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房地产税有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
时下，房地产税“落地”成为热议话题之一。一方面，这反映了我国民众个人财产从少到多，由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构建公民纳税和政府服务的自主意识和良性循环，迫切需要个税、房地产税等作为直接税的财产税工具介入，是社会现代化的缩影。
不过，除个税为“就业单位代缴”外，由于我国没有对个人征税的传统，税务部门习惯了企业在系统里直报。可是，推出房地产税涉及民众的民生和私产，能否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特别是如何使那些避税能力强、拥有房产多的富人有效纳税，是个大问题。
首先，我国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自然人纳入缴税规范，探索信用惩戒、银行扣款等确保征税效率。美国个人信用体系相当成熟，欠税滞纳金很高，信用约束很强，但每年仍有超过120亿美元的房地产税拖欠。
其次，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服务的数据和技术工具要到位，以使房屋有可信赖的价值评估体系。
再次，是争议处理。房产评估是否公允？怎么解决争议？在法人单位纳税时代，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作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哪怕一个百分点的税基变动，也是不菲的数目。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海量争议和投诉，这就要求不仅评估技术和评估过程要可信赖，还要建立法律保障下的争议处理机制。
最后，综合考虑国内国外的情况，从规模上看，房地产税也很难代替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市场现有各种税费。目前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房地产综合税费贡献，仍是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如果此前社会各界对“是不是要征收房地产税”还有疑问的话，那么，从两会期间传递出的信息来看，房地产税“落地”的路径正逐步明晰。那就是，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房地产税总体思路就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按照这个总体思路，目前正在设计、完善，并进行论证和听取意见。
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是财产收入上的不平等，而非工资收入上的不平等。国际上普遍存在的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四大利器”：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不动产税，在我国还有待完善。对主要由资产增值带来的收入差距，无论从财富社会性和包容性，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看，都需要理性地通过税收加以调节。在定位上，房地产税首先是“调节税”，然后才是“收入税”。
在一些已实施房地产税的国家，对低收入者、孤寡家庭等都有税收优惠，还通过评估价打折（美国有些州打三到四折）、在房价上涨时降低税率（美国有些州税率低至0.2%）、将房地产税支出占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在一定水平（美日都要求控制在3%至5%）等办法，使房地产税对普通居民家庭没有太大影响。就我国而言，首套房一定面积免征房地产税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只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量力而行地改善自己的住房需求，而非靠“炒房”致富，推出房地产税不会影响到普通居民家庭的正常生活。
基于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房地产税这部分收入和支出将更规范，以满足民生和公共服务为诉求。那么，推出房地产税，制度变革的意义远甚地方财源转换。
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税有明确的用途限制（如50%用于学区建设，其余搞治安、修路架桥等，不能用于偿债和转移支付，在年底税票上列出明细等），把完善的公共服务外溢为房价上涨，使业主普遍受益。城市管理者要做的是，让更多人到本地经商、就业、买房，这样税收自然就来了，这就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服务型政府的运作路径。我国征收赋予收入调节功能的房地产税，并非简单地增加个人税负，而是调节住房资源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与个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增加抵扣项）结合来看，完全贯彻了“有增有减”、结构性减税、总税负不增加的思路，对服务型政府的长远改革而言，意义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