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儒释救国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溥仪在伪满皇宫签署文件。（中新社资料照片）

与大多数北洋领袖一样，段祺瑞坚信民国以后的乱象是人们放弃了儒家文化。「儒家的学说是指导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行为和政治的基本理论。理论的权威、结构的稳固、行为的效果都因为外国在中国的行为而发生了动摇，引起人们的疑问。」

这也是段氏悍然终结民国共和体制的思想背景。反对段祺瑞的舆论认为，段氏党国：内政外交无不日趋隳坏，陷于国亡种灭之境。且其为人褊狭媢嫉，爱憎由私。其所恶者，虽贤必摈，如孙洪伊、李长泰、吴佩孚等是也。其所善者，虽恶不黜，如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等是也。意气用事，罔恤国家，不但无新式政治家之精干敏练，亦无旧式政治家之厚重老成。直如破落纨绔子弟，受劫持于干仆豪奴，一任他人之处置播弄，自己毫无感觉者。以如此之人才，即使当专制承平之政局，亦不堪其任，况应付世界之潮流，当此内忧外患多难之中国，有不鼎折覆𫗧贻误国家者乎？

此论虽过于苛刻，却也非无的放矢。

很多军阀是佛教徒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段祺瑞撰〈因雪记〉：披短衣，着下裳，净面漱口后，念净口真言；披长衣，念净衣真言，整冠，取念珠，放下蒲团，跏趺西向坐，瞑目宁神，虔诵佛号，廿转数珠，合掌读愿文，顶礼已，启目，垂手，收念珠入袋中，起身，去蒲团；五年余如一日也。

……因思厉气久钟，不雨雪已数月，既雪矣，乖戾之意大杀，人民灾劫或可豁除；然环顾豫鄂鲁直临榆张北，荫云惨淡，兵气忱霾，自顾职之所在，不免忧从中来。纲纪荡然已久，太阿倒持有年，人事计穷，欲速不达，心力交瘁，徒劳无补，惟有曲致虔诚，默祷上苍，由无量之慈悲，启一线之生机已耳。

从前半段来看，作者似乎是一名与世隔绝、「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佛教徒，而不是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从后半段看，作者似乎是对国事一筹莫展，寄希望于上苍出手拯救中国的政治领袖。段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军阀都是佛教徒，比如孙传芳、唐生智都号称「信佛的将军」，但他们政治和军事活动，并没有显示出佛教信仰对他们有正面影响──正如冯玉祥、张之江等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军人那样，其基督信仰并未减轻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恶行。

坊间有传说，段祺瑞晚年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学生赎罪。这是一个误传。根据王楚卿回忆，段拜佛茹素始于直皖战争失败下野；段氏幼女段式巽说，段以为「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故以吃素来为过去在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忏悔，释冤解结。段晚年胃部溃疡出血，医生家人劝其开荤以加强营养，段氏断然拒绝道：「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可见其修行之坚定。段认为，佛教茹素，是儒家恻隐仁爱的极致。段氏站在佛教立场劝戒世人，主要强调者亦为戒杀，其诗作〈末世哀〉针对施政者云：「天有好生德，忍作荆棘场？因果罔或爽，戕人还自戕。残民逞私意，自然有天殃。」然而，在其任内，却从未停息过战事。

北洋政府是「军绅政权」，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就任大元帅，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他们几乎都尊孔，公开表示要以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下的各省下令读儒家读经典，特别办学校来发扬儒家传统。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用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草拟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词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例如，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纲纪；段祺瑞打败张勋挽救民国，理由也是儒家的纲纪。

对段氏而言，皇帝和朝廷可不要，孔孟之道不可不守。段氏是逼迫清室退位的关键人物，此后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被誉为「三造共和」，梁启超称赞说：「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其政敌吴佩孚也撰写精彩的挽联：「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着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人称「六不总理」

颇为有趣的是，一九二七年秋，段祺瑞在天津与废帝溥仪有一次会见，这两个人都放不下架子到对方寓所拜访，便相约在溥仪生父载沣家见面。这次会见，双方不欢而散。据说，溥仪态度傲慢，摆出皇帝召见湖广总督的派头。段祺瑞十分生气，认为自己好歹曾是中华民国之国家元首，溥仪「到今天还搭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

段祺瑞一辈子以儒生自居，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无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器物层面，他愿意接受西方的科技与军事；在道德伦理层面，他固守中国传统价值。早年，段氏曾就读私塾，对儒家经书有初步了解。其后投笔从戎，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兵法、地利、军器、砲台、算法、测绘等课程。

清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是不可逾越的原则。熟读经史，以感发忠义之心，仍是该学堂的根本宗旨。故每日熟读并背诵经史一段，依旧是学生的必修课，这也为后来段的「文治」打下牢固基础。

与大多数北洋领袖一样，段祺瑞坚信民国以后的乱象是人们放弃了儒家文化。「儒家的学说是指导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行为和政治的基本理论。理论的权威、结构的稳固、行为的效果都因为外国在中国的行为而发生了动摇，引起人们的疑问。」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段氏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正道居集》，以此弘扬儒家价值，反对各种西方思潮学说，为中国未来指出「正道」。其《正道居集．自序》云：「癸亥岁五易之元首，选非其道，浙辽军兴，国无政府，……海内环请，未忍膜视，遂就临时执政。适游士风靡，侈谈新奇，人心浇漓，将无底止。念非孔孟之道不足以挽颓风，欲述斯旨，难已于言。凡有关世道人心者，渐积成帙。友好坚促，一再刊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