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萧红和我的大妹 身在上海的直爽东北人（一）
汤唯（前）与冯绍峰（后）在《黄金时代》饰演民初作家萧红与萧军。（本报系资料照片）
汤唯演出《黄金时代》时被赞美「萧红附体」。（本报系资料照片）
编者按：两岸史话将以两期篇幅刊登杨雨亭先生的来稿。在他细腻的笔触中，浪迹十里洋场的萧红和独居美国加州的大妹走到了一起，还原出两个曾漂泊零落在大时代中的女子，清冷孤寂的人生归宿。全篇回忆的思绪万千，并穿插着冷静的历史叙述，富有意识流色彩。结尾处，一声「我该去哪儿追寻我的祖国、我的原乡呢？」的扣问，或能惊起台北街头每一个奔波来回的异乡人心头的彷徨之感。
萧红的文字反映出东北人的直爽，如果我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们会有说不完的事儿。
我大妹的面容和萧红有几分神似，都留着浏海，脸上也都有着隐藏不住的怨苦，明白地诉说着不幸的婚姻，这使我对萧红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像是亲人般的感觉。
萧红的文字反映出东北人的直爽，如果我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们会有说不完的事儿。这样，也许在那样的情况下，认识了鲁迅，我就成了30年代的「左派」，待解放后，早早地，我不是卷入胡风事件，就是成为丁玲反党集团一员。以我的思维，接近胡风的多，而以我生活的愿望，则更倾向沉沦于无望的陷溺感的张爱玲。
迁徙流离半个中国
萧红活在中国近代动荡的大时代，她出生在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死在最南方的一个小岛──香港，中间迁徙流离直跨半个中国。萧红死的早，1942年，死的时候才31岁。
萧红只比我妈大上11、12岁，我妈年轻时从四川跑到南京嫁给我爸，再跟我爸跑到台湾，爸爸怕共产党解放台湾，他和妈会被枪毙，我们孩子们要被斗争劳改，1980年代，全家都跑到美国。她和萧红一样，只是迁徙流离的跨度更大。
萧红的一个孩子生下来就送了人，不知下落，另一个生下来就死了，都是女儿。大陆解放后，我妈留在老家的3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们，1960年前就都饿死了，大哥死的时候不过十来岁。我是在萧红过世后11年在台湾出生的，这11年，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萧红是来不及看见了。
我大妹50岁时癌症过世，说起来是十年前的事了。她的前夫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爱上一个谈得来的同学，大妹和他离婚了，那时大妹不到30岁，女儿才5、6岁，之后她一个人在加州带着女儿在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大妹从不诉苦，信基督教后，反而常常喜乐。大妹过世前，癌细胞长满胃肠，又渗入骨髓，无法进食，非常痛苦，她选择放弃治疗，住在安宁病房中，打吗啡，不再注射营养剂，只能喝一点水。
我在台湾，日夜恐惧着，生怕接到美国来的电话，说大妹走了。
没想到拖了两个礼拜，大妹还没走，我想是不是奇迹出现，就打电话给病房里陪大妹的小妹和弟弟，问大妹会不会慢慢复原了，是否可以回家了。
小妹和弟弟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妹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后的阶段，虽然神智还清醒着，但是整个人已经成为皮包骨的一个骨骼架子了。大妹在安宁病房待了3个多礼拜，终于走了。她在加州洛杉矶火化的那个时刻，我在台北家中算着时间，时间到了，我突然放声尖叫、大声哭喊：「我的大妹烧掉了！啊！我的大妹烧掉了！」
1934年12月，鲁迅写信给萧军和萧红，说到：「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来，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来信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萧军、萧红都是东北人，北方人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不能适应是正常的，尤其是要做亭子间作家，起初没有鲁迅的资助、鼓励和推荐，不要说成功，生活都有困难。
1935年11月，鲁迅为萧红的第一本书《生死场》写序，鲁迅这么说：「记得已是4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这几天，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
路旁黄白两色外人
鲁迅回忆起九一八事变以后1932年的一二八，日军在上海突袭中国部队，老百姓惊慌失措，流离失所。到1935年，日本侵华日益逼迫，谣言四起，上海人又成惊弓之鸟。鲁迅的招牌式讽刺文字说「路旁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黄白两色的外人应该是日本人和洋人吧！实在地说，咱们中国的政府与民间社会都缺乏吸取教训和组织群众的能力，一而再地重复着受到攻击、逃难、等待、安逸的循环。
萧红后来和鲁迅很熟稔，1935年一整年，萧红常常往住在上海英租界的鲁迅家串门子，和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包水饺，陪鲁迅的5岁小儿子海婴玩耍，那时萧红和萧军仍住在一起，萧红去鲁迅家，好像萧军常常不在身边，萧红非常爱萧军，但是萧军不能专情，带给萧红很大的痛苦，萧红常常是孤独、寂寞又伤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