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女孩：我们的学校，是场斯坦福监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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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林女孩：我们的学校，是场斯坦福监狱实验
前言
开学季到了，空气里似乎都弥漫起青春的气息。雨后的青草和胶皮跑道，阳光下挥汗如雨的少年，秋风中沙沙翻动的书卷……青春是一粒种子，告别前，我们与其共同生长；告别后，我们时刻怀念它结出的青翠和芳香。
学校组织话剧《雷雨》排演比赛，导演简行和演员绿可因此结缘。在所有四凤里面，绿可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因为只有她提出四凤不该落得被电死的下场。简行被打动，最终成全了绿可版四凤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只有他们知道，四凤是穿过围栏，跑到林区，获得属于她的新生了。然而，现实世界中挣扎于迷茫与抑郁的绿可，又将怎样收获属于她的新生呢？
戏局难得的青春题材又回来啦！不要错过哦。这个故事送给每一个热爱青春，热爱自由的你。
第一场
“四凤谁演？”语文老师在讲台上问，这是“雷雨一组”的最后空位，我是导演。
绿可坐在第三排，她举起手，袖子褪到手肘处，一截白皙的小臂在穿堂而过的暖光下格外显眼。
教室热闹起来，等着看绿可怎样演绎这个有些阴柔的人物。她是那种班里追着男生满屋跑的狠角色，小时候女生玩洋娃娃，给它们换衣服，只有她把娃娃摆在床沿上，用小棒挨个打着玩。
我学着娱乐圈的叫法，叫她“四凤老师”，后来觉得拗口，又改成“四老师”，最后干脆学着乡村爱情中称呼赵四的语气，叫她“老四”。这对于一个女生来说着实是个难听的称谓。在我这样叫她后，班里人对她的称呼都发生了变化，甚至老师也曾以“老四”相称，为此我收获了不少“毒打”。
但那时的我并没有爱上她。
准确地说，对于一个16岁的男孩，没有爱，甚至没有喜欢，只是觉得谁好，谁不好。显然，那时的我觉得，她不好。
高一下学期的学业不重，有15天的时间彩排，我们这帮理科生只好翘些体育，地理课。我从年级主任那借来钥匙，把座椅推到两边，留出舞台的位置，充当片场。
绿可最后一个走进来，不耐烦地坐到后排，趁着没有她的戏写两张卷子。片场的气氛被引向莫名的颓丧情绪，大家都盼着早早收工，敷衍了事，我只好耐着性子挨个“讲戏”，勉强把剧组稳住，不至于解散。
“简老师给咱演一个呗。”绿可放下笔，敲着桌子起哄，要我一人分饰两角，一边演四凤，一边演周萍。我只好在讲台前对自己又搂又抱，再推开自己，娇羞地骂上两句。
“我们简老师还挺妩媚。”组里的男生起哄。绿可在座位上笑得十分满意。
气氛问题得到解决后，台词问题暴露出来。对于这样一帮平时背课文都费劲的人，雷雨那冗长的台词简直要了老命，我从网上搜来剧本，删改后才发现曹禺老爷子台词设计的精妙，拿掉哪句，剧情都推进不下去。
“背词懂么，背词。”前几幕绿可的词最多，我拿着剧本反复叮嘱。
“明白。背词。”绿可点点头，大眼睛一眨一眨，总让我怀疑她听没听进去我说话。
“那，我问你，鲁贵说完‘妈的，这孩子。’之后，你要怎样答？”我的话吸引来演鲁贵的男生，他在一旁等着看绿可笑话。
“您少说闲话吧。”绿可说罢，把脸转过去，对着观众的方向。
“行，老四，把动作都记住了。”鲁贵竖了个大拇指。
“后面呢？”我问。绿可这段台词在A4纸上足有四行，她刚说出一句就开始得意了。
“后面，后面就是下雨......”
“对，下雨。”我说。
“擦鞋，擦鞋对么！”
“谁擦？”我问。
“我擦。”绿可回答。
“你擦？”我气得背过气去。
“你擦了我擦什么。”鲁贵问。
“再擦一遍！”绿可回答。
看着皮鞋的道具在他俩手上传来传去，我心中升起延长排练的念头，不然这《雷雨》非让他们演成情景喜剧不可。
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燥热的空气是凝胶状的，淤结在窗口，无论把窗子开到多大也不见一丝风。绿可脱下校服外套，把两只袖子打结后系在腰上，衣料垂下来，像是原始人的草裙。
她坐到我旁边，排练的间隙，大家读着自己的剧本，绿可的剧本画得花花绿绿，我离近观瞧，四凤的台词都用荧光笔标了出来。
“四凤为什么会死？”绿可扬起脸问我。
“触电。”回答的同时，我才注意到她是开眼角，眼梢的肤色较之别处要暗一些，像是自带的眼影，此前我从未以这样的距离观察过她。
“我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写死她。她值得活下去，敢爱敢恨的，触个电就死了？”
“因为这是一场悲剧。”
“因为这是一场悲剧。”她学着我的语气，“真残忍，为了制造悲剧就把人家弄死。”
“那你想有个什么结局？”我笑着问她。
“她这样的人，就应该在那个雨夜从屋子里跑出去，绕过裸露的电线，一直跑啊跑啊，人们再也找不见，就是跑到森林的小木屋里，也比触了电死了要好。”她看着窗外浮动的燥热空气，眼睛亮晶晶的。
“呦，这是一口气从《雷雨》跑到《白雪公主》里了。”她的猎奇想法使我笑出了声。
“跟你说不来！”
“也许……我们可以改一下剧情。”
“怎么改？”她把脸转过来，兴奋极了。
“四凤从屋子里跑出去后只有一句台词，对么？”
“对，一声惨叫。”她把嘴张大，为我表演这句台词，“啊！”
“把它删掉。”我说，“不叫了。后面一切都如常，依然和老爷汇报四凤触电死了，但只有我们知道四凤跑得远远的，谁也找不见！”
“这样可以么？”
“我是导演，这叫做二次创作。”
我俩在座位上笑起来。大家背了背台词后，开始了又一轮的排练，这次的目标是兼顾台词和形体，不能各干各的，没有互动。我将他们的剧本收上来，放到讲台上，即使忘了词也不能停下，编也得把戏演完。
于是这一轮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光景，好不容易背下来的词忘了不说，精神似乎也出了问题。周萍的演员看着繁漪狂笑不止，一句词也说不出来，不伦之恋变成了精神病人座谈会。四个人同时在场上时，你抢一句我抢一句，好像嘴长在别人身上，一定要同时发声。
作为“主治医师”，我摆了摆手，让他们慢慢来。
周末，我打车去市中心的剧场，花钱租了一套雷雨的服装：繁漪的旗袍，鲁大海的白马甲，四凤的粉袄，周朴园的睡衣，周家哥俩的正装，撑得编织袋满满当当，我又背又扛，才勉强挪到出租屋里。母亲看了看里边的衣服，觉得它们不干净，花了小半天时间一件一件地洗出来，晾在阳台上，乍一看有点周家公馆的意思。
我看着随风摆动的服装，视线逐渐聚拢到四凤的粉袄上，脑中不自觉地出现绿可穿着它的样子。我笑了笑，那样子一定十分滑稽。
戏服被母亲洗过后不能按原样塞回编织袋，我只好抽出几件扛在肩上，右手提着袋子，身后背着书包。我不想让人撞见这种狼狈相，于是起得很早，早到门口保安提着水壶向我跑来，估计是把我当成了小偷。要不是我穿着校服，雷雨一组的导演估计已经坐到了派出所里。
周一的排练时间在下午，他们看过戏服后说我审美有问题，周朴园这种资本家代表穿的睡衣让我选得像寿衣。我本想反驳，可演周朴园的男生穿上后肥大得很，他往座位上一躺，两眼一闭，双腿一蹬，周萍周冲两个男生立马冲上去，围着他哭天抢地，把我气得笑了出来，繁漪的演员在一边起哄，“送走喽，给老爷送走喽!”
