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创新需要经济自由

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选自：《理论与历史》第16章

一种文明是一定世界观的产物，并且，它的哲学在它的每一个成就中得到自我证明。人类生产的人工制品也许可以被称为物质的。但是，在安排生产活动时采用的方法是智力的，是决定着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观念的结果。全面影响其意识形态的精神使得一种文明的所有分支都生机勃勃。

西方社会的标志性哲学是个人主义，对它坚持不懈的苦心经营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制度。它主张观念——不论好的观念还是坏的观念——都源于个人的心智。只有少数人拥有构思新观念的能力。

但是，因为只有在被社会接受后，政治观念才会发挥作用，所以，先驱者的创新是否被接受取决于那些自己不能提出新的思考方式的大众。无法保证这些亦步亦趋、墨守成规的大众会明智地运用赋予他们的权力。他们可能会拒绝好观念（接受这些观念会造福他们），也可能会支持那些将严重伤害他们的坏观念。

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了更糟的观念，也不完全是他们的错。有益事业的先驱者们也同样有错，因为他们没有以更有说服力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人类事务的有利演化最终不仅取决于人类产生学者的能力，还取决于人类产生有益观念通报者和传播者的能力。

一个人可能会哀叹这一事实：当然并非绝对可靠的人的心智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但是，这样的遗憾并不能改变现实。事实上，人类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有选择善恶的力量。在神学家赞美上帝赐予人选择美德和罪恶的判断力时，考虑的恰恰是这一点。

通过把作最终决定的权力转交给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不管多么优秀）的独裁，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无能所固有的危险。期望专制总会站在正义的事业那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专制的特征正是它会设法遏制先驱者改善他们同胞命运的努力。

专制政府的最高目标是阻止会危及它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任何创新。正是它的本性把它推向了极端保守主义——不管一次改变可能会给人民带来多么令人满意的福利，都要保持原状的倾向。它反对新观念和臣民们的任何自发性行为。

长期来看，即便是最专制的政府，极尽无情和残酷，也无法对抗观念。最终，赢得多数人支持的意识形态会获胜并摧毁暴君立足的根基。然后，许多受压迫的人将奋起反抗并推翻他们的统治者。

然而，这可能只会缓慢地发生，并且，可能同时会对公共福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此外，革命必然意味着对社会协作的剧烈扰乱，在公民中制造不可调和的裂缝和仇恨，并可能产生甚至几个世纪都不能彻底清除的苦难。所谓宪法制度、民主政治和民治政府的优越性和价值，在于这一事实：它们使得和平改变政府的方式和人员成为可能。

只要存在代议制政府，就不需要通过革命和内战来推翻不受欢迎的统治者和他的制度。如果执政者和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不再让国家的大多数人满意，他们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其他人和其它制度所取代。

个人主义哲学以这种方式推翻了专制主义学说——正是这种学说给予了君主和暴君们无比的豁免权。它以造物主授予个人的不可分割的权利，来反对所谓被选定的国王的神授权利。与国家的主张——执行正统并消除它所认为的异端——相对立，它赞扬信仰的自由。与执着保留随时间流逝而变得令人讨厌的旧制度相对立，它诉诸于理性。因此，它开创了通往繁荣的自由而进步的时代。

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们没有想到，会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将完全摒弃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所有原则，并宣布个人完全服从于父权的监护之下是政治行动最理想的目标、历史的最崇高的结局和上帝在造人时所考虑的所有计划的大功告成。

不仅休谟、孔多塞和边沁，连黑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会拒绝相信，如果他们的同代人预言，在二十世纪，法国和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大多数学者和科学家会积极投身于这样一个政府制度：在无情迫害异见者和热心剥夺个人一切自发活动的机会方面，它使以往任何暴政都黯然失色。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废除自由、废除一切公民权利和废除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政府将被称为解放，他们会认为这个人是疯子。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历史学家或许能理解这种意识形态上彻底而突然的变化，并给出情意学（thymological）上的解释。但是，这样一个解释绝不能证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引发这场运动的伪学说的分析与批评是错误的。

