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生医科技开路先锋钱煦院士 感谢父亲让我不当选（三之一）

钱煦（左起）、钱母（张婉度）、钱父（钱思亮）、钱复（弟）、钱纯（兄），1953年。（天下文化提供）

钱纯（中）、钱煦（左）、钱复（右）兄弟三人，持高尔夫球杆，1970年。（天下文化提供）

钱纯（右）、钱煦（左）、钱复（中）兄弟三人欢唱高歌，1995年。（天下文化提供）

《钱煦回忆录》一书由天下文化出版。（天下文化提供）

编者按钱煦院士是首位荣膺美国四大国家学院院士的华裔科学家，奠定台湾生医研究基础的开路先锋。其出版《学习、奉献、创造──钱煦回忆录》一书，除对其尊翁、前台大校长钱思亮追思缅怀，亦对其一生致力学术过程留下纪录，本刊与天下文化出版社合作，选摘书中部分内容，以向读者。

由于他早年的阻挡，到1976年我得到其他院士强大的支持被选上时，我就不会终生有个疑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的父亲而当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我们在上海欣喜万分，欢腾庆祝。父亲在上海做了一年经济部特派员办事处化学工程组组长后，于1946年5月从上海回到北大，担任化学系教授和主任。父亲很高兴回到北大任教，最初一切安好。但不幸，两年多后内战演变迅速，北京被围。1948年12月政府派一架军机接北大和清华教授南下。上午才接到通知，下午就要起飞。大部分教授都有牵挂，例如家庭、房产或其他因素，同时因为时间紧迫，所以没有几位要走。

父亲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是他有个感觉，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以后似乎会有困难，再加上我家没有产业、所以比较容易离开。那时北大校长胡适已经去了南京，还特别打电话请父亲坐飞机南下。父亲把我们兄弟3人从学校找回来，全家商量后决定当天就坐飞机走。每人只能带一个手提小包。同机的还有毛子水、刘崇𬭎、袁同礼、马祖圣等几位教授及他们的家属，并未坐满。

那时北京机场已经被炸毁，这架很小的军用机就在天坛前面的水泥地上起飞往南京，然后全家转赴上海。不久父亲应傅斯年校长之邀先赴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教务长。1949年1月我们才坐船到基隆，转赴台北。

大公无私阻子当选

1950年12月20日，傅校长在台湾省议会开会时不幸中风去世。父亲在1951年2月被任命为台大校长，那时他只有43岁，做为一个一流大学（台湾当时唯一的大学）的校长，非常的年轻。他担任台大校长19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我们兄弟3人和内人匡政，都是在他当校长的任内于台大毕业。

父亲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每两年一次的院士选举，他都尽力做到公平公正，为国家选出最好的人才。1972年王世濬院士（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也是父亲小学同学）请几位院士共同提名我为院士侯选人。父亲听说后，认为在他院长任内提我不合宜，立即劝阻，他们就没有提名。两年后，王院士把提名表直接送到院内秘书组，父亲在院士会议上请大家一定不要投票给我，结果我没有入选。

1976年王院士再提名时，请父亲在选举投票时回避，结果我高票当选。各界不但没有微词，很多报纸更以父子同为院士传为美谈。我对父亲遵守最高原则、处事恰当合适，而且对可能有权益冲突时总是敏感回避（不论是实质的或是感觉上的），真是十二万分的尊崇。由于他早年的阻挡，到1976年我得到其他院士强大的支持被选上时，我就不会终生有个疑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的父亲而当选？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公私分明」的重要，也学到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面。没有私产，可以有更多活动性与更多选择。老师不好，也可以自己学到很多知识，甚至决定一生事业的方向。不该得的奖誉，不但不应该去争取，更应该像不义之财一样的避开。用这样的看法，人生就容易满足快乐。西谚说：半杯水可以看为半满，也可以看为半空。我从父亲那里学到总把它看为半满，甚至于更满。

父亲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从来不用心机，不做计较。所以每分每刻、随时随地，他的心境一定是安乐平静，有如止水。虽然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却做到了宗教中最高的境界：道教的与世无争、佛教的清心寡欲与基督教的真诚助人。父亲是他儿孙辈严祥慈蔼的爸爸和爷爷；亲友们真诚平易的戚友；学生们万世师表的尊长。他是世界上一位罕有的完人。

最后班机离开北京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国共内战激烈，时局非常不稳定，几乎每两周就有一次罢课游行，虽然对我们学习有影响，但也因此使我这个跳班的学生很容易跟上所有课程。本来我在医预科读两年后，应该到医学院继续再读5年的医本科，但1948年12月，我们全家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京到南京，最后转至台北。

那时我如果没有离开北京，我这一生就不会和现在一样；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留在大陆，我也会在环境许可之内尽量保持快乐。一个人能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是会被环境所限制，但在某种程度之内，我们还是应该在困难环境下使自己快乐。我的原则是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朝那个方向尽力去做，而不去想如果不这么做会怎么样。在任何情形下，尽我的能力，努力向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