“那咋办嘛，咱也没有赞助，这已经是自费里不错的了。”我冲他们抱怨。
周朴园听了我说的话从椅子上直直地坐起来，眼神僵直，给我表演了一出回光返照，看来演死人比演活人专业得多。
门被绿可推开，她最后一个换好衣服，没有我想象中的丑态，反而很合身。她低着头，奶白色的布料点缀着淡粉色的碎花，一条绒面长裤通体粉色。见她们疯闹，她也冲过去跟着哭丧，周朴园于是躺得更直了，不时还抽搐两下。我坐在靠门的位置上，没有叫停他们的“白事”，视线停留在绿可的背影上。
“简导！”绿可冲我嚷，“还排不排了，过去十分钟了。”
“演，演。”我将剧本卷成一个筒，“开机！”
第一幕比往常进行得顺利。也许是戏服起了作用，演繁漪的女孩把似笑非笑，阴晴不定的颠狂劲全演了出来，一段坐在椅子上的戏，肢体活动大大受限，把对戏的周萍演得拍手叫好，绿可在一边看得出神，我用剧本卷筒在她面前晃了下。
“玲真放得开，台柱子一样呢。”她小声嘀咕。
“你也能。”经过十几天排练生活，我也入了导演的戏。
“我不能。”绿可说罢，继续低头读台词。
玲的繁漪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以至于当时我没有把绿可的话放在心上。
晚上，我将演员拉进一个微信群，绿可是玲儿拉进来的，我没有她的微信。她的头像是一个手绘的卡通小女孩，穿着婚纱，带着红盖头，露出半边脸来，呲牙笑着。我盯着看了好一阵后才点下好友请求，她很快通过了，我将备注改成“老四”，又为这个自己起的外号感到好笑。
“你为什么选四凤？”
“没得选了。”她补了个敲打的表情。
“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放得开。”她又说，“我不能。”
“谁也不是专业的，怕什么。”
她没再回我，聊天停在这里。
下午第三节课正式表演，那是夏天中最热一天，年级里28个班都准备了各自的雷雨，中午气氛就燥热起来，从走廊这头望去，不少穿着民国服装的学生裹在人流里，仿佛整个学校一起穿越到民国，连窗外的车笛也添了些历史的韵味。
修然是我在班里认识的第一个男生，他对演戏没兴趣，但看戏的兴趣极大。
“简导，行不行啊，照你这么排，再多排两天身体都吃不消了吧，不得让老四打个半死？”
“我是导演，导演懂么，地位懂么？”
正说着，有人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我转过去，是绿可。
“简导怎么吹牛逼来着，刚才说谁不敢？”修然看戏的天赋暴露无遗。
“出事了。”绿可说，“周朴园打球给脚崴了，刚送的医务室。”
“啥？”修然一拍大腿，“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啊？”
“我上。”我说。
“你？”绿可问，“你也没跟着排啊。”
“词我熟，衣服给我，放心。”
下午第二节课我们又出去过了遍戏，眼看还有一个课间上台，大家多少有些不安。
我理了理周朴园的睡衣，忽地躺在椅子上，双腿一蹬，一言不发。他们开始没缓过来，是玲儿先叫，“走喽，又给老爷送走喽。”于是大家又齐整地趴在我身边哭丧，你别说，这睡衣真他妈的像寿衣。
上课铃一响，我们在门口候场，班里的桌椅早就推到两边，留出一大片空地来。第一幕大多是四凤和鲁贵的对白，绿可说得磕磕绊绊，没有排练时流畅，鲁贵也忘了几句词，好在他俩没有一言不发地站着，还是让戏顺了下来。我最怕的是他俩在台上把皮鞋传来传去，于是紧盯着绿可的手，好在她没有让我的处女作真的变成情景喜剧。
第一幕结束后，绿可走到后台冲我们甩甩手，“没事的”，玲安慰了一句，走上舞台。
玲儿的繁漪一上场，气氛陡然变化，暗红色的旗袍配上她独特的精神状态几乎抓住了所有观众。
“回来。”玲儿冷笑着，“我请你略微坐一坐。”她歪着头看向周萍，周萍站得离门口不远，候场区就在他身后，我不小心和玲儿的眼神对到一起，背上有些凉意。
“什么事。”周萍接不住玲儿的戏，气场弱下来，反倒贴合了他的角色。
“有话说。”玲儿身子前倾，离周萍又近了一分。
“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周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凶横，把我渐渐也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是你引诱我的。”玲儿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微，“引诱”这个音要破没破，情绪恰好梗在喉咙里。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想象，那样瘦小的身躯能够迸发出如此强的能量。
绿可在后台轻轻拍掌。“台柱子，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对她说。
问题最后出在了真相大白的那场戏上，四人在台上集体忘词，靠着对方一句一句提醒勉强走完剧情。忘词最严重的一段，有人甚至把贴在墙上的剧本摘下来看了一眼，台下观众在努力憋笑。
他们从台上走下来，“很好了。”我说。绿可还在想台词的事，我冲她使了个眼色，她立马明白我的意思，笑着点点头。
最后一场戏，四凤从房间跑出，周冲紧跟着也跑出去。一阵惊雷过后，门外传来周冲的惨叫，四凤的惨叫却迟迟没有等来。
仆人从外面跑进来嚷，“大老爷，不好了，四凤触电死了，二少爷去救，跟着也电死了。”
“不，不，这不可能。”
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有些宽慰，因为我们知道，有那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没有结束。她穿过围栏，跨过电线，一直跑到林区，谁也找不见了。
第二场
《雷雨》告一段落，我同绿可的交流也随之减少。她有她的姐妹，而我正沉浸在两本心理学读物，《乌合之众》和《社会性动物》之中。同时，我得了种不太常见的疾病，胆碱能性荨麻疹，情绪波动和出汗时就会发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痒，而是疼，针扎的疼。于是我的体育课长期请假，窝在班级里看书。
教室很安静，偶有操场上传来的哨声，蓝色窗帘被风吹得鼓出一个大包。绿可的座位靠窗，那包膨胀得越来越大，把桌上的水杯挤掉地上，发出“咚”的一声，连同水杯一起落下的还有满地的卷子。
我起身去拾，绿可气呼呼地从门口进来，几绺头发黏在额头上。
“风，风吹掉的。”我看她的样子像是来寻仇，连忙解释。
“我知道。”说着，绿可在我前面的位置坐下，“我长得不好看这我知道，他们干嘛要说出来呢？”
绿可把我笔袋里的笔倒在桌面上，挑出圆珠笔一支一支拆解，以此泄愤。我跟在后面拼装，她越拆越快，反倒埋怨起我为什么跟不上她的速度。
“没有你这么欺负人的。”我本想说她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可面对她的行为，我实在说不出口。
“就欺负你！”绿可在我的头发上揉了一把，静电使我的发型七拧八歪，“都是油！”她又嚷。
“今早刚洗的。”我理了理头发，把桌上的笔拼好，看我忙来忙去，她的心情似乎好了不少。
自从绿可发现拆解我的圆珠笔能够减压，每每学累了都要来上一次。为了制止她的行为，我将笔换成了一体式的，她于是气鼓鼓地勒令我一周之内把水用光。
我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开始只是小腹处的刺痛，后来全身任何一寸皮肤都可能爆发针刺性的疼痛，连眼皮也不放过。市面上的抗过敏药全面失效，在这种折磨下，我变得情绪化，情绪波动本身又是发病的诱因，恶性循环使我不能完整地在学校坐上一天，下午第三节课就请假早退。
那时绿可不知道我已经病得如此严重，依然像往常一样与我疯闹，她喜欢从后面拍我的肩膀，而这种惊吓每次都会使我发作。临近期末那会儿，绿可兴冲冲地从后面跑过来，用双手在我的后背上一拍，我只觉得全身发热，刺痛感让我想浑身乱抓，而我又不想在绿可面前失态，这种复杂的情绪让我的疼痛达到了顶峰，大腿甚至都在微微颤抖。
“你以后不要这样和我闹了。”我的语气很重，旁边的修然也吓了一跳。
她的肤色很白，委屈起来眼眶就会变红，回到座位也不是，接着同我讲话也不是，只好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等待我缓和下来。修然本来要和我商量家长会那天去网吧的事，见我俩僵在那，也只好瞅着地面发愣。
我愈是着急，疼痛缓解得就愈慢，刚刚恢复到能分心说话的程度就开了口，“对不起，刚实在太疼了。”
“没事，以后不跟你闹了。”绿可站起身来回到她的座位，我把窗户开到最大，大口喘着粗气。
“她是不是哭了。”修然挠着后脑勺，瞧瞧绿可，又转头看我。
“没有吧。”我心里也担心，但是为了不让修然多想，我很快回答道。
我很好奇那天绿可究竟想和我说什么，那是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要同我分享什么事情。绿可没有再找过我，虽然从前她并没有占去我多少时间，但我仍觉得少了些什么。
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修然在生日那天把我们约出来吃饭，和绿可同行的，还有雷雨中鲁妈的演员，江乐。
“这哪是生日宴，这是母女局。”我说。
“你好像忘了，你演的是她爹。”修然低头嘟囔。
“还成了我拖家带口来蹭饭了？”
“差不多。”
我俩和酒店门口的石狮子站在一起，等待她们到来，过了大概十分钟，绿可和江乐才出现在视野里，站在马路那头等信号灯。
“怎么这么慢。”我和修然迎上去。
“洗了头发，又吹了一会儿。”绿可晃晃头。
“算了，和他们说不着的，他们又看不出来。”江乐说。
“这有区别？”修然扭头向我求助。
“有的。”我煞有介事地点头，“没吹干。”
我的话逗笑了大家。绿可嚷着饿，要亲手蒸螃蟹，在海鲜区挑挑拣拣，拿了一小筐，我跟在身后，负责拿她想要又装不下的食物。绿可的指令多得很，抹茶蛋糕要拿，虾蛄也要拿，沿路碰见的炸串也不放过，她的步速时快时慢，食客多的分区，稍一分心就不见了人。
“跟班做得不好哦。”绿可用筐指着我。
“是你这老板太难伺候了。”我举起手上的东西，“一次拿不完的，先放回去吧。”
我跟在绿可后面，她同我聊起假期的补习班，校园里的流浪猫，她的家庭，诸如此类的琐碎事。头顶的音箱放着吵闹的音乐，我逐渐适应了绿可的步速，我们之间偶尔爆发出的笑声让我感到安心。
回到座位，修然已经戴好了生日帽，江乐拿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有两壶清酒。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酒杯捧在手心，一起看饭桌中间的海鲜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气，这样的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却没人感到异样。
“这简行，本来还跟我墨迹，一听说绿可来，屁颠屁颠就答应了。”修然掀开锅盖，打破了宁静的氛围。
“可别瞎说，我一早就说来，请客还不来？”一旁的玻璃板蒙上雾气，酒精的作用下，大家的脸上都有些红晕。
修然的生日很小，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到17岁的。那时的我们并没有察觉17岁是怎样的年龄，或者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但都活得很“尽兴”，没有人想着拼命去抓住些什么，好像一切都攥在手上。感情、前途、未来，踮起脚就够得到，动动嘴就说得清。
