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埋谜与解谜的过程─七等生与《谭郎的书信》

2012年8月24日，远景出版《为何坚持 ── 七等生精选集》新书会。左起：沙究、尉天骢、七等生、季季。（吕学源摄影／季季提供）

1985年10月，七等生获颁第八届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本报资料照片）

1985年9月7日，〈谭郎的书信〉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季季提供）

人各有性，苍生无尽，在我认识的文友中，人品优雅文品佳者不少。也有些则装腔作势，谎话连篇，墙头草摇摆面目可憎。而七等生，面貌平和，不擅说谎，始终如一。1961年成名之后，他的作品不时遭到评论家质疑和批判，甚或屡遭卫道人士抨击，但他不改其志，如不散也不雨的云兀自飘浮。

海明威说：「一个文人最好的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七等生确实有不快乐的童年，作品中也一再重现童年创伤；且青年时代的小说启蒙就是海明威。1993年，前卫出版「台湾作家全集」50册，《七等生集》自订年表所列第一本小说即海明威作品：「1955年，16岁，考入台北师范艺术科。首次接触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1959年，20岁，师范学校毕业。读海明威作品《战地钟声》、《战地春梦》、《旭日东升》…」。

勤于阅读的七等生，1955－1959就读台北师范期间，想必还读了其他小说。到了55岁，自订年表还特别标示海明威四书，显示对他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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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55岁那年（1954），以《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此书1952年出版后世界各国争相翻译：第一部中文译本出自张爱玲；是她1952年7月从上海到香港后，于9月底以笔名「范思平」出版的第一本书。七等生读的，应是这个版本。

1965年，海明威去世之后三年，张爱玲在美国翻译菲利普．扬（Philip Yang）于1964年撰写的海明威小传，对其生平和作品进行抽丝剥茧解读。张爱玲翻译「一个文人最好的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时，想必也百感交集，忆起母亲出国继母入门后的种种童年创伤。

关于《老人与海》，菲利普．扬对其时空背景有画龙点睛的说明。1940年，海明威出版他最畅销的作品《战地钟声》后，曾经沉寂十年之久。1950年出版《过河入林》，评论界寄望甚殷，阅读之后转为失望，到处宣称「伟大的天才已经死了」。不过，评论家的断言失之过早。1952年9月，《老人与海》出版轰动一时，并在1953年获普立兹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菲利普．扬赞颂《老人与海》的特质：「表现人生是斗争，敌人是各种不可征服的自然力…。它是个史诗似的譬喻，形容人生，说人生是一种竞赛，在这伟大的竞赛中，就连善恶问题都显得极渺小…。」

七等生也许牢记着《老人与海》的特质，阅读四年之后再阅读海明威更早的作品《战地钟声》（1940）、《战地春梦》（1929）、《旭日东升》（1926）。

七等生最后阅读的《旭日东升》，却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其中人物大多是受第一次大战拖累而流亡于巴黎；「情节都是讲喝酒、钓鱼、看斗牛，与一位人尽可夫的小姐的恋爱事件…。」海明威在出版扉页题写：「你们都是迷失的一代」。此后，这句话随着美国文化不断流传，「迷失的一代」在二战之后成为流行各国的语句。

七等生的小说人物与主题诉求，也大多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经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变迁，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迷失的一代」。我和许多文友，都是那一代的同行者；有人左顾右盼，有人虚无度日。

1977年进入新闻界服务后，我和文友的情谊兼及「编辑与作者」的约稿、退稿、改稿；有时受制于党国政治，不得不委屈求全；有时因退稿难免得罪一些人。每年「时报文学奖」推荐各类得奖者让文友得到意外之财，则是少数的欢喜之事。

1985年10月2日，第八届「时报文学奖」公布得奖名单，七等生以1982年在三大报副刊发表的〈老妇人〉等四篇小说获得「小说推荐奖」，奖金16万。9月下旬决审会议时，引发读者议论的《谭郎的书信》还在「人间」副刊连载，五位决审委员王文兴、水晶、金恒杰、马森、龙应台也在闲聊时互问其中疑点，但就事论事，推荐奖投票时仍让七等生胜出。

其中尤以马森最推崇七等生。《谭郎的书信》完稿后，七等生曾先寄给马森看，后来写了〈我看「谭郎的书信」〉在发表首日配合刊出；我还特别请七等生的学长兼好友雷骧画插图。

然而，发表之时与之后，「人间」同仁确实备受困扰，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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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7日至10月27日，《谭郎的书信—献给黛安娜女神》在「人间」副刊连载。近两个月发表期间，他因书信里对妻子与文友等同行者的批判而饱受读者与文坛人士质疑；作为发表者的「人间」同仁，上班时间常接到读者电话指责，重点不外以下几种：七等生把太太写得那样不堪，你们为什么要登那样的文章？他怎么那么自大，还敢骂鲁迅啊！你们真不该发表啊，他伤了好多人！…

