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忧「满汉不分」 戊戌变法百日崩盘
紫禁城里的八国联军。（八旗文化提供）
在变法自强的呼声高涨下，一八九八年夏天，光绪皇帝主动制定了正式政策，开始朝立宪制的方向进行全面改革（戊戌变法）。不过，光绪皇帝和变法派在权力尚未稳固的状态下便急于推动制度改革，于是立刻与满洲贵族等既有势力产生了利害冲突。
然而，英国自始至终隐蔽船籍过期的问题，并透过夸大清国对英国国旗的侮辱和「对香港船只管辖权的侵害」，打算诱使法、俄、美各国共同出兵，一举扩大无法靠《南京条约》得到的各种权益。而此时加入英国行列的，是由拿破仑三世所领导，希望扩大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岛）权益的法国。一八五七年底，占领了广东的英法联军一口气进逼天津，因为太平天国战事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清国，不得已只好答应联军提出的和平交涉，于一八五八年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拒和平、弹劾李鸿章
不过，此时经世儒学家们打算守护乾隆皇帝的「天下」之言论，开始在北京沸腾起来。再加上太平天国所象征的基督教势力对既有的儒学与仪式的破坏，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危机意识，故主战论成了当时的主流；乡勇们力战太平天国的身影，毫无疑问也振奋了官场的气氛。当初对于乡勇的活跃感到非常不安的满洲人皇族、贵族，事到如今，为了守住既得利益，也无暇去理会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眼光了。在爆发太平天国之乱的一八五一年即位的年轻不幸皇帝──咸丰皇帝，及其妃子（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也同样强力支持主战论。
面对清国如此的趋势，英法联军为求清国履行《天津条约》，更进一步增强了战力。到了一八六○年夏天，在以咸丰皇帝为首的主战派逃往热河后，联军便进入北京，尽一切掠夺之可能。本章开头所介绍的圆明园残姿，即是这场战争所留至今日的伤痕。或许对于太过凡庸、年轻的咸丰皇帝来说，面对这种重大事件，又要站在第一线担任指挥，负荷实在太重，于是便于一八六一年病死在热河。
变法自强追求革新
让我们再将话题拉回到甲午战争后的情势上。在日本提出的赔偿白银两亿两，以及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和扩大通商利益的马关条约内容传回清国后，「拒绝和平、弹劾李鸿章」的奏文，便顿时涌入北京。
在这当中，身为高级官僚之一的康有为，还提出了六百零三人共同连署的「公车上书（此处的公车，是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僚才会有的称呼）」。其内容除了建议迁都外，也在「变法自强」的名义下，追求各方面的革新。
康认为，借由洋务的再扩大，以达成彻底富国强兵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因此他主张人们应完全屏除过去多数的士大夫心中所抱持的态度，就是把西洋学问看成只有少数通商口岸知识分子才会去学习的卑下之学。就康有为所见，「由皇帝一统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农业为国家基础，而「列国竞争的世界」则是以工业、商业为立国基础。
于是康有为在自己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表示「孔子非属教条主义之人，而是配合春秋战国时代，来订定制度的改革派人物」。同时向世人宣扬，如果要在今世发扬此精神，则不单是西洋技术，更要将西洋一切知识与儒学传统相互结合，试图让更多的士大夫了解西洋学问的重要性。
后来，康有为组织了名为「强学会」的政治团体，会长为清末代表性的洋务官僚张之洞，曾在李鸿章底下展现过干练作风的袁世凯亦参与其中。接着，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大功臣的梁启超，也当上「强学会」的编辑主任，发行了《强学报》。这股思潮为当时的青年士大夫带来了巨大影响；亦是自这个时期起，近代中国把来自西洋的「发展」作为至高命题的意识，开始与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产生密切连系。或许可以说，这个「强」字，正代表着贯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
在变法自强的呼声高涨下，一八九八年夏天，光绪皇帝主动制定了正式政策，开始朝立宪制的方向进行全面改革（戊戌变法）。
不过，光绪皇帝和变法派在权力尚未稳固的状态下便急于推动制度改革，于是立刻与满洲贵族等既有势力产生了利害冲突。
变法派提出了「满汉不分」的目标，希望能够跨出当时以满洲、蒙古人为中心的特权阶层、以汉人为中心的科举官僚、以及自通商口岸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三者间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框架，选出更为优秀的人才。不过，不言而喻，若迅速而彻底采用这个原则，当时已呈现显著凋落状态，亦对西洋知识不甚理解的旗人，将会失去其地位。于是，不喜见到皇室权限因立宪而缩小的慈禧太后，与担忧「满汉不分」的保守派共同发起政变，使戊戌变法在短短百日内就宣告失败。
这样的结果，虽造成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但他们所描绘的强国之梦，反而因为获得了「日本」这个舞台，而掀起了更大的风波。
就在这个时期，担任「强学会」会长的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呼吁前途光明的年轻学生到日本留学，引起了热烈回响。张之洞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国势兴隆，跻身列强之林，是因为年轻学子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欧洲留学的成果所致，鼓吹「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张之洞的亲日留学论，背后其实有日本外交阵营的用心运作。日本外交曾因三国干涉而受过打击，参谋本部于是特别担忧欧洲各国今后的动向，因此积极地对张之洞这位后李鸿章时代的改革派代表人物，灌输日清合作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