修然提议吃过饭去打电动，我说怕女生们没有兴趣，江乐说做什么都可以，绿可的热情却要比江乐高出不少。我原以为她的兴趣来自于抓娃娃机，却没想到是投篮积分器。
我跟在绿可身后，端着一盆“游戏币”，她和修然一左一右，占着两个赛道，哨声响起一个接着一个往里投，计分板的数字不断变化，我从一旁搬来椅子，充当解说席。江乐僵尸打累了，在我身边坐下，一起看绿可和修然的较量。游戏厅里的音乐鼓点很杂，乱哄哄的，绿可出了不少汗，吹好的头发又被她扎起来，额头上黏着几绺碎发。
江乐的父亲打来电话，已经到了楼下，先接她回去。原本江乐和绿可约好一起打车，现在只好问绿可要不要一起走。
“太早了吧。”绿可喘着粗气，“好不容易出来玩一天，假期一直学习，憋死了。”
“那等下你自己走？”江乐问。
“简行和她顺路，她俩都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修然边投边说，像个没有感情的投篮机器。
“啊，好。”我迟了下，尽量显得勉强，“那我送吧。”
江乐走后，我和绿可又在“太鼓达人”前玩了好一阵，鼓棒震得我虎口发酸。分别的时候，修然要我们到家后在群里发个消息，摆摆手，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和绿可停在原地，夜晚悬在头上，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对白该在这里发生，绿可低头刷着手机，我看向来车的方向，期待着出租来得晚一些。这样的情绪经常在我心中出现，似乎生活中每一辆出租都会载她离开，而我能做的，除了期待它来得晚些，别无他法。
“看什么呢。”我问。
“兔子，我家养的兔子。”也许是在电玩城里叫的太大声，她的嗓子有些哑。
“兔子，不是白色的吗？”我没话找话。
“车来了。”她朝高架桥下的方向指了指。
我不情愿地向司机招手，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绿可坐在后座，我们的目光不时在右侧镜里对到一起。
“对了，我的病有救了。北京的医生要我爸去港台买一种药，波力马朗，在大陆这边是禁药。”
“太好了！”绿可说，“那我以后可以找你闹了？”
“当然。”我说。
我送她进了小区，我们的步速慢下来，流浪猫在一楼人家的窗台上卧好，主人从窗户缓缓推出一个铁质饭盒，猫儿吃起来，不一会从草地又跳上来几只，纯白的，花斑的，借着窗子里的灯光看得很清楚，她说这样的光景这个时间总能看到。我用手机去拍，闪光灯吓了猫儿一跳，她用手在我的背上拍了下，说我扰猫。
我送她进了楼道，在电玩城的时候她和父母说过了我送她回来，于是问我要不要见一面。为了证明我“绝无杂念”，我硬着头皮跟她走到了三楼。开门的是她父亲，说谢谢我送绿可回来，要我进去坐坐，我结结巴巴地说父母还在家里等着，就不进去了。
站在小区的草坪上，我朝着三楼的方向望了好一会儿，直到看见一家阳台上晾着校服，和绿可常穿的一件白色卫衣，我才转身离开，心里念叨着，完了完了。从他父亲的眼神中我看出，我表现的“心无杂念”多少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月考的成绩出来，绿可的年级排名下降了三百多，名字从班级后墙的榜上消失不见。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在榜上出现过，自然无法理解。
“上这么多破课有啥用，成绩还掉下来了。”绿可端着盒饭坐到我面前。
“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将桌上的卷子清了清，为她倒出空间。
“暑假，早上九点上到晚上九点，困得我呀。刚趴下没一会儿，就被老师叫起来站着上课，假期作业都没怎么动，下课回家什么也不想干。”她一边说一边用筷子将盒饭里的芹菜叶挑出来，扔到盒盖上。
“越做题分越低。”我说。
“什么？”
“王中明的一句话，一位物理老师。”
“挺有趣，勒令你细讲！”
“我问你，出模拟题的老师是谁？”
“咱们老师呗。”绿可不喜欢这种牵着鼻子式的讲解，举起筷子当作餐刀，威胁我痛快讲完。
“那出高考题的老师是谁？”
“大学老师。”她捏紧拳头，“最后给你一次讲下去的机会。”
“他的意思就是说，高中物理老师和大学老师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高中老师往往在出题的时候会用到一些二级结论，模型的变式，而大学老师喜欢考你问题最核心的本来面目。很多人对问题的核心没有认识明白，就急着做题，有一定几率做对，因为他们把一些二级结论背下来了。但如果没有真正理解，用一个错误的壳把核心问题包裹住，等到高考的时候把这个核拿出来，你就不一定认识了。这个过程需要自己参悟，光补课是没有用的。”
“诶，有道理。”绿可说，“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不猜。”我发觉自己对这种牵着鼻子的话术也很讨厌。
“我在想，活着好像也是这样。”绿可补充说，“如果我们对世界，或是对人的认识出了问题，我们也能好好地在世上生活着，只是不会幸福罢了。只要不触及这个核，看起来就像是正常人。”
那时我并没有认真去想绿可说的话，以至于后来它总在我的生活里回响：一个“核”错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第三场
秋雨下了一场又一场，东北的温度在这时降得最快，大家的校服肉眼可见地变鼓，只有我还穿一件单衣，借着寒意缓解病情。学校大门的流浪猫在雕像后的草坪上蜷缩，入冬前胖了一大圈。校园后身的林荫小路旁放着木椅，爬山虎沿着头顶的木架生长，繁茂的时候能遮住日光，秋末的时候就只剩下光杆，在躺椅上蜿蜒，荒凉得很。
路的尽头是学校的小超市。每到课间，就会有大批学生从教学楼涌出，狭长的道路挤满了人，买到水的学生不慌不忙，晃晃悠悠地往回走，没买到的学生急着过去，逐渐在路口形成一个人流漩涡，漩涡越来越大，最终又成了一个死结。
预备铃响起，漩涡暴躁地运转起来。我在里面看见了绿可的身影，索性不和大部队抢，站在一旁，等着绿可被漩涡甩出来。
“嘿，巧了不是。”
“咋整，咱俩要迟到。”她没好气地说。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别回去得了。”我坐在超市门口的椅子上说。
“化学课，我不想回，回去也听不懂。”绿可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坐到我对面。
“我就没听明白过。”我拧开水，递给她。
“她讲得太快了，只顾前面的学生，举手问还得凑够五个人一起，我可不好意思。”
“下回你尽管问，我都跟着举手，反正我都不会。”
绿可笑出了声。这是她第一次逃课，她说，原以为自己的逃课会在多么盛大的一天，比如周杰伦演唱会，没想到就为了一节不想听的化学课。我问她要不要在学校里走走，问起来就说是体育课，她点头认同，站起来跟在我身后。
近来秋雨很是频繁，积水排不干净，再加上学校的路面老化，铺的砖块松动，碰巧踩到“活砖”就会“咕唧”一声呲出水来。我要她走在前面，做我的排雷工兵，直到两只裤腿全湿，她才晃过神，把我从后面抓过来，勒令我一路小跑。那时的快乐来得实在容易，只要在上课的时间没做上课的事，就是互相看手相，也是津津有味。
趁着课间我和绿可溜进班级，老师在讲台上答疑，并没有察觉。课代表说物理老师请了假，下节课还是化学，绿可摇了摇头，我拽了两张抽纸，擦着头上的雨水。上课铃响起，绿可问我借，我故意将纸抽拿远些，她伸手去抢，被老师抓个正着。
“整天跟男生疯，以后嫁都嫁不出去！”老师说。
绿可的脸腾一下红了起来，把手抽回来，低着头，不说话了。化学老师是个上了岁数的女人，见绿可这个反应，便没再说下去，继续上课。
绿可仍是低着头，我想安慰又不知说什么好，总不能和她讲“实在不行我娶”这种话，小声叫她又不应，于是我把做板报的纸卷成小棒，用它戳绿可的痒痒肉，逗她开心。
小棒刚伸出去，还没戳到人，化学老师正好转过身来。
“简行，你给我出去！”老师的爆发吓了我一跳。
我放下小棒，从倒数第二排往门口走。“别扔，拎着你那小棍儿一起出去！”老师补充道。我只好返回原位，把纸卷成刚才的样子，从前门走出教室。
我不算是好面子的人，这种惩罚不会让我感到窘迫。下课铃响起，我坐在正对着门口的楼梯上，绿可迎面走过来。
“你没事吧。”她问。
“我还想问你有没有事呢。”我被她的问题逗笑，没想到我在她心里脸皮这么薄，“让老师说两句还哭了。”我在她面前挥着纸棍。
她夺过我手里的“武器”，在我的头上打了一下。
我所在的高中是整个东北的重点校，升学率极高，全校二十八个班，一千五百人，每届有八百人高考能过六百分。进入高二下学期，所有分数段的学生都开始努力。我从没问过绿可想去哪个大学，好像在我的概念里她注定在我身边不远处活动，我一转头就能瞥得见她，课间在座位上等一会就能等到她来找我聊天，天经地义。
直到我的排名掉出一千名开外，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和修然在学校附近找了个自习室，学到十点回家。绿可惊讶于我的努力，说我像是变了个人，问我原因，我把嘴边的话咽回去，告诉她人要有些上进心，她笑着说我肯定是想好了报哪所心理学专业的学校，结果发现自己分数不够。
等到我问她想去的学校时，她却没了主意。她说她觉得自己很笨，什么都学不会，好的学校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差的学校说了也没意思，还是不要说的好。
虽然其他学科没有起色，我的数学却长进很快，稳定在130分左右，偶尔能够突破140，一开始和修然在自习室里竞速做解析几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我给他讲这些题怎么做。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她察觉到了我的进步，同学问她的一部分题都会让给我来讲，绿可就是这其中的主要成员。
看着绿可一下课捧着练习册屁颠屁颠地往我的座位走，我心里别提有多爽快，为了能在绿可心里留下更好的印象，我几乎把全部时间分给数学。绿可问的题越来越难，都集中在选择题最后一题和填空题最后一题上，我常常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思考一种和答案不同的解法，尽可能地为她多讲一会儿，但我感觉她并不真的在意题怎么解，倒更像是在训练我。她总是半开玩笑地说，简行数学能过140，她有一半功劳。
“简行，你给我看一眼这题我错哪了。”修然扔过来一沓草纸，上面写满了一道解析几何的步骤。
一般像这样的任务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有时直接解出来并不难，难的是看出别人步骤的错误，我一行行地检验着修然的过程，他站在一边，像是在等待法官判决。
“昨天那题你整明白没有。”绿可在我后面的空位坐下，搓了搓我的头。
“做出来了！”我不假思索地从书桌堂里掏出写好的步骤，事实上我已经等待她多时了。
“嘿，我的你还没算完呢。”修然一只手敲我的桌子。
“晚上的，晚上的。”我堆着笑，把草纸和他扔过来的笔递给他。
“你小子。”修然转过去骂了一句，挠着头走开了。
我花了好一阵才给绿可讲明白，当然这是我以为的“明白”。我要她在我面前重做一遍，她不耐烦地拧开水笔，在中间的一步又卡住了。
