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严重少子化是家事还是国事？
摘要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 ；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2023年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纪录，出生率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还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在世界范围内是最低的之一（仅仅比韩国略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左右，也远远低于严重少子化的日本的1.3。
正文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成因
中国的生育率近年来急剧下降，已成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原因首先是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在近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避孕措施的普及，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提升，现代娱乐活动的时间挤占，养育成本的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普及等原因。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世界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相对越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样低，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但是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发达国家，但生育率比发达国家还低，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与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得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首先，以中考和高考的统考统招制度造成了世界上最内卷的教育制度，给家长和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财务和精神的负担。第二，中国大城市一线城市绝对房价和相对房价依然位居全球前列，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一半。最后中国在生育福利方面还远远没有落实，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般会拿出GDP的1%-3%来提供家庭福利，这包括现金，免税还有如普惠的幼托服务等生育福利。
以上原因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在大城市的生育成本接近100万。如果以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GDP的倍数来计算，澳大利亚是2.1倍，法国是2.2倍，瑞典是2.9倍，德国是3.6倍，美国是4.1倍，日本是4.3倍，我国则是6.9倍。所以说如果不解决生育成本和生育福利问题，中国生育率将持续低迷，成为世界上老龄化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
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
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缺乏有效的生育福利政策，中国出生人口将在几年内跌破700万，到2050年跌破500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例将下降到4.8%，总人口很可能被美国等国家超越，而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只有不到1%。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所以，少子化或者说低生育率危机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我们估计，需要用GDP的4%来鼓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从1.0左右逐步提升到1.4，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
生孩子是家事还是国事？
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最终应该由这个家庭来决定，不能强制家庭生育。因此，生孩子首先是家事。在现代社会，由于有社会养老保障，人们可以不再依靠“养儿防老”，而且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生育孩子变成“损己利人”的事情。但是仅仅出于每个人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会少生，但是每个人少生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就会付出严重的代价。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所以生孩子即是家事又是国事，现在的问题是家事和国事出现了利益冲突。国家必须把生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在财政方面慷慨地用来奖励家庭，才能解决家事和国事的利益冲突。
超低的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会产生很多负面后果。长期低生育率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不断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与创新力息息相关。庞大的本土市场和人才规模是创新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更大的人口就意味着可以有更大的研发投入。在AI和互联网时代，拥有庞大的客户和数据更是训练算法的固有优势，这是为什么美国在互联网和AI领域远远强于欧洲，中国也是得益于庞大的市场和人才培育了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一些顶尖的科技项目，如大飞机，高铁，半导体等只有人口大国才能具备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另外我的研究也发现，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冒出来的机会减少，年轻人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受损。所以虽然中国现在的创新力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但是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和社会的老化，中国的创新力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美国企图封锁和打压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抗压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这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前景，也会影响未来每一个人的收入。
所以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国事。而国事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中国人来说，不是虚的，而是会实质性地影响每一个人收入的。当然这种影响会有一代人的延迟，因为从孩子出生到成为纳税人和创新者有二十几年的延迟。但是这种延迟的效应是必然的，所谓的灰犀牛必然会撞来的。要使得中国避免二十年以后的经济和创新的困境，只有现在提高生育率。所以迫在眉睫地需要推出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来解决这个囚徒困境。
因此，国家需要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本文最后附上了生育福利的十项政策建议。目前只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生育支持政策，这是不够的。生育福利政策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一是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补贴生育，二是因为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但不一定是为本地做贡献。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担当得起提高生育率的重任，只有在国家的层面出台生育支持的政策，才有足够的能力提高生育率。
每个家庭奖100万多不多？
生育福利包括现金，税收减免，住房补贴等财务奖励，还包括建设托儿所等生育支持的福利。按照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些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如北欧国家将GDP2%以上来用于提供生育福利，他们的福利水平和生育率都高于东亚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方向。鉴于中国的生育成本主要是教育和住房成本更高，中国可能需要拿出GDP的4%的财力来提供生育福利，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如果每年拿出GDP4% (5万亿)，分摊到每个家庭，可以让二孩家庭，从孩子出生到成年，总共获得100多万的生育福利，当然发放的周期和形式需要具体设计。