西方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它保障个人的自发行动的范围。总是存在各种遏制个人首创精神的努力，但是迫害者和检察官们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无法阻止希腊哲学及其罗马分支的兴起或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

先驱们受与生俱来的天赋驱使，在各种敌意和反对下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创新者无需等待任何人的邀请或命令。他可以自愿前进，藐视传统教条。在观念的范围内，西方在大体上总是能享受到自由的恩惠。

接着发生了个人在商业——哲学的新分支经济学的一项成就——领域的解放。那些知道如何通过改进生产方法来使同胞们致富的企业家享有了自行决定权。为满足大众需求而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商业原则，让丰饶之角也能恩泽到普通人。

为了公正地评价西方自由观念的影响，我们必须比较西方和世界上那些从未理解过自由的含义的地方的主要情况。

在现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祖先尚未脱离原始野蛮的很久之前，一些东方民族就发展出了哲学和科学。有充足的理由假定，通过了解东方业已完成的知识，希腊的天文学和数学获得了它们发展的最初动力。

当后来阿拉伯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国家那里获取了关于希腊文学的知识之后，一种引人注目的穆斯林文化开始在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西班牙繁荣起来。直到十三世纪为止，阿拉伯的学问并不逊于同时代的西方成就。但是，后来宗教正统实施了坚定的尊奉国教，在各个穆斯林国家里终结了一切智力活动和独立思考，就像在中国、印度和东方基督教势力范围里曾经发生过的一样。

另一方面，正统的力量和对异见者的迫害无法消除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声音，因为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精神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西方所有迫害中存活下来。从十三世纪起，所有的智识、政治和经济创新都源于西方。直到几十年前，东方通过接触西方而受益之时，在历史所记录的哲学、科学、文学、技术、政府和商业上的伟大人物几乎无一来自东方。

在西方观念开始渗入之前，东方经历了停滞和死板的保守主义。对东方人自己来说，奴隶、农奴、贱民、寡妇殉夫或妇女裹脚这样的风俗、野蛮的刑罚、大众的苦难、无知、迷信和无视卫生并没有任何过错。因为不能掌握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意义，今天他们仍痴迷于集体主义的项目。

虽然这些事实广为人知，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今天仍然热衷于支持这样的政策，它们旨在用一位权威的计划来取代每个个人自治的计划。他们渴望奴隶制。

当然，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会抗议道，他们想废除的“只是经济自由”，而所有“其它自由”将会保持不受影响。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区分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是他们的谬误中最严重的。如果一位全能的权威有权力为每个人分派他必须执行的任务，这个人就不再剩有任何自由和自主权。他只能在严格服从和饿死之间进行选择。

计划当局可能会召开专家委员会来建议是否应该给一个年轻人机会在知识或艺术领域学习并工作。但是，这样一种安排能培养的不过是鹦鹉学舌般重复前人观念的门徒。它会阻拦掉那些不同意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的创新者。如果创新的发起人需要得到那些他打算背离其学说和方法的人授权，就不会实现任何创新了。黑格尔不会给叔本华或费尔巴哈授权，而劳（Karl Heinrich Rau）教授也不会授权马克斯或卡尔·门格尔。

如果最高计划组织委员会最终决定了哪些书要印，谁在实验室作实验，和谁画画或雕塑，还有在技术方法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变更，就不会出现任何改善或进步。在统治者手里，个人就会成为一枚棋子，统治者们在“社会工程”里就会操纵他们，就像工程师操纵他们用来建造房屋、桥梁和机器的材料一样。

在人的活动的每个领域里，一项创新都是一次挑战，这挑战不仅针对一切墨守成规者和传统方法的专家和实践者，而且也针对那些在过去自己也曾是创新者的人。它在一开始遇到的主要是顽固的反对。这种障碍在一个拥有经济自由的社会里能被克服。它们在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socialism）的制度里是不能克服的。

个人自由的本质是背离传统思考和做事方式的机会。通过一位确立的权威来计划妨碍了由个人来做出的计划。

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本文节选自《理论与历史》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