“你哪明白了，刚才绕着这说了半天，你又卡住了。”
“你咋这么凶。”她合上笔，扔进我的笔盒里，挥着拳头威胁我，“你自己没讲明白。”
“祖宗，讲理吗？”我指着桌上的草纸，“这题昨晚我回去算了三个小时，就为了每一步能给你说明白。”
“行行行，我算还不行嘛。”见我的语气不对，绿可拿起我写好的步骤，乖乖地算了起来。
看着她白皙的侧脸，我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我突然很怕一个拥有这样笑容的女孩从此与我再无任何关联，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绿可之于我的存在。
修然租的房子离我家很近，因此总是一起走夜路，时至今日，我仍想念那种从楼道走出，晚风扑面而来的感觉，那种确切知道第二天要做什么的日子。有时我想，人们在清吧里追求的那种微醺，大概就是高中结束自习后和朋友一起走在街上的感觉，晚风软绵绵地浮在街道上，压力暂时消失，自己获得了世界的豁免。
“你小子真不够意思。”修然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白天绿可一来你就给人讲了，你爹问你半天你都说不出个屁。”
“你那问法太难了，需要时间。”我敷衍过去。
“少扯淡，你就是看上人家了。”他说。
“不至于吧，都是她来找我，你看我什么时候从座位上动过。”
“我观察你好几回了，但凡有一个课间不来找你，你小子急得呀，那眼神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他哈哈大笑，模仿着我的眼神，“像个小媳妇儿等着山大王来找自己似的。你别说，绿可确实有山大王那劲。”
“你不学习天天观察你爹干啥。”我恼羞成怒。
“说真的，现在谈恋爱的这么多，你啥时候也挑明了，省着提心吊胆。”
“高考之后吧。”
“你能憋得住？”他又开始学我的表情，“你都快写在脸上了。”
“有那么明显？”
“只有绿可看不出来。”他说，“但我是真担心你，你说你俩在一起，你得挨多少欺负。”
“那就不用你担心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像长了草一样。毕业还是个遥远的事情，绿可对我的态度更是未知数，大学她会有更好的选择……我摇了摇头，逼自己清空这些念头。
高二最后的几天，学校抽出时间来让学生拍照留念，因为再开学整个高三年级会搬到另一个校区。天气太热，病情复发，我只好窝在班里，看他们在操场上撒欢，和平时瞧不上眼的一切事物合影留念。绿可和几个女生坐在装篮球的推车上，对着镜头嘻嘻哈哈，接着跳到人工草坪上，最后跑到学校门口的栅栏，对着保安室拍了几张。
我回到座位上，接着看《格式塔心理学》，书中介绍了一个概念，“心理场”，和电场，磁场一样，都是存在着并且对事物有作用的场。我自嘲地想，绿可的心理场一定很强大，不然怎么人在操场上，我却感受得清清楚楚。
正看到这，绿可从后门进来，哈，我捕捉到了她的场。
班里空荡荡的，我用力地翻动着书页，在脑中逐字读出声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看起来没有察觉到她的存在。
“看得挺认真啊。”她拍了下我的肩膀，站在身后吓我。
我顺理成章地合上书，“拍完了？”
“你这书里有没有讲，怎么能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问。
“那你不用问它，问我就行，我不在乎。”
“你凭啥不在乎？”
“在乎也没用，就不在乎咯。”
“我在照片上显得头特别大，他们笑我。”她补充说，“我也知道是开玩笑，但我头真的很大。”她用手圈住自己的头。
“还好。”我在嘴里嘟囔。
“真的嘛？”绿可的手圈得更紧了些，“好像也还行。”
第四场
如果说别人的高三主题是学习，那我的高三就是在学习的背景下忍耐这种“喜欢”的情绪。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种情绪的本质是想和谁待在一起，它被片刻地满足时，你会记住那种复杂的体验，而它不会长久地落空，因此这种体验愈加深刻。
我将这样细腻的工程坚持到了高考前43天。那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没有发生什么让我丧失理智的事情，硬要找出些特别之处来说的话，那天很晴，目之所及的天空都没有云彩。
我将绿可截在半路上，吞吞吐吐地讲我喜欢她。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自己表现得会那么差劲。我将她从马路中央拽到树下，用力地甩了几下胳膊，声带才终于发出声音，像个古老的唱片机，零件锈蚀，每发一个音都要借助外力。她看起来很困扰的样子，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只是和我一同返回学校。
整个下午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心脏一个劲地狂跳，肤色的缘故，即使脸红也不太明显。老师站在讲台上，嘴一张一合，粉笔在黑板上缓慢地移动，反应过来时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公式。我歪头看绿可趴在桌子上，彻底听不进去老师讲的什么，于是拜托同学传张纸条，上面写着“放学后去咖啡厅说吧”，她又传回来，上面写着，“好”。
未来生活中的许多日子，它们失去对焦，丢失细节，重组成一些有意义的画面，只有那天没有，它模糊地，囫囵地存储在我的脑中，每一次试图提取，都是从校园走向咖啡厅的那条小径。
绿可带了闺蜜一起，不是出于对我的戒备，而是对于她来说，这实在是个自己难以应对的局面。我们点了一壶橘子茶，很贵，却没有人在喝，热气从壶盖缓缓冒出，我说要她单独出来谈谈，她跟在我的后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在咖啡厅门口两侧的台阶上，身旁是匆匆的车流，天黑得很早，车灯在马路上连成一条线，风也很凉，吹得她眼睛亮晶晶的。
我说有三个选项，A拒绝，B接受，C搁置，随后我们又说了许多话，关于学习，关于未来。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她的闺蜜有没有喝完那壶橘子茶。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被你喜欢，其实我都没有那么喜欢自己。大年三十那天，我还在外面补课，那时候路上车辆很少，我想，要是能出车祸，而我又不用死，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参加考试了。我总是期待一场杀不死我的变故来改变我的生活。”绿可说。
身旁的车流更快了，连成一条线的车灯像是要把我们引向什么地方。
“有时候我真想和剧本里那个四凤换换，我跑进木屋里，她来帮我处置生活里这团事情。”
她选了搁置，而我却当B处理，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形成了单方面的情侣关系，最后，她干脆选了B。
5.20那天是周一，我在周末提前买好一束玫瑰，不敢带回家，只好借着作业落在学校的由头，将花带到教室。放在桌子上太过张扬，要是班主任赶在她之前进班，那我的爱情和生命就都提前结束了，于是我将玫瑰塞进了她的书桌堂。然而第一次买花的我不会知道，花第二天拿出来时，将会又干又丑。
诸如此类的蠢事我做了很多，买一大包甜品却没有考虑保质期，第一次尝试牵手正撞上物理老师，她小声提醒她母亲在附近后，我原地转了三圈才发现她母亲正站在阳台上注视。
43天过得飞快，我常和同学换座坐到她的身后，或是晚自习的时候坐到身边。我的班主任不是传统故事里的恶魔，在她看来感情是很正常的事，告诉家长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她对我的要求是不要让其他同学看出来，影响别人学习。显然，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我并没有完成，因为我每天把笑容挂在脸上，乐得像是被命运眷顾的傻子。
高考没有想象中的紧张，有了两个人考前考后的加油打气，似乎和平时的模拟考试没有区别。我们没有被分到一个考场，考完英语的时候，绿可给我打来电话。
“简行，你知道吗，考英语听力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能和你出来玩了。”
我愣在电话那头，不断有考生从我身旁穿过，日头猛烈，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起的话，我想找些相对的话回应，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喂，听得到嘛？”她问。
“我喜欢你。”我说。
“我知道。”她回答。
我们去了高中旁边的公园，我说她长得像是未成年，会有警察因为诱拐未成年少女将我抓走。她笑着说我确实是诱拐，不管她选了什么选项，我竟都按照B来。我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公园里的高考生很多，一些人租了观光车，在小径上穿行，有点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味道。几位老人在湖边的亭子乘凉，我们坐在另一边，讨论以后的学校和专业，几只游船停在岸边，孩子兴冲冲地上去，朝老人们挥手道别。
“爱好是什么感觉？”她问我。
“想做，觉得自己有天赋，觉得自己能做成。”
“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当你有了爱好，不管你对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你都会过得很开心。”她说，“我很佩服你这样子。”
“现在你坐在我身边，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我抱住她，问她要不要划船，她点点头，于是十几分钟后，我们也成了湖心随波逐流的小船。摇桨是个累人的工作，我们面对面坐着，她想去桥洞里面看看，那里像是游戏中的地图边界，我装作会划船的样子调整船桨的角度，实际上只是精神朝着那个方向用力。
船在中心打转，过了一阵，我们彻底放弃了自由选定方向的念头，两个人躺在船板上,看云漫过自己。有人说，最理想的相处方式就是不说话也不会感到尴尬，我不完全认同这话，因为那时我们在哼歌，哼一些不具名的调子，或是说，自己编出来的调子。
“林德小学，听说过嘛？”她突然开口。
“听过，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那。”我说。
“没来是好事，我们那个班，老师会在午休时放恐怖片。”她停顿了一会，“够变态吧。小时候我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想着争一争。这样说不太准确，现在我也想要，只不过不会表现出来了，甚至连努力也不会做出，因为我知道我拿不到。我，挺笨的，你也可以说这是想要不劳而获，等待馅饼砸在自己头上。总之，我很讨厌自己这个样子。”
