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投资李双霞：突破气候约束不可能三角，绿色投资需要具备跨区域、跨国界视野|ESG洞见

近年来，气候变化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气候投融资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景与全球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求紧密相连。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全球各国都设定了碳中和目标。

在此背景下，当前气候投融资存在哪些挑战，又伴随着哪些机遇？气候投融资在推动实现我国“双碳”目标中起到哪些作用？ 在进行气候投融资时，投资机构通常会采取哪些方式？会考虑哪些衡量指标或评估标准？

近日，针对上述话题，明德投资创始人李双霞为本站财经ESG独家撰文。

明德投资由国际知名基金管理公司Schroders Capital亚洲团队发起设立，聚焦能源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技术/工程突破，在新能源产业链中形成了具备深度和广度的投资组合体系，在氢能、钙钛矿、储能、 虚拟电厂、电池、电控等细分领域形成了产业生态。

李双霞女士为明德投资创始管理合伙人，拥有16年直投和母基金管理经验，历任Adveq（现Schroders Capital）中国投资业务负责人及全球直投团队成员，自创立明德投资以来联合创立或主导投资了包括安泰复材（德国航天碳纤维结构件供应商）、兰兴新能源(英国氢能解决方案供应商)、天域航通（大型无人机、载人通航企业）、德高化成（显示芯片封装材料和工艺）、至微新能源（高性能微米硅碳负极材料）等硬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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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双霞

关于气候投融资的起源，可追溯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此后，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逐渐增加。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气候行动，也为气候投融资提供了政策基础。

其中，《巴黎协定》尤为关键，它确立了全球温控目标，即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水平升幅控制在1.5℃以内。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响应号召，2016年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开始正式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2020年，我国更是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即“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同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气候投融资的总体要求、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等方面。

突破气候目标约束下的“不可能三角”

气候投融资产生的前提是气候异常，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发生了各种极端天气现象和环境问题，其根源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利用方式与发展速度之间的失衡失序，所产生的“外部性”由全人类共同承担。

气候投融资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通常我们只看年度排放总量，但却忽略了累计排放量，实际上在中国公布双碳目标前夕，截至2019年欧盟和美国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已经分别为2800多亿吨和4100多亿吨，均高于中国的2200亿吨。欧美碳达峰的时间也远早于中国，分别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就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即使欧美碳中和的时间表定在2050年，中国定在2060年，留给中国从达峰到中和的时间只有30年，远远短于欧美。

因此，更明确的时间表意味着更为刚性的气候约束，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抑制，需要在经济增长和气候生态、产业升级和绿色溢价、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双重目标下实现平衡发展，难度系数更高。

根据发达国家以往的发展路径，要同时实现上述目标是不可能的。中国企业经过二十来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快速的技术迭代和降本，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以光伏、风电为主的绿色能源价格与化石能源平价或低于化石能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破除了不可能三角，这是中国企业为遏制气候变化、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做出的史诗级贡献。

深挖西部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气候投融资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一批低碳、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以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加快了技术创新和应用，比如氢能作为替代化石能源的清洁能源，从航天航空领域走向广阔的民用和大工业领域，再如通过碳市场、碳信用机制的建立加速了生物柴油、绿色航煤等绿色燃料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在一些原本我国就具备生产制造优势的领域，气候投融资更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同时亦加速了能源结构调整。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和发电量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相对于煤电平价提速，越过平价临界点之后，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份额的继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地区在清洁能源上游资源和应用场景上具备资源禀赋优势，大量企业特别是能源领域大型企业开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由此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的逐步聚集。从这个意义上讲，气候投融资加快了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升级。

在以上过程中，无论是作为风险资本，还是作为债权性质的资金，气候投融资资本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下而上布局“绿色”投资

对于如明德投资这类的投资机构而言，绿色、清洁、低碳，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其次是技术相对成本，即便当前仍然存在一定“绿色溢价”，但需在可预见的未来具备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空间。

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规模化潜力，规模化是降低成本最快的路径，如果一项技术路线非常先进，但产业链上某个环节长期被卡脖子，或者无法形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就很难形成大规模量产的商品。

同时，我们尤为偏好技术和研发出身的团队，创业者具有清晰的迭代思路和超强的执行能力，在市场开拓和管理方面即使存在一些短板，也可以由投资人来一定程度上补齐。

在实际操作中，能源投资需置于全产业链视角和全球能源供需格局背景下考量。其中一个挑战在于，供给端和应用场景在地理跨度上比较大，传统的投资策略主要聚焦于项目端（供给端），但却易忽视下游市场、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而对技术的理解就无法深入。我们更多是从下游逆向寻找市场所需的技术，这也就要求对应用场景理解足够深入，比如在西部或者中东市场，需要长期扎根，融入当地产业，才能够真正了解当地需要什么技术和产品，帮助被投企业实现更快增长。

其次，能源转型领域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其中一个关键材料的替换，可能会导致其他性能受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系统性地理解产品迭代的逻辑，放到未来全球贸易体系中去理解，逆向推导技术路径的选择，才可能在当下去做合理的布局。

绿色投融资需要具备全球格局

据我们观察，国外在气候投资方面和国内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差异：

首先，相较国内市场，国外的气候投融资主题非常明确，尤其在欧洲，气候和能源主题的基金融资相对容易，投资人对这一领域的投资方向认可度和认知度要远高于国内。

其次，国外气候投融资市场层次更加多元、产品和工具更加丰富，一些气候基金、绿色基金，对于早期技术的容忍度也更高。

第三，国外碳市场和碳税等机制的影响权重更大，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比如直接空气捕集、生物质航空燃料等，从目前的成本来看还欠缺经济性，但是考虑了碳市场或碳税的影响之后，商业逻辑可以一定程度自洽。

第四，从资金投向看，欧美市场更加偏好软件类项目，国内更加偏好硬件和生产制造，背后的原因包括商业模式、盈利性等，但我们也逐渐看到软硬件融合的趋势在国内外渗透，欧洲的一些产业资本也开始关心能源安全和独立，希望在本土打造更加规模化的制造业体系，中国的企业和投资机构则希望找到更多高附加值的领域，打破“内卷”格局。

展望未来，资金跨境流动将是一个重要趋势，跨境基金和跨境项目会增加，这是由清洁能源自身的资源分布特点决定的，气候领域的投资机构必须具备国际格局才能够形成竞争力。

新的气候投融资产品和服务也将不断涌现，比如生物多样性债券、基于碳资产碳信用的创新型金融产品等、跨境资本市场联通机制等，都将给气候投融资的规模化和国际化带来新的投资机会。