100万听起来很多，但是就是一个家庭的直接经济负担，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全国家庭平均的养育成本是50万元左右，而大城市家庭的养育成本约需要100万元。而且这个数字未来会随着物价和教育成本的上升而上升。100万如果分摊到二十年（240个月），每个月也就四千多元，也就覆盖了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家庭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所以国家至少应该帮助家庭负担所有的直接财务成本。
4%的GDP用来提供生育福利，中国负担得起吗？4%还不到一年的GDP增长，我们把增长的部分用来提供生育福利是完全有能力的。另外，中国有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其他国家高了10-30个百分点。这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房子等等。过去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然而当前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完全可以把这一部分的投资用来投入到人力资源的生产上。
其实，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低迷，几万亿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多了一个孩子需要买更大的房，更大的车，这正好可以拉动现在的消费需求。另外如果生育率提高了，有更多的人口，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就会比较乐观，各行各业的投资信心也会提升。中国经济不仅有能力拿出5万亿，而且非常需要5万亿来提振消费和投资。投资孩子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好的投资，不仅短期可以解决经济下行压力，而且会真实地转换成长期的中国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
具体实施上短期可以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来提供资金支持，恰好中国经济现在很需要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长远来说，生育福利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全民税收，这对单身和丁克家庭是否公平？从长期而言还是公平的，因为孩子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孩子的人补贴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而且这种福利，解决了低生育率的囚徒困境，会把整个经济的饼做大。
结论
中国已经陷入严重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其后果是经济长期低迷、创新力受损，国力衰退甚至导致中华文明式微。要扭转少子化趋势，就需要加大生育支持的政策力度，切实减轻生育成本，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养得起。生育支持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总额，估计要达到GDP的4%左右，但这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也就必须要推出世界上力度最大的生育支持政策。4%的GDP即5万亿左右，平均每个有孩子的家庭奖100万听起来很多钱，但是非常有必要，可以承担，而且有很好的短期和长期的回报。
孩子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好的投资。中国正面临生育率下降、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等问题，恰恰可以通过给有孩子的家庭发钱来刺激经济，形成一举两得的效果。短期来说，补贴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长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改善养老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只要积极投资孩子，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前景将依然看好。
附录:具体的十大生育福利政策建议
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应对少子化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支持生育的政策建议：
1）现金补贴
针对家庭按照孩子数量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每年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元左右的补贴。
很多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会针对多子女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比如：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德国目前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获184欧元，第三个孩子每月获190欧元，第四个孩子起每人每月获215欧元。相比这些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也必须推出同等甚至更大力度的现金补贴政策。
(2) 个税和社保减免
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
之所以要现金和减税相结合的方式，是考虑到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农村要高很多，而城市里的父母也缴纳更高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另外，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可以针对上述税务补贴政策再打一个补丁，即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而言，通过该项政策所获得的补贴将设置上限，进而确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3) 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
购房补贴的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
4）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6.3%。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以上四项措施是效果最明显的，估计能够提高生育率30%-50%。如果没有这些福利，未来中国生育率会下降到0.8（相当于现在韩国的生育率），而如果有这些福利，未来中国生育率可以提升到1.1至1.2，接近日本的水平。这些措施需要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估计需要GDP的4%，但这是非常值得的。以下几项主要是政策方面的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但是需要观念上改变。
5）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6）提倡灵活办公。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为此，鼓励企业允许员工以包括居家办公在内的多种灵活形式参与工作，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重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每周还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
7）引进外籍保姆。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建议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允许从国外引进参与抚养孩子和家政服务的专业人员，从而为家庭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
8）扶植辅助生育技术。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生育技术的帮助。为此，在确保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鼓励在更广范围内使用辅助生育技术，帮助原先各类受困于不孕不育等疾病的家庭看到迎接新生命降临的希望。
9）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在很多欧洲国家，非婚生子女所占的比例甚至可能超过一半，即不再强行将生育与婚姻挂钩，尤其是确保“单亲妈妈”也能在社会上获得公平的对待。相比之下，中国的非婚生子女目前仍可能在户口登记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障碍。
10) 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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