我来不及张口就被她打断，“听我说下去。我小时候特别听话，不让在走廊里跑跳，我就乖乖走，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情。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孩一起去洗手间，她洗过手后用水弹我，我不敢还手，也不敢跑开，这些都触犯规定，我就站在那里给她弹。”
“后来我往班里跑，她在后面追，我摔倒了，磕得满嘴是血，掉了两颗门牙。我去找老师，把她吓坏了，带我去医院，老师说那女孩也不是故意的，小孩玩闹很正常，是在和我开玩笑，她的家长还为我出了医药费。”
“等我没了牙回到班级，她带头嘲笑得最疯。”
我攥紧拳头，从船板上坐起来，“后来呢。”
“老师要她给我道歉，但你知道，那个年龄的孩子会觉得这样的强迫是利用老师达成的，我和老师站在一条线上，反而会引起孤立。”
我长舒一口气，定定地看着她。
“她的家长给老师送了很多钱，老师自然偏袒她，班里很少有人和我玩，但我明明很多事都在尽力做。”
“都过去了。”其实我想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但未来她有我在身边，但我没有，我没有说出口。
“我知道呀，因为除了过去并没有别的选择，失败的经验很容易被我们记住，成功的经验对于普通人来说太少太少了。其实我在认真观察你，你和环境里的其他人不一样，你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成。”她笑着说。
“父母为什么不安排你转学呢。”我问。
“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要考虑换一个新环境会不会对孩子影响更大，这样的想法太过于苛责他们了。”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似乎她对于人类有比我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羡慕你有明确的爱好，这可以成为你做事情长期的动力来源。我很少坚持到底，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没有那么喜爱，也不觉得世界怎样需要我。我的一切，只要让父母开心，自己的生活过得去就好了，所以才总是被身边的环境淘汰。”她侧过身来望着我，“以前我以为我们很像，后来我才发现，你就像天边上挂的月亮，我就像这船上的人，可能那一天来了，我只能远远地望着你。”
船靠岸了。
绿可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同上岸，夜色降下来，公园里的广场舞也准备就绪，霓虹灯闪烁，配合着劣质音响的底噪。人们用“我会永远记住这段时光”表达情感，不代表遗忘其他的日子，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真正被我们遗忘。这些需要被铭记的日子，会逐渐失去细节，丢失对焦，成为下一次铭记什么的背景音，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会显得有些聒噪，像是夏日不具名的虫鸣。
第五场
高考分数公布，她比我高了九分。在我们所属的分数段，想要去985大学也只有几所末流可以选择，几乎没有异地的顾虑。心理学专业报的人不多，我已经可以提前敲定我所在的学校，她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依照家长的意思，学了金融相关的专业。
吃过早饭，我们一同前往舞室。绿可想培养自己跳舞的爱好，我负责每天送她到那里和闺蜜一起上课。近来女性被诱奸的新闻不少，我放心不下，只好在楼道里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等她下课。
那阵子绿可快乐极了，运动果然会使人分泌多巴胺。她学的是韩舞，老师总是说她放不开，我要她跳给我看，她说那算是便宜我，她要回家对着镜子偷偷练习。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个月，我们收拾行李，前往陌生的城市报道。
绿可的舞蹈没有白学，大学的新生晚会让她有了展示的机会。她和同学组队排练了一支团舞，队里有五个女生，其中一个是艺术生，学舞蹈出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队长。她很快看出绿可心里的想法，因为不够自信，所以动作不到位，因为动作不到位所以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这种奇怪，所以更加不自信。她要绿可放开了跳，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我打心里感激，这样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没有意义，也不合适，作为队长，她是最佳人选。
节目的审核团队由学生会成员组成，我对这些组织向来没有好感，以为这是学生自发地对于自己想象中的成人社会拙劣的模仿。我们从小被教育社会是复杂的，又被教育到大学去提前体验社会，带着这种预期，学生自然倾向于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我怕绿可受欺负，审核那天翘了课在台下看绿可演出。她化了妆，但技术并不成熟，脸和脖子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舞蹈顺利通过，她从后台下场，坐到我身边看别的小组表演。学生评委为了把气势撑上去，个个语气凶横，装作舞台经验丰富的老演员。坐在中间的是学生会长，穿着西装，将头发背着梳过去，可能是环境过于恶劣，一绺头发不争气地垂下来，于是他每讲几句话都要捋一次头发，看起来十分滑稽。
另一组女生的舞蹈就没那么顺利了，会长毙掉了她们的节目，但保留了演员，要她们和另一个节目合并在一起，为一首韩文rap做伴舞。重新分组后的舞蹈由会长设计，带有一些剧情，大概意思是要主唱的男生一个个推开投怀送抱的女生，最后选择一位女生，边唱边互动。设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选择了演员中最好看的那一位做了主角，却没有选跳得最好的那位。
“这不合理。”绿可说。
我正和别人分享节目通过的喜悦，没有在意台上的事，“什么？”我问。
“他没有决定谁做主角的权力。”绿可说。
“还好啦，我倒觉得这个设计很像音乐节的表演。”
“可这不是音乐节。她们只是一群想展示自己的学生，她们不是演员。”绿可指着候场区说道，“可能这次过后，她们再也不会选择站上舞台了。”
我才意识到绿可所说是什么意思，但那些女孩并没有反抗，她们只是按部就班地调整后，又走上了舞台。学生会长满意地鼓掌，坐在两边的部长为会长的奇思妙想点赞，舞台上一团和气，绿可的眼泪却掉了下来，眼妆被晕开。
我将座椅的扶手抬起，环抱住她，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哭得更凶了，她的队友转过来看，她摆摆手说自己不要紧，几个节目过后，她平复下来。
我们走出会场，在陌生的校园里穿行，路上的每个新人都对这里恐惧又好奇。至于我们，并没有感到对未知的恐惧，大概是对彼此的熟悉影响了环境，好像我们仍走在高中校园里，只是树高了些，路远了些，身边人的步伐快了一些。
新生晚会过去后就是军训，我出示了之前的病历，坐在病号区。绿可和我不在一个学院，训练的场地隔了一个足球场，学校管得很严，但我总能找到机会溜出去，趴在栅栏网上偷看她，她的同学跟着起哄，次数多了教官甚至认为我是商学院的学生，把我揪过来一起训练。我和绿可面对面站了半小时军姿，是导员费尽口舌解释才把我放回原来的队列。
晚上训练结束，我送她回宿舍。
“大学比高中累。”绿可说，“瞎忙，忙得不知所谓。”
“我也发现了。忙得乱糟糟的。”我说。
“但你总是让我安心。”
“啊？”
“你现在看我的眼神，和高中时一样，亮晶晶的，让我很安心。”
“那是汗掉眼睛里了，看谁都亮。”我笑着说。
“你还想看谁？”
“你们班的女生我也没认全……”我小声嘀咕。
她给了我一拳。
“你记得我们走得最远的一次路吗？”她问。
“记得，毕业那个下午，从公园走回你家，走了三个小时。”
“你说那时候我们怎么那么有精力。”
“我们是想着坐地铁，每看到一站就想着去下一站坐，哇啦哇啦地聊天，莫名其妙地就走到了。”
“我们聊什么来着？”
“看见什么聊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么压抑呢？”
“有吗，我觉得还好。”
“就是累，什么也做不下去的累，被人指使来指使去。我们只是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呢？”
“军训结束就好了吧。”
“简行，这话我听过太多次了，中考结束就好了，高考结束就好了，可从来没有真的好过。”她突然认真起来，“那种人们说的好了，把我的期望调得太高了，我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愿望，也没想有过成就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给我这种好了，要是现在能退休，对了，退休生活才是我追求的。”
“那你要给校长递一份退休报告，我，绿可，今年18岁，正式申请退休，刻不容缓。”
她被我的话逗笑，“校长这些年下来都没见过这种学生，说不定直接开除了。”
“结果都是一样的。”
女寝到了，我们的笑声塞满整条小径，往来的新生好奇我们怎么这么快结成的情侣关系，又是怎样聊得如此开心。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于女寝的楼梯口，开始思考她口中的“好了”，到底是怎样的。
她突然的认真让我回想起入学的时候我和绿可填的那份心理问卷。而几周后心理健康中心的回访提醒我，似乎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的室友们都没有接到回访的邀请。
我和绿可被分到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老师接待我们。
“最近过得怎么样，对大学生活还适应嘛？”
“算不上适应，我不能理解大学一系列让人强制参加的活动，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听人念枯燥的PPT呢？”我忽然觉得自己表达得并不准确，事实上不仅在活动里，老师上课也只是照着PPT念，像台朗读机。
“我看你选了‘有时自己的想法不受控制’这个选项？能说说原因吗？”她问道。
“我是觉得当下的媒体也好，学校的自媒体也好，会输出一些暗示性很强的观点，人们没有能力分辨这是否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外界有意要你产生的想法。”我回答。
“你理解错这个题的意思了，它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幻觉。”
“那没有，怎么会。”我说。
“嗯。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抑郁症，你的问卷主要问题就是勾选了这个选项。”
“是我会错意了。”我笑着说。