有些不了解文坛状况的文友则来问：那个被约谈的作家是谁啊？那个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是谁？…。唉，那个，那个，好多那个，我都只能笑着说：「哎呀，当小说读就好了嘛。」

我也多次在电话里向七等生转达读者来电的内容，问他可否修改得模糊一点，他的答复都是这样的：「要那样改，我就不会写了，我写的都是真的。」

《谭郎的书信》发表结束后，在一些活动场合仍有人穷追到底问「那个，那个是谁？」我仍笑着说：「哎呀，当小说读就好了嘛。」其中一个虎女同学S特别固执：「哼，那怎么是小说？他太太是真的，孩子是真的，朴正熙被枪杀是真的，还有那个，那个，看起来也是真的啊…！」

面对这些质问，我总想起七等生回答我的那句话：「我写的都是真的。」

──但我不能把他那句话转为对读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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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人物的真实与虚构，历来是作者费心、读者费思、学者费时的课题。张爱玲自承其小说人物「有所本」，七等生回答的那句话，也是「有所本」。从小说发展史看来，要了解作品的风格与诉求，「有所本」应不止于人物，也应涵括作者的本心、本质、本色。

七等生1985年发表《谭郎的书信》时，虽如他所言「都是真的」，但他发自本心的叙述仍留下从真实提炼为创作的蛛丝马迹。读者想要追索的，即是他在提炼过程埋藏的谜题。

时隔三十余年，七等生辞世之后，仍有比我年轻许多的记者来问当年发表《谭郎的书信》之种种。我的虎女同学S ，看到新闻报导又来问我：那个，那个，说来说去竟而叹息了：「唉，好快，我们都快八十啦！」S的言下之意如醍醐灌顶，我醒醒脑决定找出《谭郎的书信》（1985．11，圆神初版）再看看，然而家中遍寻不着。幸得远景出版发行人叶丽晴之助，去年11月下旬寄赠2003年10月远景「七等生全集」中的存书，我才能在S催赶途中重阅《谭郎的书信》，返回历史现场如见故人。

《谭郎的书信》全文十万字左右，系自日记抄录为信，寄给已赴美留学的理想情人；从8月2日至次年4月24日，前后九封，每封多者抄录七日，少者二日。从其中述及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枪杀案及美丽岛事件，确认其时间背景为1979至1980年。

──第一封信开始时，七等生40岁，在通霄教小学，结婚15年，三个孩子从13岁至7岁。

七等生擅以蜿蜒手法铺陈文字，在缓慢节奏中浮现心绪起伏与沉重现实。连载期间，虽然不少文友追问其中几个谜，但最受大众读者指责的是他明白写出对妻子不满，对鲁迅不敬，称美丽岛事件是「暴乱」。限于篇幅，以下仅摘录部分重点与读者分享。

首先，其妻出场是在第二封信8月17日，已经离家五天。其后半个月的信里陆续抱怨与妻子的婚姻纠结：

──「妳给我的信和照片，还有我为妳写的日记全部她都知道了。她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以她的情感尺度来限制我的情感范围，不容我有另外的私情，包括我的精神寄托在内。我和她的婚姻是很悲惨的，长期的僵局总不能解决，我和她都已到了濒临绝境的边缘。…我和她唯一的错误是当时没有考虑到差异问题而结婚。…我已经无法忍受过去受缚不自由的生活，她和我心中早已冷淡而无爱。…我还不能冒然以悔思的姿态去接她。…我内心矛盾着：我希望她能回来照顾孩子，减轻母亲的重担，但又怕她和我合不来，要不是她窃看你给我的信函，就不会发生这次不可收拾的风暴。…我非常悔恨并不深爱她而和她结婚。…」──

几经转折，妻子于8月31日黄昏偕友人回到家，他在第三封信9月2日如此描述：

──「我随之换了衣服骑车到海滨去。她回来得也很意外，我却不能放弃到海边排遣的喜好，我有意逃避到那里，可以缓冲地思考思考。我想她回来就回来把，这原是她的家，有她的孩子，她根本就不应该走开的。我不表欢迎也不表示不欢迎，心里只为我的一份自由担心，因为一切又得恢复旧观，可能更糟。…」──

一般读者来电，大多指责他自私又无情，认为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写在日记里就好，公开发表对他妻子是更大的精神伤害，实在太残忍了…。

