、座谈会，维经斯基通报了苏俄的现状，认为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其一，要有革命需要的人才；其二，建党后要加入共产国际。

会后，维经斯基去了上海，他的秘书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在北方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李大钊随即加快了建党步伐，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商量，决定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围绕党的名称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同年8月，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安排张国焘、张申府先后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建党工作，希望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以及向东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发展。张国焘、张申府回到北京后分别向李大钊汇报了陈独秀建立党组织的情况，李大钊决定立即筹建北京党组织。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称共产党北京支部。

党的一大召开前共有八个早期党组织，除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其余七个在思想上、组织上均与北大红楼密不可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始人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学习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回到湖南后又组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与蔡和森、向警予等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冬天，毛泽东、何叔衡等秘密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始人王尽美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会员，深受李大钊影响。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主要创始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1920年11月张申府受聘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讲学，临行前李大钊叮嘱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继续建立党组织，途中张申府发展刘清扬加入党组织，到法国后又发展周恩来加入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均是北大师生，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名，其中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有22人，非北大学生但在北大入党的有2人，在北京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有4人。由此可见，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后，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工人阶级蕴含的伟大力量，发出“到劳工中间去”的号召，他多次派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等人到机车厂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工会，发展党员，领导并取得了“索薪斗争”的胜利，创办补习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步，学校成立于1921年元旦，教员主要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驻，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等人都给工人讲过课，学员主要是工人和子弟，全部实行免费入学，学校分设日夜两班，夜班为工人讲课，日班为工人的孩子讲课，教员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传播革命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讲课通俗易懂，受到大家的欢迎。

创建工会是团结带领工人开展革命活动的有效组织形式。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以及从天津、保定赶来的一千多名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等口号。不久以后，北方各铁路工人纷纷开始筹建工会组织，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罢工次数明显增加，罢工规模持续扩大，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日益紧密，建立全国性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这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党的有关问题，并产生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李达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各派一到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因路途遥远没有通知他们派代表回国参加。

北京参加一大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1921年6月的一天，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突然收到上海方面的来信，请北京派两名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间紧迫，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商量，决定在补习学校开会，推选参会代表，当时李大钊最有资格参加党的一大，但因他无法抽身参会，十几名党员再三讨论，认为张国焘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名发起人之一，多次往来于北京和上海，担任“南陈北李”的联络人，一致推荐他作为党的一大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大家考虑到刘仁静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他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方便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交流，都同意他当代表。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会上，北京代表汇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和计划，其他代表也对本地党组织的情况进行了报告。会议推荐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的计划，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多数代表赞成北京代表的主张，即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写入通过的文件。7月30日，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会议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标准、条件、纪律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五、行稳致远，不负人民领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孕育产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丰富发展。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从弱到强，跨过一道道沟沟坎坎，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创造一次次人间奇迹，正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最好演绎。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典范。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志们多次劝说李大钊尽快离开北京，他却坚决地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4月6日，李大钊正在伏案工作，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枪声和叫喊声，随即一群宪兵、侦探、警察蜂拥而入，抓走了李大钊及夫人、女儿，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革命同志。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轮番审讯，李大钊始终没有说出中共党组织的任何秘密，他还写下了《狱中自述》，表达了坚定的人生信仰。在《狱中自述》中，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搭救被捕的爱国青年，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有责任一力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无计可施，只能判决李大钊等人绞刑。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架慷慨赴死，献出了38岁的宝贵生命。

伟大长征精神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10月下旬—12月初，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为了扭转被动局面，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一个故事：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

红军之所以取得长征胜利，靠的就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靠的就是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靠的就是救国救民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英雄气概，靠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伟大成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悍然挑起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装备基本上是缴获日伪军的步兵武器，正是在这样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投入到解放全中国中。在香山，我们党以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把全国各方面民主力量融汇在一起，共商建国大计。在这里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常委会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主任。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从此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面对美国侵略，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为维护正义，保卫中国领土安全，捍卫和平，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果敢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1960年3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加入石油会战。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取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在王进喜的带领下，1205钻井队坚持多打井、快打井，1966年又创下年上10万的新纪录。大庆油田的建成，实现了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党中央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骨干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奔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第一线。在“春风不度”的戈壁滩上，冒高温、顶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咸苦水，奋战两年多建起了导弹试验基地。他们靠算盘、简易手摇计算机，算出了海量精准数据，靠日常所用的盆盆罐罐进行溶解炸药的实验。为了尽快得到重要核装料——铀，铀矿勘查地质队普遍开展土法炼铀，几个大桶里装上人工用铁锤砸碎的矿石和腐蚀性强的硫酸、硝酸，用布袋过滤沉淀物。靠着这样近乎原始的简陋装备，工人们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了160多吨重铀酸铵，为我国首次核试验赢得了时间。

凭着这股干劲，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搭载着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沿海城市率先迈出对外开放的步伐。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中央对此表示支持。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短短几年间，深圳、珠海这些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活力四射的崭新城市，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港澳回归是洗刷中国人民百年耻辱、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碑。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了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中国政府与英国、葡萄牙政府进行了多轮艰苦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声明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抗震救灾是党和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战胜风险挑战的壮丽诗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果断决策、沉着应对，迅速组织起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同心协力，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冲锋在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党迅速制定灾区灾后恢复重建计划，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并动员全国力量，实行对口支援，使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大大超过了灾前的水平，创建了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一份满意答卷。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高度，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带领群众攻破一个个贫困堡垒，筑起一道道防返贫的堤坝。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书写了新时代最动人的脱贫故事。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抗击新冠疫情是中国人民在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英勇壮举。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也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人民子弟兵奋勇当先，科研工作者顽强拼搏、忘我攻关，广大党员勇于担当、恪尽职守，与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用责任和担当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堤坝。通过精准防控，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赢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取得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中，346支国家医疗队毅然奔赴前线，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我们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显示出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机活力。

打造绿水青山是我们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庄严承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针对社会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202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0%。“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正在逐步重现，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乌素治沙等百姓受益、国际点赞的生动范例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时代引领者。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奋斗精神与不负人民相辅相成，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必须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