我离开了咨询室，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绿可出来，旁边是一家学生开的咖啡厅，我要了一杯榛果拿铁，翻动着一旁的心理手册。绿可的用时要比我长上很多，喝到半杯左右时，她才从房间走出来。我朝她挥挥手，她在我面前坐下。
“说吧，你误选了哪个选项？”我想着她应该也是错误理解了哪个题干。
“我没误选。”她说，“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很难获得快乐，她说我这两个题的得分有问题。”
“那你真觉得没有意义？”我问道。
“偶尔吧，吃好吃的的时候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过麦兜嘛？”随即她学着麦兜的声线说道，“我说我的梦想是吃好吃的火锅，校长直夸我，麦兜，你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呀。”
我们一起笑出声来。人类的愚笨之处在于，他们不会真正地理解对方，又不能与彼此真正分开，于是只能片面地汲取他人的个性，填充自己的生活。我天真地以为，绿可只是与我观点不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后来我才知道，在尝试自杀的题上，她也打了勾。
第六场
那时我们要应付很多饭局，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饭，学长学姐请吃的经验饭，社团组织的团建饭，大学生们慌乱地抱团在一起，不知所措地模仿着成人的样子。
我就是在这时认识了杜雪峰学长。他大我一岁，南方人，高高瘦瘦的，戴着和年龄不符的金丝眼镜。和桌上其他人不同，他的话很少，总是有着置身事外的冷静。饭局结束后我们三个走在一起，他说生活上他帮不上忙，学业上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一起探讨。我点点头，和他互换了微信，随后他乘车去了校外的出租房。
刚入学的缘故，情侣还很少，新生宿舍楼下几乎见不到牵手的男女，我和绿可在附近兜兜转转，就是不想回宿舍。
“杜雪峰真是恐怖，他把别人的位置看得好低。”绿可挽着我的手臂说，“他也是学心理的，但他天然认为心理学应该和抑郁症这样的名词分开，认为抑郁不算是疾病，也没有什么能治疗抑郁，心理学只是精英阶级对普通人的欺骗，而你们是从中谋点小利的人。”
“他的家境应该不错。”我说，“之前我也见识过这一类人，他们都有个有钱的爹。”
男寝和女寝之间隔了大半个校园，要穿过篮球场，足球场，一大片草地，最后从图书馆前的小径斜插过去才能到达。我戴上耳机，从头播放陈奕迅DUO演唱会，我的步速不快，每一次都在第六首歌快唱完的时候走到寝室。
我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白天学一些无所谓的科目，听专业课老师从早八点聊家常一直聊到九点半是常有的事。我们坐在座位上，目瞪口呆地听着老师从师公师伯一路讲到他自己，随后进入课间，在大脑内问自己这样一节课是否值得早起。再一次回到课堂就是针对PPT的朗诵了，在那不甚标准的普通话中，再度过漫长的一个小时。
接下来的环节是订外卖，大学生们聚在一起研究吃些什么。在吵闹声中，外卖小哥来到楼下，放声叫喊着手机尾号后四位，随后大学生从教学楼里涌出，一股脑地扑向小哥那孱弱的电动车，将自己的外卖取走，欢快地回到教室开始用餐。
午餐一般是和绿可一起进行的，我来到她上过课的教室，或是她先下课过来找我，这样一成不变的无聊时光里，绿可是唯一可爱的变数。用过午餐后等待着下午的课程，唯一空闲出的时间，随时有可能被班长或是学校分配的任务占据，比如去听一些报告，或是无聊的讲座。这些活动没有人愿意参加，为了撑场面，只好找校内的学生，既不需要花钱，又服从命令。
大一学生在晚上有着选修课，也就是签到打卡玩手机的时间，阶梯教室里一排排学生卧倒休息，最后几排是情侣，我和绿可选了文学鉴赏的课程，那几乎是这一年来唯一的闪光点。选修课结束后的时间才真正为我们享有，但那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们在校园中走走停停，聊些高中时的趣事。似乎很少有关于大学生活的一些笑料，偶尔引发笑声的，大概是关于她那室友的吐槽了。
我们以为这样的日子将无限延续下去，毕业后更是如此，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怀疑那样平庸的日子是否会以“我们”的形式延续，甚至因此有了抵御庸碌的勇气。
直到突然有一天，杜雪峰发来一条微信，之前的聊天记录被我偷偷删除了。
“大创有兴趣吗？”他问。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问，“我没有学术能力，进组也是混。”
“谁有？不都是在混？”他说。
“总要有一个会的吧。”
“来了你就知道了。”
自从大一见过一面后，我和杜雪峰的联系从未断过，偶尔的几句节日祝福，或是他组的KTV局，不好意思只叫学妹，于是带我一起。这些事绿可并不知道，一来她不喜欢杜雪峰，不希望我们过多接触，二来她不善社交，这样的场合都敬而远之。
我和杜雪峰之间永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处是出于对他这样的人好奇，他也可以为我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绿可和我打算出国留学，他曾经暗示过他有门路。保持距离自然是因为我无法认同他的做法，他和学妹之间的事我也有所耳闻，我不爱议论别人的私事，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他对我格外亲近。
我推开实验室的门，几个人已经等在那，一位陌生的指导教师坐在台前，杜雪峰走上前来同我握手，我几乎是在同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在组里尽量显得我们不熟。
“欢迎新同学。”他说。
“大家好，我叫简行，大二，心理系。”我匆匆地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
老师说明了课题的主要任务和分配方式，我才发现组里只有我和杜雪峰是心理系的人。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利用心理咨询的技术对一名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这个案例分析需要我和杜雪峰完成。我疑惑地看向他，随后在微信上打字：
“我不会。”
“我也不会，有人教你。”他比了个ok的手势。
我和绿可都对心理咨询的技术十分向往，听了这话，我立马在微信上向绿可分享道，“我进了个大创的组，教心理咨询！”
“好事！”她很快回复，“大创经历可以填进出国的简历。”
社会学的几名研究生在一旁讨论项目和数据分析的事，老师先行离开，杜雪峰拉我到走廊里说，“你现在大二，有这个经历写进简历里还是很不错的。”
“我需要做些什么？”我问
“把这些文献看了，写个综述。”他拿起手机，打包发过来20几篇英文论文，“过两天一起吃个饭。”
我点点头，从楼梯下去，绿可在楼下的教室等待很久了，我向她说明情况，坦白是杜雪峰叫我来的。
“看起来像是杜雪峰把活都推给了你，你是个苦大力。”她说。
“我也这样觉得，但是能混个经历，总是不错的。”
“混混混，大学的日子就是这样呀。”她像猫儿一样伸了个懒腰，“最近学校在传，他把我们院的一个学姐弄怀孕了，你知道吗？”
我猛地想起几个月前曾去过一次KTV，他一直在灌一个女孩酒，说什么能帮她介绍实习的项目，这种场合我总是坐在角落里唱歌，不难猜到后面发生了什么，毕竟这是杜雪峰的惯用手段。
“他姑父是副院长，他哥哥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生，叫杜雪松。”我说，“我倒是知道这些。”
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像是在问我怎么知道。
“他自己告诉我的，他从来都不避讳。”我一边说，一边回忆那天的女孩来自哪个专业。
想来荒谬，这样的事情一般和重大利益挂钩，而在校园中，仅仅是志愿时长或是实习机会就足以让涉世未深的女生投怀送抱，这是杜雪峰一贯的伎俩，女生碍于面子也不会将事情说出来，不知道这一次因为什么失手。
“你刚刚说心理咨询的技术是怎么回事？”绿可问。
“开题，等开题做完，会有一个心理系的老师教我这些。”我说。
“听着不错，可你们系的老师你都不太喜欢。”她说。
“这一次应该是研究生导师，没给我上过课的。”我说，“怎么样？这是最近我比较期待的事了。”
“好好学。”她挽住我的胳膊，“你们的学科总是无法满足公众的期待，但我希望你能满足我的。”说着，她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
第七场
组里举行第一次饭局，研究生们和导师讨论着问卷的信效度，顺便问及我负责的综述的情况，我说进行了大半，样稿已经发在群里，导师夸我干活踏实。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学术能力，只是中译中的能力比较强，将论文用有道词典自动翻译后梳理成通顺的话，摘抄出不同的观点，再合并相同的观点。如果说这叫做学术能力，那没有一个教授能强过报社的编辑。
我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工作，都是杜雪峰在忙，那一刻我对自己十分厌恶，除了在他这把简历混得厚一些，我想不到其他方法给绿可一个足够好的未来。杜雪峰把话接过来，说系里他最看好我这个学弟，踏实肯干，人又谦虚，导师说我们两个在打配合，互相恭维，大家一起发出了热闹的笑声。杜雪峰将这段拍成视频发在群里，我从别人手机中听见自己逢场作戏的笑声，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送走他们后，杜雪峰开车带我到一处酒吧，绿可的电话打进来，问我有没有到寝室，我支支吾吾地说今晚要在实验室过夜，任务很重，她要我注意休息。
“感情真好。”他不无调侃地说，“羡慕啊，从高中一起的感情。”
我没搭话，低头刷着手机，我有些避讳在他面前提起绿可，甚至不想从他口中听到绿可的名字。
他点了杯曼哈顿，又为我点了杯长岛冰茶。这里是一间清吧，歌曲的声音很小，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总是有喝多的客人到外面打电话，隔着玻璃听得一清二楚。
“安吉的事，听说了?”他一口气喝了半杯。
“安吉是谁？”我问
“商学院那个，我忘了，那天你回得早，没跟你介绍。”他说，“怀孕了，但这事真不能怪我。她要我给她联系交换生的名额，充其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她跟我说爱上我了，我欺骗人家感情，这不胡闹吗?”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耗着呗，家长能不管，导员能不管？”他用指节敲着桌子，“我跟你讲她要交换到新加坡干什么。那家企业我了解一点，剥削中国劳工的工资，不光是中国劳工，也有印度的，中介介绍来的劳工，护照都压在老板那。你没在国外工作过你不知道，护照被扣就意味着你再也回不来了，她要去的那个岗位，就是帮老板做账的，这个岗位没人能干长，最多不超过三个月，但油水大。”