其次是鲁迅，在第七封信11月1日；可能是十月底收到情人自美寄来鲁迅小说影本后的阅读感想：

──「我觉得他的作品艺术力不高，不能传得久远，过了这个时代，以后的人所获更少；因为他的用意是要呼唤当时人的感性，背后有煽动的目的，而不是冷静地探索物事，缺乏现实和本体世界的剖解，文学性很渺小，不是和他同时代的，便无法赞同他的理解和思想的触悟，他的讽刺性格，更觉得他并不正派…，《狂人日记》更令人作呕而讨厌。过去我很少看三十年代以前的作家作品，偶而看到便觉失望，台湾某些老前辈作品亦然…。不管历史说他们如何赫赫声名，影响众万人，我仍不觉好感，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众万人犹如地狱的喽啰，无知和盲动，只是恶魔的兵卒而已。」──

当时来为此抗议者，有些是早年在大陆读过鲁迅小说的文坛长辈。有些是鲁迅好友台静农教授的台大门生。另有一些较特殊，是鲁迅之孙周令飞在《中国时报》任摄影记者期间的同事。

鲁迅1936年去世后，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等圣人」。1949年国府迁台，鲁迅和许多留在大陆的三十年代作家作品长期被禁；甚至名字也是敏感词。七等生1985年发表《谭郎的书信》时还未解严，「鲁迅」之名却因他孙子轰动一时的爱情故事，在台湾已通行无阻。

鲁迅年轻时曾赴日学医，其孙周令飞（1953－）在日本留学时认识台湾女子张纯华，两人定情的消息曝光后，日本与台湾媒体争相报导；1982年9月在台北结婚并定居，更是轰动一时。《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得知周令飞善摄影，请他入社担任摄影记者；我们在报社餐厅晚餐时，有时会和他排在一起打菜。

七等生在1979年日记批鲁迅时，周令飞定情事件尚未曝光。1985年抄录发表时，周令飞虽不再担任摄影记者，七等生应知道鲁迅之孙娶了台湾女子住在台湾。但他无所畏忌，保留那一段对鲁迅的批判；甚至兼及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与台湾老作家。我们接到各方来电质疑时，也只能说，「我们尊敬作家的创作自由」。

其三在第八封信，12月19日提到美丽岛事件。──「你在那边大概已知晓了美丽岛暴乱的事件，一定颇表关注和愤慨吧？我只想说一句话：他们真是愚笨而又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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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九封信里，七等生对不得不委身以就的小学教员生活及教育界黑暗颇多抱怨，但仍坚定的每日练习书法，大量阅读哲学神学文学书籍，也称颂通霄的海，三个可爱的孩子，并对幼年出养至台南的弟弟伸出援手，汇款帮他度过难关…。

在那样的生活现实里，在第四封9月25日的信里，他自剖了身为创作者的心境（现在的年轻作者不妨参考比较）：

──「许多人批评我是逃避现实的作家，自恋狂者，我自乐于我个人的想法和表现有什么不可呢？那些批评都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只说明他们是什么家伙而事实上并不了解我。我不想让人完全的了解，虽然我的文字语句如此清晰条理，但他们不知那里面所说的包含着何事；因为让人完全了解，在现势上便易于被人利用，有如三十年代那些作家，个个都是政治和他们的名利心所趋迫的利用者，是十分可怜的。…我从小就受到生活环境的磨难，受到同学的猜忌，受师长的愚弄和污蔑而充满痛苦，现在我知道如何保护和藏匿自己。」──*

也许为了保护自己，他述及文学界时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埋谜书写。在第一封信八月二日与第七封信11月1日及9日提及「韦」，是他「师范学校的同学」，寄来一册「画诗」，是「钢笔素描和她为每张画的题目所做的诗词。」他并且为她写了一万多字评介；是他首次撰写艺评。

──在后来的新闻报导里，想必很多人都已知道，席慕蓉是七等生在台北师范美术科的同学。

第五封信10月8日的日记则是若隐若现的：

──「前几日报载，有关当局约谈了某作家…，报上的消息简约地说是叛国，并已准于交保，等候移送法办；由这一情形看来，谅必证据确切…。在台湾有部分的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非常效仰某作家，而且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他的政治理想的抱负和他本人情感习性之间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才华本性都是好逸恶劳的文人气质…。」──

对陈映真稍有了解的即知，这个「某作家」是1979年10月3日被约谈的陈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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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郎的书信》还埋了多个文艺界之谜；限于篇幅就此打住。回到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小传结尾的一句：

「他尽管有好些明显的缺陷，可能我们这时代有许多最真实的话都是他说的，而且又说得那么真切，也就是这种东西造成不朽的文名。」

这句话也很符合七等生。在《谭郎的书信》，在他的作品全集里，「我们这时代有许多最真实的话都是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