他喘口气，将剩下的半杯喝完，“能去这个岗的，心都是黑的，现在在这和我装纯。老子就耗着，事我也不给她办了。”
“她要是真看上你了呢？”我问，“我记得那天你们聊得挺深入的，什么哥特艺术，什么精神分析的本源，我还以为你找到了知己呢。”
“聊这些就代表看上了？你有点傻，追过女孩吗你，我真好奇绿可是怎么被你追到手的。”他笑着说。
我的酒量不是很好，顺着他的话回忆起了那天的场景，绿可选了搁置，而我却当她同意我们在一起，这也是一种耍流氓，于是笑了起来。
“主要是想让你嘴巴严点，别出去乱说，但我知道你本来就干不出这种事，我就是和你抱怨一下。”
杜雪峰又叫了杯马提尼，我摆摆手说我有些醉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向洗手间，我拿着他的手机在吧台处等他。玻璃展柜中的摆件很吸引我，一棵树上趴着一只小猫。绿可曾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树与猫，我像一棵树，有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品质很吸引她，而她像一只猫，为我带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
“您好，这个要多少钱。”
“1000元，帅哥。”
“我要一个。”近些日子一直在欺骗绿可，心中总有些莫名的负罪感，加上酒精的作用，我一下刷掉了半个月的生活费。
杜雪峰回到座位上，一头雾水地问，“这单被谁买了？”
“啊？不知道。”我的眼皮在打架，“可能是买这小玩意送的单。”我用手指着桌上的艺术品。
“你小子喝多了。”
杜雪峰拿起艺术品要退，我又从他手上抢过来，“我的，别抢。”
他无奈地点点头，将这单酒钱从微信上转过来，又在我的手机上点了接受，“说好的我请你，这一下刷掉这些钱，你后半个月咋过。”
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吐，心里却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从未想过杜雪峰还有这样细腻的一面。或许在他的心中，我不仅是学术上的工具人，也是他少有的朋友。
他将手机还给我，骂了句：“把女友照片设成封面的人都是傻逼，你是最大的那个，因为你连聊天背景都是绿可。”
早上七点我回到实验室，正撞见绿可坐在长椅上等我。
“你没回实验室，昨晚上哪去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压低声音问我。
“酒吧。”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我根本不会对绿可撒谎，“你在这干嘛，一会你不是有早课？”
“和谁。”她问。
“自己。”我说。
“和杜雪峰吧。”
我说不出话来。
“还有别的女生。”她说。
“没有，就我们两个。”
她将手机甩给我，上面是之前我和杜雪峰一起吃饭的照片，照片上还有商学院的学姐，和其他系的几个学妹。
“我告诉你我大早上来干什么。我给你买好了早餐，想着最近你忙，安慰你一下，我六点从床上起来，六点半就坐到这里了，敲门没人开，我就坐在这里等，一直等到现在。我关注了学姐的微博，这是她之前发的照片。”她又坐回长椅，弯着腰，将脸埋在腿上，“刚刷到的，现在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要去上课了。”
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讲述事情的经过，那天发生了什么，以及昨晚聚餐和酒吧的事情，我把手机上付款的时间给她看，她用手捂住我的屏幕。
“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我讲这些？”她问。
“你不喜欢杜雪峰。我没法告诉你这些。”我说，“能让我的简历迅速厚起来的办法，只有这些了。”
“我们可以不出国的。”绿可仰起脸说。
“可是你想出国，我想要看到你想然后就能做成的样子。”我点点头，“你需要这些。”
“我最近精神状态真的好差，”她说，“在寝室也不能睡个安生觉。你说，我不会真有抑郁症吧。我记得高中时很容易笑得肚子痛，那时我们笑些什么来着。”
“踩地砖，呲水。上自习课讲冷笑话，看我们男生冒傻气。”我说。
“就是那些笑到停不下来，脸上发麻，肚子抽筋的感觉。我想要那些感觉。”
“我们去找。”
正值期末，海滩边几乎没有游客，几位大爷在岸上遛弯，小吃店还没开门。海浪规律地起伏，我拉着绿可坐在岸边的一块大石上，远处的海水不断地冲击一处高耸的石壁，水花在顶处迸溅，我们饶有兴趣地猜测下一次的冲击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水花。一位中年男子在海里露出头来，一旁树立的禁止野泳标识似乎对他不起作用。
绿可向我讲起她的室友。因为年级转换，涉及到搬寝室的问题，睡在靠窗位置的女孩叫来男友帮着搬东西。女寝禁止男生进入，他翻了一楼的窗户，进来的时候甚至没有敲门。剩下的三个女生觉得很不方便，向她抗议，她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偏挑室友换衣服的时候和男友视频通话，晚上制造噪音，早晨五点定闹铃，寝室现在处于冷战状态。
“我不擅长吵架，每次一着急眼泪就先出来了，话都憋在心里，窝囊死了。”她说。
“跟你们导员说，把她调到别的寝室。”我说，“这样下去还有两年，谁能受得了这种折腾。”
“我怕导员嫌我事多。她和老师的关系特别好，之前闹矛盾的时候她和老师梨花带雨地哭诉，说我们欺负她，我们三个只能看她一个人表演。”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诸如此类的问题，绿可很轻松地就能将它们引到一个死结上去，于是生活看起来百无聊赖，举步维艰。
晚上，我带绿可去看了一场草台脱口秀，票价很便宜。我和绿可到得早，坐在第一排，那是我们第一次看线下的脱口秀，不知道这是和演员互动的最佳位置，几乎每一个上台的演员都会拿我们开涮，问我们的年龄，专业，绩点，调侃我们早恋。两个小时的场子下来，在场的观众比大学同学还了解我们的身世。
开放麦环节，观众有机会上台表达，要是台下的笑声不断，可能会被剧组联系，成为草台的固定嘉宾。第一排的观众踊跃参加，只剩下我们的时候，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小一百人的场子里都期待着这对大学生情侣讲出些不为他们所知的青年苦闷生活。我站起身来，绿可向我摆摆手，于是我只好自己站在台子上。观众的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左右，和我们一样的大学生屈指可数。
几个话题在脑中迅速闪过，由于学生时代经常参加演讲活动，这种场合并不会困扰我。
“我是个普信男。”台下随即爆发出一阵笑声。这句话本身没有那么好笑，场子热起来了，往那一杵都是笑料。
“我们都是普通人，既然普通无法摆脱，那我们只能摆脱自信了。我最恨的就是这个舞台的流程，它真的很奇怪，说脱口秀就说，非要从舞台上绕一大圈才能开始，我给你们学一下这几个演员怎么走的台步。”说完，我将麦放回麦架，按顺序学着前几位演员的步伐，有人不好意思摆臂，于是上身挺直，像是机器，有人向观众挥手，动作不自然，像是阅兵仪式，台下又是一阵笑声。
当我沉浸于这种发泄时，我才注意到绿可的眼泪掉了下来。
几分钟后，我从台上走下来，坐回绿可原来的位置。主持人说我很放得开，奖励了我下一场演出的门票，记录了我的名字，我顾不上这些，匆匆留了个人信息后就带绿可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绿可低头刷着手机，手指摆动得很快，在每一个视频上短暂地停留，像是在赶着时间，又像是每一个都没有看进去。我问她在想些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脑子混乱得很，我点点头，没再强迫她说些什么。
回到寝室楼下，绿可终于开口，吞吞吐吐地说，“我终于，知道我和别人的，区别在哪了。”
“我不会发泄。”她说，“你们都可以在那放声大笑，上台讲些有的没的，我不会这些，我的生活里没有这样一部分。”
我愣在那里，我自认为今天的表现不错，应该能把绿可哄得很开心，毕竟过往的时间里我的笑话总是能逗得她频频发笑，高中时，我最得意的就是她在我的座位附近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了。
“我可能真的出了一些问题。”她补充道，“或者说，我一直都是有问题的。”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本科的教育体系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我只能装出一副专业的样子，问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累，很累。”她说，“身体没什么力气，只想躺着。但我一直都这样，哈哈。”
她干笑了几声。
第八场
安吉自杀未遂，被送进了医院。她的照片在学校各大论坛传播，人们对着她的相片意淫，攻击着她的长相，编造着不属于她的故事。由于我出现在其中的一张合影里，也受到了牵连，绿可不厌其烦地在帖子下为我澄清，而我已经没有任何心情点开手机。
绿可的心里升出一股负罪感，她从安吉的室友那打听到医院的地址，带着水果去看她。绿可心里明白，那晚我不会不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凡我提醒一句，事情也许会完全不同。但我没有，我只是坐在角落里一首接着一首地唱，掩饰自己的不安。
两人素不相识，安吉的父母将绿可带进病房的时候，安吉还以为是室友来了，从病床上坐起来才发现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安吉的父母躲到门外，绿可报出自己论坛的id，安吉瞬间就想了起来，这是这么多天以来唯一一个一直在为自己澄清真相的人。她抱住绿可，口中不断重复着感谢。
绿可没有想过安吉会有这样的反应，但却任由自己的脖颈被一股热气冲刷着。过了很久，安吉离开绿可的身体，从一旁拿出抽纸，盖住自己哭红的鼻子。
她们对视了一会，安吉缓缓开口说道：“我不想在学校住了。”
“自己一个人清净。”绿可点头说道。
“我东西还在学校里，我，我不敢回去。”安吉说。
“我陪你。”绿可坚定地回答。
不仅安吉，绿可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她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事了。
和父母报备后，绿可扶着安吉回到学校，由于疫情，门口有学生看守，安吉告诉绿可自己不想通过正门，绿可说她们可以像男孩子一样翻墙过去。两人找到监控的死角，这里是封校管理后常用的翻墙点，正对着两栋宿舍楼，对面是一条岔路，由学生组织的巡逻队一般也不会经过这里。
两人站在栅栏边上犹豫不决，有人从窗户探出头来，他并没有看清安吉和绿可的脸，只是好奇这两个女孩要怎样翻进来又不被巡逻队发现。他一边朝两人打手势示意快点行动，一边用眼睛瞄着角落里的学生，期待他们快点走过来将两人抓个现行。
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窗前，十几层高的学生宿舍长出了无数双眼睛，都盯向这片围栏。绿可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刻在原始的基因上，她只在动物世界里成功渡河的角马眼中见过，只隔着一条河，他们就不会落入虎口。
身后来了两名男生，他们踩着一旁的石头痛快地翻了过去。安吉学着男生的样子，将脚踏在石头上，三楼的人吹起了口哨，似乎在有意地吸引巡逻队靠过来。
这时，有人认出了安吉的长相，他们伸出手机开始拍照，而安吉因为没有经验，卡在栅栏上，正用力地将一条腿从栅栏里抽出去，顾不及眼前的景象。
这一切被绿可看在眼里，她叫停安吉的行为，担心不雅的照片被拍下来，又会在学校里大肆传播，绿可建议安吉联系导员，让他将宿舍里的东西打包用快递发出来，这时安吉才注意到整扇楼的眼睛都朝向这里。她起初不敢跳下来，还好有绿可在下面一直鼓励她。
“我们的学校培养出了怎样的一批人，这简直是场斯坦福监狱实验。”安吉问道。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绿可回答。
回到学校后，绿可和我讲述那晚发生的事情，我问她要是翻墙被抓住，学校给个处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还怎么出国。她告诉我，和安吉走在一起，是她大学以来做的最酷的事。
我和绿可的交流从那天起少了起来，我仍像从前一样关心她生活的细节，她也像往常一样问我吃了什么，只是有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正悄悄发生变化，我们都能察觉到这一点。
“大创的项目做到哪了，导师指导的心理咨询怎么样？”她先挑起了话题。
“他只是被拉进了讨论组，还没开始指导。那个患者倒是说了不少关于她自己的事，组里的同学就是回复一些套话安慰，诸如你要阳光，你要想开一点之类的。”我说。
她愣了一下，“你们该不会准备水过去吧，病人怎么办？”
“不知道。导师的事，谁知道组里要怎么办。”我接过服务生的盘子，递到她的面前，装作贵族的佣人向她行礼致意。
她显然没有关注我的行为，“你们给了她希望，听了教授的头衔，是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得救了。”
“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你和我说有什么用？”我没好气地回答，但其实我对绿可生不起气来，我只是厌恨那个不敢反抗杜雪峰的自己。
没过多久，出国的中介机构要我和绿可做第一份简历，我将大创的项目写上去，并且在括号里加了省级，中介人眼前一亮，说这是很大的闪光点，问绿可有没有参加，绿可摇摇头。
从办公室出来，绿可问我：
“没看你最近跑实验室。”
“最近没有我的事。”
“你们就是这样为别人做心理咨询的？”绿可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早就猜到会这样，把项目水过去，这样简历才厚一点。”
绿可摇摇头，眼泪掉在文件上，打印机的油墨被晕染开，她随即将自己的简历丢进垃圾桶里离开了。正想追出去时，杜雪峰发来信息，说请我出去喝酒，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最近和绿可之间的相处让我总想找些事情逃离。
“大创的项目结项了。”他说。
“结项？可我们还什么都没做啊。”我放下酒杯，疑惑地看着他。
“本来也不需要做啊，个案法的样例分析导师有的是模板，这又不是论文的核心环节。”
“那病人怎么办？”
“她是志愿者，有那么多人愿意听她说她的故事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又没收钱。”他靠在吧台上，看着窗外穿行的车流，“你好像对我们专业有什么误解，想着当救世主啊？我好像一开始就和你说过，心理学是精英阶级的骗术，而我们是谋些小利的人。”
“你可以说你抑郁了，我也可以说我抑郁了，这年头抑郁症已经被用烂了，明星拿来挡枪，普通人拿来和公司请假。都说要重视心理学，其实他们重视偏了，一个被用烂的伪命题，你还想着去救人，你就那么相信现在的确诊体系？”
我想用绿可举例，斟酌几番却还是噎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这是绿可的秘密。况且我刚从他那里拿到好处，反驳显得又当又立。
安吉的事越闹越大，杜雪峰拿出视频威胁安吉，连安吉的父母也劝她息事宁人，安吉万念俱灰，从图书馆的天井一跃而下，正砸在中厅咖啡厅的位置。
学姐的家长扯一块白布，坐在校门口要天价赔偿。学校成立了调查小组，他们找上我，问我一些事情，绿可要我知道什么就说些什么，不要怕牵连自己，我点点头。
导员坐在沙发一头，我在他旁边坐下，对面坐着学校的正副校长，和我们院的副院长，也就是杜雪峰的姑父。
“因为这事心理没留下阴影吧？”导员问我。
“还好，那天我不在图书馆。”我说。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你是学心理学的，你应该明白死者的心理状况？”他又坐近了一些。
“我们只见过一面，没有深入了解。”我说。
“她的心理状况很差，有抑郁史。”副院长和蔼地说。
“您怎么知道？”副院长对安吉草率的确诊让我感到可笑，抑郁症成为一个大筐，一切问题都可以装入其中，这个时候倒是被他们杜家用上了。
“学校的心理中心给的结果，你也做过吧？再加上她原生家庭的问题。你看看她的父母，像是正经人嘛，撒泼耍赖的。”
“孩子跳了楼，父母怎样都不为过。”我说。
“这孩子专业课成绩不错，怎么钻牛角尖呢？”正校长接过话来，“你这个成绩，在保研的边缘吧。专业课学得这么好，不该想不开呀。”
“咱们学校这个专业其实也不错，研究生留在这里挺好的，好好学这学期的课，老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导员说。
“我听同学说，这孩子想出国。”副院长说。
“出国我们学校也是个不错的平台嘛，好好干，还有不少机会。”校长说。
我被邀请来办公室，又被这样从办公室打发出去。
“问你什么了？”绿可问。
“没问什么。倒是他们一直在说。”我回答。
“说什么？”
“学姐有抑郁史……”
“还有呢？”
“问我成绩和出国的事。”
绿可没再问下去，她很清楚学校的态度，也更清楚我的态度，我们分手了。
第九场
剩余的大学时光很快过去，学校为我安排了指定的实习工作，以便和留学的学校对接，一直到毕业典礼的前几天，我都没有返回学校，也许这样能够缓和心里的负罪感。
推开寝室门的时候，室友正在收拾行李，见我走进，他们长舒一口气，总算不用替我打包旧物送到邮寄处。我拉开柜门，一股脑地将衣服填进箱子。
“这么急着走，毕业典礼不参加嘛？”室友问道。
“那么多人，挤在一个会场，听校长无聊的讲话，还是算了。”我说。
“咱们这届毕业典礼不一样，是分着来的。乐队有他们的毕业演唱会，辩论社有表演赛，话剧社有终末表演，你不想看看？”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前天我在教学楼看一海报，话剧社的，女演员穿一旗袍，腿巨长，老大我俩当时就打算去看了。”另一位室友接过话来。
“《雷雨》是吧，海报挂满了，从正门到小礼堂都在宣传。”
我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六年前，随着室友的讨论，熟悉的词汇在耳边炸开，繁漪，旗袍，雷雨，剧场的大幕在我脑中拉开，鲜活的形象一个接一个涌出......
“我也去看看吧。”我说。
“你看这老简，听说有长腿美女，立马就变卦。”
由于是毕业演出，观众尽量穿着正装。我从收拾好的行李中扯出一套皱巴巴的礼服，对着镜子整理好领带和袖口。我并不期望在那里见到绿可，但我仍决定出席，如果大学生活非要仪式性地作结，我倒希望以这种方式。
宣传的效果十分显著，礼堂坐满了人，我和室友到得早些，抢到了前几排的位置，他们嘻嘻哈哈地讨论着大学末尾竟然当了一回高雅人士，我也将关于雷雨的故事咽了回去。我想，我大概没有办法让他们相信，在寝室磨牙打呼的我，曾经也有过关于导演的梦想。
礼堂安静下来，主持人用并不专业的播音腔报幕后，繁漪走到台前，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繁漪的扮相和海报上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室友不断用拳头磕着我的大腿，让我注意演员傲人的身材，我用小腿和他打闹，顾不得台上的表演。
四凤就在这时登台了，台下一片掌声，而我的手就像焊在了口袋里。
绿可穿着粉袄在舞台上出现，她环视着舞台，目光片刻停留在我的方向上，我才拿出双手，生硬地将自己的掌声融入进去。
“念书，干活，他哪样做得好了？我好不容易把他介绍到矿上，他又和工头闹了起来。”鲁贵说。
“我听说，是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的枪，工人们才动手的。”四凤向鲁贵解释。
绿可神情自若，台词十分流畅，像是从剧本中走出来一样，倒是和他对戏的男生很紧张，声音磕磕绊绊，没演出一点做父亲的样子。
绿可与一年前相比瘦了不少，表演的时候下颌总是微微抬起，脸上有着笑意。四凤和周萍拥抱在一起，又被四凤推开，复杂的心理被绿可演绎得很好，她先是推开周萍，又想伸手去拉，又将手缩了回去，短短几秒内一连串的动作，连缩手后腕部微微的颤动都表现了出来。有一瞬间我甚至感到出戏，并不是她表演的问题，而是我对台上的她竟感到陌生。
我才意识到，绿可在未见的一年里，已经成长为那个她向往的“台柱子”了。
最后一场戏，四凤从房间跑出，周冲紧跟着也跑出去。门外传来周冲的惨叫，四凤的惨叫却迟迟没有等来。仆人从外面跑进来嚷，“大老爷，不好了，四凤触电死了，二少爷去救，跟着也电死了。”
绿可缓缓走下舞台，后排的观众们以为演出结束，开始退场，LED屏幕却突然闪烁起来，不受控制地放起视频，讲解安吉事件完整的来龙去脉，台上台下乱成了一锅粥。
校领导冲上舞台寻找LED屏的插线，转过身向音响控制室比了个叉，示意他们切断音频。刚刚退场的观众被礼堂的骚乱吸引回来，人们开始讨论视频的内容，校领导的慌乱为真相做了最好的证明。
突然，会场安静下来，音响师朝舞台挥挥手，示意声音已被掐断，却忘记了提醒灯光师。礼堂外正值雷雨天气，窗外传来一声惊雷，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由于一天有好几场表演，灯光师早就习以为常，他低头刷着手机，全然不顾外面发生了什么，听到雷声，条件反射地制造闪电的灯光效果。
校领导正弯着腰满场找着屏幕的供电线，弓背的身影被灯效投在幕布上，给观众上演了一出新时代的皮影戏。
在灯火闪烁之际，我看到绿可跨过舞台的电线，跳过礼堂的门槛，一直跑，谁也寻不见了。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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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白
心理学，科幻，普通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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